读《死亡否认》： 在生命道路的千百种伪装中遇见自己

《死亡否认》英文书封

最近重读了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厄内斯特·贝克尔（1924-1974）在1973年出版的名著《死亡否认》（The Denial of Death），感触良多。此书的责任编辑山姆·金恩回忆起1973年末在《今日心理学》杂志社收到此书征求意见稿时，不到一小时就决定要亲自采访贝克尔，电话中从作者妻子玛丽那里得知作者不久前住进医院，已是癌症末期，预计活不过一周，但愿意接受采访，希望尽快安排见面。于是金恩急速赶往温哥华，在医院与贝克尔一见面立即展开深入交谈：“死亡迫在眉睫，他已极度衰弱，哪里还会想要寒暄。我们在死亡面前谈论死亡，在癌症面前谈论灾厄。”金恩这样回忆短短一面对他的影响：“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天至关重要，形塑了我与死亡奥秘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形塑了我与生命奥秘的关系。我将终生铭记贝克尔的勇气、他以忍受痛苦为代价换来的清明思绪，以及他借着自己对思想的热情暂时挡住死亡时展现的风范。能亲眼目睹这样一个人英雄般地承受临死的痛苦，是我的荣幸。”

贝克尔不仅以英雄般的态度直面自己的死亡，在书中也用“英雄主义”作为关键词来分析人类如何面对死亡恐惧。此书导言是“人性和英雄主义”，正文分为三个部分：一、英雄主义的深度心理学；二、英雄主义的失败；三、回顾与总结：英雄主义的困境。首先，英雄主义源于人类的自恋。导言部分提纲挈领，总结全书精要：“英雄主义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其深入人性的程度超过任何事物。原因是英雄主义植根于生物机体的自恋本性，奠基于儿童赖以生存的自尊需求。社会本身是一个规范化的英雄体系。这意味着，任何社会群体都是关于人类生命意义的活生生的神话，是对意义大胆而挑衅的创造。就此而言，任何社会群体都是一种‘宗教’，无论该群体是否这样认为。”贝克尔指出，人类对英雄主义的强烈渴求基本来自于“自恋”。弗洛伊德发现每个人有“自恋”倾向，都会重现希腊神话中纳西瑟斯的悲剧，无可救药地被自身吸引。即使我们在情绪上逃避这个念头，但身体也已经准备独自占领世界。正是这种自恋驱使人们在战争中冲锋陷阵，却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死。弗洛伊德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无意识（unconscious）不知死亡或时间为何物，在生理化学层次、内在组织器官深处，人类觉得自己是不朽的造物。根据贝克尔的说法：“如果赋予一个又盲又哑的生物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和名字，让这个生物从自然界脱颖而出，并意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最终就会形成自恋。这就是人类，人类对自身生化特性的认同，对自己力量和行动的感知，都形成了意识。”此书探讨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于自己做了什么来获得英雄的感受，具有何种程度的自觉？”贝克尔表示：“我们一生在自我分析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何种作为才能获得英雄感。”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英雄主义是盲目的内驱力，令人类耗尽自己……社会为人们需要的英雄主义提供了一套角色，多数更加被动的平庸之人便伪装成遵守社会规定的角色演出，兢兢业业于体制内的晋升，卑躬屈膝却又不无牢骚……”

英雄直面死亡，坦然无惧，因此成为人类社会的崇拜对象。在第二章“死亡恐惧”中，贝克尔提出，“对死亡的恐惧，是驱动人类的主要事情之一”。他引用美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沙勒（Nathaniel Shaler）的观点，说明英雄主义主要是对死亡恐惧的反射：“当我们目睹一个人勇敢面对生命的尽头，会将之视为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崇高的胜利，四处传述。因而，大概自人类演化过程确切展开以来，直面死亡的英雄就一直是崇敬和赞美的对象，但可能在更早的时候，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已然服膺特别强大的勇者，而无视那些懦夫。”

面对死亡恐惧，存在两种观点：“健全心智”（healthy-minded）和“病态心智”（morbidly-minded）。持“健全心智”观点者认为，“初生之时，我们并无死亡恐惧，所以死亡恐惧并非先天之物。愈来愈多的严谨研究探讨了死亡恐惧在儿童身上的实际发展过程，这些研究皆一直认为，儿童要到三至五岁之后，才会对死亡形成某种认识”。持“病态心智”的观点并不反对“健全心智观”的早期经验观察，并承认经验可能加剧天生的焦虑以及继发的恐惧。然而，持“病态心智”观点的人也强调：尽管如此，死亡恐惧是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他们认为，死亡恐惧是一种根本的恐惧，影响其他各种恐惧。无论死亡如何伪装，都无人得以幸免。贝克尔赞成“病态心智”的观点，并指出此书涵盖的众多论点都以死亡恐惧的普世性为基础。

死亡恐惧是导致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知名精神分析学者齐尔伯格（Gregory Zilboorg）在一篇论文中这样描写死亡恐惧无处不在：“在深处险境时的不安，以及挫折与沮丧的背后，永远潜伏着对死亡的根本恐惧，这种恐惧经历了最复杂的详细阐述，并藉由众多间接方式表现出来……无人得以免于死亡恐惧……焦虑型精神官能症、形形色色的畏惧症，甚至是为数可观的忧郁症自杀以及许多思觉失调症，充分证明了死亡恐惧无处不在，与已知精神病理现象中的主要心理冲突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死亡恐惧始终存在于我们的心智功能中。”

但是，以英雄主义的态度面对死亡恐惧也未必总是奏效。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认为，人格是一个结构，该结构的建立是为了逃避“与每个人比邻而居的恐怖、永劫地狱（和）彻底毁灭的知觉”。与其观点一致，现代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人们用什么策略逃避焦虑。“一个人如何被他关于自己的人格谎言所奴役？”对于很多人而言，面对死亡的方式就是传宗接代，养儿育女。但实际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存在极大的分离焦虑危机。何时，怎样在养育教导过程中逐渐放手，克服自己对失去孩子，尤其是失去对孩子控制的恐惧，是每位父母都要面对的问题。克尔恺郭尔提醒父母要让儿童自己去探索实际，发展儿童的实验能力，父母一边需要保护儿童，但也不要硬把自己的焦虑强加于儿童，还不到必要之时就阻止儿童行动。如果儿童被过分看管，他就无法具有这种自信，无法获得一种自我的“内在支持”，最终成为一种所谓“不真实”的人：“这种人不愿意发展自己的独特性，他们遵循一种自动化、没有批判力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他们像儿童一样受限。他们的‘不真实’在于他们不属于自己，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不从自己的内心展开行动，不去看现实的真实面貌；他们是单向度的人，完全沉浸于社会的虚假游戏之中，无法超越社会制约。”这些克尔恺郭尔所称之为“庸人”（philistines）的大多数人，在贝克尔看来正是我们今日所谓的“常态精神官能征”：“大多数人都知道如何安全地活在一套既定的社会准则下。庸人相信，把个人生命强度维持在较低的程度，就可以避免被诸多经历拉到失去平衡。”

面对死亡恐惧，除了英雄主义应对方式和庸人的自我封闭，还有浪漫主义的解药——现代人把自己对宇宙英雄主义的渴望，专注在作为爱恋客体的另一个人身上，从而将寻找自己内心深处所需要的自我荣耀转移到了伴侣身上。贝克尔指出，忧郁症患者的动力机制中存在被忽视的另一种复杂性：藉由取悦另一人，遵从对方所代表的行为规范，来满足对不朽与自我永存的渴望：“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忧郁症患者是懦夫，无法独自站在自己的中心，无法从自身的内心汲取必要的力量去面对生命。所以他把自己置身于他人之中，藏身于必然之事物，并甘于接受这种保护。”如果所爱的对象不是俗世伴侣，而是更高的灵性存在，那么便从人之爱上升到了神之爱。用贝克尔的话来说，就是“移情宣福”。

现代心理学几位重要人物均对“移情”有相似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生活中付出的所有感情，包括同情、友谊、信任等，都与“性”（sexuality）有着遗传学上的关联。对弗洛姆而言，移情反映了人的异化：为了克服自己内在的空虚和无能感，人选择了一个客体并在此之上投射了自己所有的人类特质如爱、智慧、勇气等等。这种对客体的偶像崇拜，是以个体的异化这个事实为基础，也是移情的核心动力。阿德勒认为，移情基本上是一种策略或战术，患者试图以此维持自己所熟悉的生存模式，而这种生存模式有赖一项持续尝试：卸下自己的力量，并交到“他者”手中。根据贝克尔总结，“移情是一种恋物，一种狭隘的控制形式，用来紧缚我们自身的难题”。我们应该听从荣格的建议，“仔细分析每一种迷恋，从中提取我们自身的部分人格，像提取一种精华，进而渐渐认识到，我们会在生命道路的千百种伪装中，一次次遇见自己”。

换言之，如果每个人都能从移情恋物中辨明自己的人格特点，就能将感情与能量抽回，最终投放在自己身上，并且意识到超越自己局限的英雄主义实际上并不可能，因为人无法摆脱自己的人格，正如此书尾声部分引用歌德之语——“人即使抛弃了本性，也无法完全摆脱本性”。继承了弗洛伊德思想的美国社会学家和文化评论家里夫（Philip Rieff）也呼吁我们要回到基本的弗洛伊德主义，坚忍地接受生命的各种限制，以及生命本身带来的各种负担。里夫指出，人为了拥有真正的存在，必须要有限制，而我们所谓的文化或超我设立了这种种限制。文化是与生命妥协，使人的生活成为可能。

在生命尽头完成《死亡否认》一书的贝克尔如此总结：“谁知道前进的生命动能在未来将以什么形式出现？谁知道它会如何利用我们痛苦的追索？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最多似乎就是将某个事物或我们自己打造成筹划，并将其掷入一团混乱的生活，或者可以这么说，将其奉献给生命的动力。”世界始于混沌，而我们的生活也的确像是一场大梦，何时梦醒无从知晓。接受个人的局限之后，也许我们每个人一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与这种混沌与混乱妥协，在一团迷雾中走出自己独特的路径。梦醒时分，无所畏惧，只因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于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