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末，日本朝日电视台播出的《哆啦A梦》新番特别篇《大象和叔叔》中的一个桥段引起中日网友的热议。这集动画片中，大雄和哆啦A梦乘坐时光机回到二战末期的东京动物园，并试图和饲养员一起解救即将被屠杀的大象。其中一幕是哆啦A梦和大雄双手高举呈欢呼状，而口中的台词则是“日本战败啦”。
事实上，《大象和叔叔》在原著漫画的第五卷就已登场，上述情节在后来的多次电视版动画制作中也都被保留，在日本早已家喻户晓。这次事件让我们了解到，在日本国内呼吁反省二战 、防范下次战争发生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但在这个故事背后，动物和动物园为代表的“自然”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乃至殖民侵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大众讨论中始终没有受到重视。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从另一视角梳理日本发动战争的前因后果，更能帮助我们厘清在历史发展中人和自然关系的不断演变。
“动物”的诞生
讨论现代社会中动物的诞生似乎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动物无一时刻不曾存在。但是,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动物和自然的认知与态度无疑是一种颇为现代的产物。
和许多现代汉语词汇一样，“动物”一词最早出自中国经典。《周礼》中就有“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的表述。但是“动物”的现代词源学发端却要追溯到19世纪的日本。在前现代的日本生物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源自中国的本草学。从狭义上来说，本草学研究的是医学和药学，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门研究“自然”的学问。本草学对于动物的研究倾向于以单独的物种（当然，“种”的概念也是现代的产物）为单位。学者可能研究马的日常作息，也可能讨论蛇的生命周期，但他们却不会认为两者同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1822年，兰学家宇田川榕菴在其著作《菩多尼诃经》（“菩多尼诃”在日语里的读音和英语的botanical——即“植物的”——相似）中提出了用“动物”来指称自然界里除了人类和植物之外的生物。
这一看似简单的命名实则包含了一整套价值观的革命。美国学者Ian Jared Miller就指出，宇田川榕菴的术语和论述标志着日本人类和动物关系的一个分岔口。一方面，动物经历了一个“外部化”的过程。当异质的物种被冠以统一的名称之后，它们也变成了可以被人类客观认识和理解的他者。另一方面，动物也被人类所“内部化”。不管是宇田川还是当时其他学者都认为，人类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动物。只是因为人拥有了“智识”才得以和其他的生物相区分。而这种同时进行的外部化和内部化过程也决定了现代社会宿命式的张力：为了和动物彻底区分，人类就必须不断发展。而在文明理性意味着殖民、自然原始意味着被殖民的19和20世纪，这种认知对于实践的影响可想而知。
作为现代装置的动物园
动物园是上述现代“动物观”最直观的体现。日本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是1873年开设的山下博物馆。这座综合性的展示机构位于东京皇居的山下门附近。日本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每个县各搜集来两种代表性的动物，每种两只。其中的一只被安放在博物馆内以供普通民众参观，而另一只则作为展品被送往维也纳参加同年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可以说，日本这第一座动物园最直接地揭示了这种现代装置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的意义：它和博物馆、大学等机构一样，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公共空间，更是一种“现代身份”的象征。它们也因此受到了来自民族国家的直接资助，以期通过它们证明自己和西方列强相等的地位。
1882年，山下博物馆正式被转移到了今天位于上野公园内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与此同时，上野动物园也作为博物馆的分馆一并开业。作为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一部分，早期的动物园受到日本农商务省的直接管辖。虽然从官方的地位上来看，上野动物园是博物馆的附属机构，但是活的生物所具有的人气却是死的文物无法比拟的。开馆第一年，上野动物园的参观者数就达到了205504人次。相比之下，近在咫尺的博物馆只有174444人访问。开业第二年，两者之间的差距更是翻了一番。1924年，政府以庆祝皇太子（也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大婚的名义，将动物园的管理权从中央交给了东京地方政府。得到更多自主性的上野动物园也进一步加快了发展的脚步。到中日战争全面展开的1937年，上野动物园的面积相比开园时增加了一倍，而观众数则膨胀了近四倍。
1937年上野动物园的大象表演。
换一个角度来看，“现代”在动物园中还有两种更为微观的意涵。首先是动物园里不断进步的技术。早期以铁笼为代表的隔离装置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参观者们的观赏需求。1930年全方位展现动物作息的猛兽室、1931年更为开放的猴山以及1938年以玻璃为主体的鸟笼相继被推出。这些技术不断拉近了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从而也使得参观者得以产生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受，虽然这种感受讽刺性地是以另一种生物处在樊笼里为前提。
更抽象但也更重要的另一层“现代”意涵则是来访者通过参观动物园所能掌握的对新权力模式的理解。虽然管理者们确实掌有园内动物的生杀大权（这一权力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但相比于这种福柯口中的“君主权力”（sovereign power）而言，动物园所要传递的显然是一种更为现代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参观者接受了建立在现代知识之上的对他者进行分类、命名和管理的方法，并进一步认同了掌握这种知识的现代民族国家。参观者以典狱长的姿态观看被囚禁的动物们，但同时，他们自己也处在一个更大的全景式监狱中被监视。
不管从微观或宏观，具体或抽象的角度来看，动物园这种装置都在不断推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但随着这种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前述的内部张力又开始往一个相反的方向摆动：当人们和自然越走越远时，又开始为自然赋予更多的价值。野蛮成为了高贵，原始变成了纯真。可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在现实中的走向却并不怎么美好。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人们不再认为日本国内存在什么原始的自然，从而把视线转向了海外殖民地。在“未开化”的亚洲还保留着日本失去的纯真，但“原始”的当地人却并不知道自然的美好。于是，日本殖民者们就“合理”地承担起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开始了对殖民地的分类、命名和管理。
作为帝国隐喻的动物园
在“现代”的话语被“殖民”的叙事所取代后，动物园也越来越成为了帝国日本的有力工具。
动物园的帝国性首先体现在日本各殖民地中。1908年，台北动物园开园；1909年首尔动物园开园。根据1938年的统计，前者每年的参观人次达370000人，后者则为700000。1938年，新京动物园也开始迎接来自傀儡满洲国各地的游客。殖民地的动物园作为一种帝国景观（spectacle），在驯化动物的同时也灌输了日本统治的正当性。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可能是殖民地京城（也即今天的首尔）的动物园了。1909年，日本人破坏了原来属于朝鲜朝廷的昌庆宫，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所有人都能进入参观的公共动物园和植物园。封建的王朝思想被现代的科学逻辑所打破，而日本作为朝鲜启蒙者的角色也得到放大。
与此同时，在宗主国动物园里帝国的存在也越来越无法让人忽视。动物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殖民地的动物：名为“八纮一宇”（日本美化殖民的口号之一）的来自满洲的豹，被称作“南”的来自东南亚领地的长颈鹿。这些动物虽然具有异域特色，但它们真实的“国籍”却被忽略，成为了动物园这个帝国中顺从的一员。
当殖民越来越意味着大规模的战争，动物园的军事元素也不断增加。其中，和战争最为相关就是所谓的“军功动物”。比如，日本华北军的司令官寺内寿一就在1939年的4月1日给上野动物园寄来了两头驴，一头名为“卢沟桥”，一头名为“一文字”（一文字山就在卢沟桥附近，被日本人视作“支那事变”的起点）。它们在1937年卢沟桥和南苑的战争中负责运送弹药，从而成为了日军的英雄。纯粹从物种的角度而言，这两头驴的价值微乎其微（它们甚至不是日本或其殖民地原产的动物，而是在宛平县当地购买的），但它们所背负的“军功”却使得它们成为了战争中动物园里最好的展品。
除了对于来自前线活的动物的观摩，军国主义政府更通过对于动物“死亡”的展现来达到控制人民思想的目的。从1930年开始，上野动物园每年都会举办动物慰灵祭。最早的时候，该祭奠主要为了纪念从开园起在园内因各种原因去世的动物。但当侵华战争开始后，这种慰灵祭的主角逐渐转化成了在帝国战争中死去的生物。除了上野动物园在每年3月樱花季会举行的统一动物祭奠之外，专门为军用马、军用鸽和军用犬而举行的慰灵活动贯穿全年，渗透到了日本国民最日常的生活之中。在这些活动里，动物的离世无一例外都被描绘为“牺牲”。在大后方留守的国民们通过它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军人们在前线的拼杀，对于侵略战争的支持也就更为自然地被激发了出来。
日本动物园军国主义发展的顶点是1943年发生在上野动物园内的大屠杀事件。该年的8月，东京市长大达茂雄下令对上野动物园实行“猛兽处分”。在这一命令之下，园内共有27头、14种的动物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被集中杀害。它们曾经的管理员或是用药物直接毒死它们，或是不投放食物间接饿死它们，又或者用刀枪对它们进行砍杀。最后，动物园里除了一些小型动物之外只剩下一头大象，它也正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动画片的原型。因为针头无法注入大象较厚的皮肤，而象也十分聪明地通过气味分别出了有毒的食物，再加上它的饲养员偷偷喂给它饲料才使得它得以存活到最后。但在市长的直接通牒下，它还是无法逃避悲惨的命运。在上野动物园之后，日本国内和各殖民地的动物园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悲剧。有统计表明，在1944和1945年之间，日本帝国的动物园内共有300头动物被杀害。
其实，类似的对于动物的大屠杀在战时的柏林和伦敦都有发生。从表面上来看，不同政府所采取的理由都是为了防止在空袭等紧急情况发生时猛兽逃出动物园给国民造成伤害。但其实，这背后有着战时政府更为隐秘的逻辑。前述的学者Ian Jared Miller认为，当战争发展到了最高潮时，军国主义政府是不会容忍一个国民的思想可以不受他们的控制而得到片刻放松的空间存在的。动物园和游乐场、百货店等设施一样，必须被收编或者关闭。另一方面，东京市长大达茂雄对于动物屠杀的执念其实还有向国民传递出战局变化的宏观考量。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太平洋战争的颓势是不被允许报道和谈论的。在屠杀完成的9月4日，大达茂雄举办了一场包括了从军政高官到普通儿童在内约500人参与的公共祭奠。这一祭奠被媒体广泛的报道，而民众也通过动物的死亡间接地理解了日本帝国正在逐渐走向衰亡的事实。当然，大达茂雄还企图为国民灌输一种要和上野动物园的动物们一样做好随时为帝国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只是在此时，这样的一种洗脑注定不可能达到军国主义政府所期待的效果了。
尾声
在由民主主义和消费主义所界定的战后日本，动物园仍然在社会中扮演者着重要角色。
到上世纪末，在全球范围内仍仅有10%的人有过参观动物园的经历。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就达到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同时，动物园也成了人们反思现代性和战争的一个空间。战后上野动物园第一头来自泰国的大象被命名为“花子”，而这也是战前在动物园里被饿死的大象的名字。1951年作家土家由岐雄根据动物园大屠杀写就的反战童话《可怜的象》一经发表就成为了畅销作品，甚至被写进了小学课本。而《哆啦A梦》里《大象和叔叔》的故事也是建立在这个童话之上的改编。
如果说早期的动物园通过对自然的包围试图达到保护人类社会的目的，那么现在动物园对于生物的隔离则可谓是出于对动植物本身进行保存的立场。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远不是一个人类和自然越走越远的进程，而是人类对自然的剥削越来越有效率的过程。而这两者的关系在今天这个或许能被称作后现代的时代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文/收银员小秋）
参考文献：
Ian Jared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渡辺守雄、「動物園というメディア」、青弓社、2000年
斎藤涼子、『総動員体制のなかの上野動物園』、「大阪経済法科大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年報」、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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