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仪刑：早期经典汉唐流变研究

2024年4月13—14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主办的“何以仪刑：早期经典汉唐流变研究”工作坊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广岛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28位学者与会报告论文。会议旨在围绕早期经典古写本与汉唐古注展开，下设“经典流变研究”“汉唐注疏与写本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史》《汉》古注研究”“《汉志》与刘向刘歆研究”“经典新诠”六个主题分组。

与会者合影

开幕式于4月13日上午在随园校区南大楼110室举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王锷教授视频致辞，王老师指出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秉承章黄学派的传统，一直重视经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在学术界影响广泛。经典的古写本对于文献研究至关重要，这也是此次工作坊的魅力所在。

随后，苏芃教授简略介绍了此次工作坊的缘起。2020年11月，苏老师参与组织“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之一“公元2—3世纪：汉魏古注的兴起”，参会者有方韬、金少华、马楠、李霖、王天然几位老师，因为是线上论坛，非常期待疫情结束后，可以线下继续讨论，时隔三年多，这一愿望总算得以实现，邀约参会的学界同仁也多了几倍，希望通过此次工作坊的举办，可以加强学界对于早期经典文本内容研究的重视。

4月13日上午至14日上午，与会学者围绕六个专题，分别于随园校区南大楼110室、111室和中大楼117室进行研讨。

“经典流变研究”专题研讨由南京师范大学苏芃教授主持，各位学者就汉唐经典文本及文本背后所隐藏的观念、知识背景，后世学者对不同经典的弥合以及文本本身的分合变化进行了深入讨论。

山东大学文学院高中正教授《从孔老到黄老：思想变迁与〈老子〉的文本形成》从出土文献所呈现的诸本《老子》提供的早期文本面貌出发，以称道“尧舜”的隐显为中心，围绕“无为”这一思想倾向在《论语》及《老子》早期面貌中的呈现与异同，对《老子》文本变化与思想变迁的互动进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郜同麟副研究员《三代损益：从〈礼记正义〉看汉唐儒者对诸经矛盾的解释策略》对郑玄、孔颖达为弥合经典论述之间矛盾所采用的夏、殷、周“三代异制”等解释策略在《礼记》中的实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借助《礼记》本身的文本复杂性，清晰展现了汉唐儒者们所应用的方法与面临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韬副教授《知识嬗变与汉晋〈左传〉学的发展》从谶纬、博物和史学三个角度对《左传》学的发展加以梳理。并就《左传》的研究应当如何推进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山东大学文学院吴柱教授《重审〈春秋经〉〈左氏传〉分合始末》从杜预《左传集解》对“先经以始事”和“先传以起本”的具体注释入手，结合《史记》在春秋系年上可能存在的疏误之处，提出“司马迁和杜预所见到的《左传》已经是分年合编的文本”的观点。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金少华副教授《张衡〈西京赋〉的文本流变举隅》通过传世刻本与法藏敦煌本P.2528号的对勘，指出《西京赋》异文的形成与用字习惯的变更息息相关，张氏所用古字在后代传抄时往往会被改成通行字。另一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异文来自萧统在编辑《文选》时主动的校改，以此为参照，可以窥探汉语语音史、词汇史上的诸多问题。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邬可晶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井超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郜同麟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韬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教授分别进行评议，与报告人展开交流。

“汉唐注疏与写本研究”专题研讨由南京师范大学杨新勋教授主持，各位学者对前代学者所习用的经典范式进行了反思，从宏观的方法路径和具体的新见写本材料、旧本辑佚以及文本变动诸方面进行了探讨。

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副教授《章句的体系性特徵及其东汉以来的三种发展路径》以对传统经学研究“今古文之争”范式的反思为切入点，从“循文说解”与“经义论难”两方面对汉代章句做出了深入分析，归纳指出东汉章句学发展的三种路径。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教授《重审南北朝至隋代义疏学佚籍》提出“义疏学的研究应当加强对清代以来学者论著学术价值而非仅仅学术史价值的重视”，对《论语义疏》《礼记子本疏义》《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孝经述议》四种日藏义疏学著作展开论述，勾勒了义疏学在六朝及隋代的发展趋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副教授《沈重〈毛诗义疏〉辑本问题论略》着眼于清代有关《毛诗义疏》的诸家辑本，结合当下点校本中所存差异，对沈氏《义疏》的文本进行了考辨。指出在进行辑佚工作时，首先需明确被辑对象用书的体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汉宋间〈诗〉文本的变迁》从《诗经》的早期形态谈起，通过梳理汉代诸家《诗》及出土《诗》类文献，指出《诗经》在当时存在不同的文本系统，并从《诗经》历代注释的特点、文本形式的变化以及定本的确立等角度对《诗经》文本的变迁进行梳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潘铭基教授《略论〈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的整理过程》从九条家本《群书治要》的重要版本谈起，阐明该书的相关情况，并对整理中发现的相关问题加以申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渊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程苏东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林芳助理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刘立志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霖副教授分别进行评议，与报告人展开交流。

“《史记》《汉书》研究”专题研讨由凤凰出版社吴葆勤社长主持，学者们就《史记》《汉书》编纂的材料来源、传承中的文本变动以及文本内部的细节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呈现了经典本身的形象与变化以及经典所在更为宏观的知识与文本世界。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渊副教授《司马迁未见今本〈周官〉考略》对《史记》所引五处《周官》内容进行了穷尽分析，认为其引用的《周官》皆为古文《尚书·周官》篇，而非今本《周礼》（《周礼》本名亦作“周官”）。从而认为今本《周礼》广泛流传的时期当在新莽左右。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教授《作为事件和辞例的“作”篇——〈史记〉所见〈书序〉考》将《史记·周本纪》中所援用的《尚书序》内容与今本《尚书序》进行对比，整理两者间的对应关系。以此为基础对《尚书序》的早期体例以及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过程中的隐微表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宗品副教授《从古写本看汉唐时期〈史记·孝文本纪〉的一处错简》认为今本《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后元六年有一段近三百字的史文与前后内容不连贯。作者以日藏古写本梁邹诞生《史记音》为关键线索，并结合传世文献，认为此段文字在《史记》原本中当置于卷末，为“太史公曰”的内容，约在南朝梁至唐代之间因错简被误置于前文，同时有力地反驳了错简文字摘录自《汉书》的观点。南京师范大学王永吉副教授《回到现场：〈史记〉重诂两题》对《史記·孝文本紀》“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及《绛侯周勃世家》“将以下骑迎送”两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梳理前代学者的观点，并给出具体的裁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张沛林助理研究员《释〈汉书·高帝纪〉中的“高起”》指出《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五年“高起、王陵对曰”句中，“高起”词义不明，又非人名、衍文，当有讹误，结合出土文献中的古文字字形，文章认为“高”或为“亶”字之误，通“但”，为“仅”“只”之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张沛林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永吉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宗品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副教授分别进行评议，与报告人展开交流。

“《史》《汉》古注研究”专题研讨由南京师范大学王永吉副教授主持，学者们就经典重要注本的体例、编纂、流传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深入的考证，对经典文本的形象进行了更加深切的剖析。

凤凰出版社吴葆勤编审《裴骃引徐广〈史记音义〉注例考论──兼论早期夹注体例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以景祐本《史记集解》为研究材料，统计其中引用徐广《史记音义》的异文注和注音，归纳其体例。以此为基础对照现存的古写本，可以观察到《史记集解》的体例在后世传刻与合刻的过程中被不断破坏，探究此类现象将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定助益。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陈翀教授《〈史记集解〉东传日本经纬及其唐钞文本系统形态新证》以日本现存的诸本《史记》为研究材料，为《史记》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及在日流传时的文本形态提供新证，认为日本大学寮所授《史记》为遣唐使吉备真备带往日本的唐秘书监本《史记集解》。又将平安时期博士家所抄《史记》资料与现今通行的三家注本进行对比，指出二者的目录排次多有不同，且前者在本纪部分附有多篇世系谱，这些现象为我们理解《史记》的早期抄本形态提供了珍贵线索。浙江大学古籍所陆骏元博士后《〈史记正义〉刊落、亡佚之原因再探》结合现存可靠的《史记正义》佚文，分析了宋代三家注合刻本删节《史记正义》的主客观因素，并以此联系、论述六朝至唐宋期间《史记》注释学范式的变更，窥探所以致此的深层学理原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谈〈汉书〉颜注里的层次问题》详细比较了《汉书》颜师古注的写、刻本差异，进而探讨了雕板印刷术的普及与经典文本定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芃教授《臣瓒〈汉书〉旧注体式发微——文献学视域下的臣瓒姓氏新证》疏理了南北朝隋唐文献中的“臣瓒”按语，推断出臣瓒《汉书》旧注当是一部集注本，借助对这一旧注体例的认识，认为“臣瓒”本名为“薛瓒”的可能性较大，“傅瓒”之说不可信。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凤凰出版社吴葆勤编审、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孙晓磊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分别进行评议，与报告人展开交流。

“《汉志》与刘向刘歆研究”专题研讨由南京师范大学刘立志教授主持，学者们围绕《汉书·艺文志》及刘向、刘歆的相关文本，对汉代学术史及当时真实的学术环境与文本传承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后世经典注文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霖副教授《〈汉书·六艺略〉刘歆遗义钩沉》将《汉书·六艺略》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勘，对其中所涉诸经的“古文”“今文”属性再作分析，深入讨论了文本与事实的同异及论述弥合的策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学谦助理教授《刘向校书研究三题》从刘向书录的性质判定、“中某书”与“中书某”的指向辨析及《别录》《七略》的体例考察等方面，对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与《别录》《七略》的编纂展开讨论，并对“辑略”的性质与账册等物质形态的关联做出判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孙晓磊副教授《先秦子书传世本与〈汉志〉本两系说——以〈孙子兵法〉〈公孙龙子〉为例》从传世古书也存在层累造成这一视角出发，以先秦子书中多附有作者传记作为切入点，对银雀山汉简本《孙子兵法》和传世本《公孙龙子》的文本进行考察，指出这些文本往往由核心篇章和相关联的杂篇组成，今传本《孙子兵法》《公孙龙子》当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官校本，而是民间所传的版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王天然副研究员《〈唐月令注〉所引〈洪范五行传〉考辨》通过对《唐月令注》引文的细致分析，指出唐人所见《洪范五行传》存在东汉《左传》学者的推导成分，表示不能简单将其与《尚书大传》之一的《洪范五行传》对应，也不能判定其为刘向、刘歆的观点，认为更大可能是附入了东汉儒师五行学遗说的文本，所呈现的书籍形态可能是具有集成性质的汇编本。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学谦助理教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陆骏元博士后、山东大学文学院吴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潘铭基教授分别进行评议，与报告人展开交流。

“经典新诠”专题研讨由山东大学高中正教授主持，学者们从微观的字词训诂出发，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勘以及历代传本的细致考察，对经典中存在疑问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林芳助理教授《〈大雅·思齐〉“神罔时恫”〈郑笺〉的一处异文》比较了不同版本系统中《诗·大雅·思齐》“神罔时恫”句的郑笺异文，将其归纳为四个系统，梳理了其演变路径。文章重点指出，经典异文的产生与历代读者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息息相关，并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的校勘学理论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邬可晶副研究员《〈左传〉“不义不暱”新证》将《左传·隐公元年》中“不义不暱”句与郭店简《六德》的“门内之治纫揜义，门外之治义斩纫”相联系，认为《左传》的“暱”与《六德》中的“纫”所指相同，皆可读为“仁”，为亲近，亲昵之义，进而确认了“不义”“不暱”为并列关系，而非条件关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石继承副研究员《〈庄子〉“穴室枢户”新解》指出《庄子·盗跖》“穴室枢户”句至今仍未有确释，作者结合张家山汉简中“甌户穴室”的异文，认为“甌户”“穴室”是两个并列短语，当理解为以甌为户，以穴为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肖瑜教授《文字职能借用、写本字形混同与早期经典汉唐流变例考》以部件变体为线索，疏理了“缪”“樛”“摎”在姓氏义上的使用分工及其区别，并为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作出相关补证。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金少华副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石继承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肖瑜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家栋教授分别进行评议，与报告人展开交流。

六场专题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齐聚中大楼117室参与闭幕式。召集人苏芃教授表示，此次工作坊讨论热烈，大家意犹未尽，期待学界关于早期经典古写本与古注研究能够不断深化。至此，本次工作坊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