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国史限断小考

建元二年（480），南齐初置史官，以檀超与江淹掌史职，上表议国史条例：

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班固五星载《天文》，日蚀载《五行》，改日蚀入《天文志》。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宗，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

前人对“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周一良先生认为“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和“以建元（齐高帝纪元）为始”，就是说“修齐朝国史的限断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徐冲指出“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若果如周氏所言，则南齐国史须自建元元年开始书写，这显然与《本纪》通常自皇帝出生就开始书写的一般原则不符。此外，建元元年时萧道成已经五十三岁，且三年后即别于人世，“难以想象南齐国史会舍弃其创业之主在刘宋时期的创业事迹于不顾”。因此徐冲把“开元纪号，不取宋年”理解为“在对本王朝开国史的书写之中，于高帝萧道成起事创业之后，尽管事实上仍当宋世，也要开始以齐之纪年（‘齐元年’或者‘齐公元年’之类）书写其创业经纬”。

齐高祖像（明代 王圻 绘）

本文认可徐冲对周一良先生观点的看法，但他没有明确“高帝萧道成起事创业”究竟以何事为标志，其事发生在何年，仅笼统地指出萧道成创业在刘宋之时。从晋、宋二朝的例子看，王业之始并非不言自明。西晋创业史始于司马懿受诏辅政还是高平陵事变，晋初朝臣存在争议，故有“正始”和“嘉平”两种国史限断动议。刘裕虽身自创业又复受禅，也无法避免宋臣对王业之始的争论，因而提出了元兴三年（404）、义熙元年（405）和义熙十四（418）年三种国史限断选择。由此可见，新朝“起事创业”的具体时间与标志事件，通常需要经过群臣博议，君主裁定后方能为断。

若以晋、宋二朝王业之始的讨论为参考，回顾萧道成自臣而君的过程，有几个时间节点甚为关键：第一是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此前一年宋明帝遗令时为右卫将军的萧道成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勔辅政。第二是元徽五年（477），此年七月后废帝为近侍所杀，萧道成趁势入主中枢，迎立顺帝，独掌大权。第三是昇明三年（479）三月，萧道成加九锡、受封齐公。第四是建元元年四月，宋顺帝禅让，萧道成称帝。齐人究竟选择哪件事为王业之始，同样存在讨论的余地。况且刘宋昇明三年也是萧齐的建元元年，如果将封齐公或受禅让作为王业之始，那么南齐国史都是以“建元元年”为断。徐冲推测的“齐元年”、“齐公元年”等纪年方式，就无法分辨这两种“起事创业”的区别，也无法借由类似的表述“书写其创业经纬”。那么该如何理解“开元纪号，不取宋年”的含义呢？

檀超与江淹提出的国史条例，遭到了左仆射王俭、秘书丞袁彖的批评，王俭议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宜立《食货》，省《朝会》。《洪范》九畴，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宪章前轨，无所改革。又立《帝女传》，亦非浅识所安。若有高德异行，自当载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则仍旧不书。

王俭对檀超、江淹所上条例的意见是，应该在诸《志》中增加《食货志》，删去《朝会志》，将日蚀载入《五行志》；列传部分，删去《帝女传》，帝女有高德异行者载在《列女传》。袁彖的意见见于《南齐书·袁彖传》：

议驳国史，檀超以《天文志》纪纬序位度，《五行志》载当时祥沴，二篇所记，事用相悬，日蚀为灾，宜居《五行》。超欲立处士传。彖曰：“夫事关业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轹将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长风移俗，故迁书未传，班史莫编。一介之善，无缘顿略，宜列其姓业，附出他篇。”

袁彖认为嘉遯之风不可长，国史不应立《处士传》。可以看到，王俭、袁彖主要对《志》、《传》的安排与取舍有不同意见，并未对“开元纪号，不取宋年”提出不同看法。齐高帝的批示是“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这都表明南齐君臣对王业始于建元元年没有异议。“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就是朝野认可的国史限断，它还可以表述为“开元纪号，只取齐年”，即以“建元元年”为断。

既然“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已经确定了国史限断，那么何必要再次强调“以建元为始”呢？徐冲认为“以建元为始”只是针对《天文志》而言。仔细审视《檀超传》所载内容，其对国史义例的讨论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内容：纪、表、志、传，这一编排内容显然受《汉书》体例的影响。据此对上引《檀超传》的材料进行划分：“开元纪号，不取宋年”是统摄整部国史的限断原则；“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是不设诸侯年表；“立十志”是对诸志内容与条目的安排；最后讨论列传，主要集中在《处士传》、《列女传》和《帝女传》等类传的取舍。“以建元为始”属于“十志”部分的讨论，它不仅是对《天文志》的限断，更是对整个“十志”记事内容的限断。所以特别强调诸志“以建元为始”，与当时前史诸志的撰写情况密切相关。

自班固之后，历朝史家续接《汉书》，撰述纪传体断代史，前后不绝。至南齐初年，所撰汉、魏、晋、宋诸史繁多，诸书或有志、或无志。有些史书虽然仅载一代之史，但其志所录内容则可能逸出一代的范围。沈约《宋书·志序》言：

《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

以上内容反映了沈约撰写《宋书》时，当世所存宋代诸志的情况。何承天《宋书》的十五篇志上接司马彪《续汉志》，其中至少包含《天文志》和《五行志》，两《志》记事始自黄初。徐志或是新撰，或是删削何志而成，“徐志肇义熙之元”说明徐爰诸志以义熙为断。沈约《宋书》诸志“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透露出沈约诸志大体欲遵循何承天始自黄初（220）的旧例，如司马彪《礼仪志》述东汉礼制，沈约《宋书·礼志》就从黄初记起。而如《符瑞志》为前史所无，沈约立之以“补前史之阙”，其记事就从上古太昊时记起。沈约《宋书》纪传部分成书于永明六年（488）二月，诸志中最晚成书者可能已在梁代。因此，建元二年南齐国史修纂时，沈约诸志尚未完成，南齐史官究竟是选择续接徐、何《宋书》诸志，还是补缀诸家《后汉书》、《晋书》之志，自然需要有所决断，“以建元为始”一语即特别针对此情况而发。

简言之，南齐国史的纪、传、志皆以建元元年为断，诸《志》的内容不再上及此前数朝。此后沈约《宋书》诸志，多从黄初元年记起，未从义熙之断，应是受到南齐国史诸志限断的影响。由司马彪《续汉志》、《宋书》八《志》和南齐国史诸《志》，就可构成东汉以降首尾连贯的典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