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蒙古学学者陈岗龙，著名诗人席慕蓉，清史学者定宜庄应邀在复旦大学做了题为《美在草原 ——〈草尖上的文明〉三人谈》的讲座，由复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四位少数民族学者以陈岗龙教授所著蒙古族游牧文明读本《草尖上的文明》为主题，就蒙古族文化、游牧文明等议题展开了学术与审美并重的讨论，表达了对蒙古族、游牧文明及草原未来的思考与忧虑。
讲座现场
陈岗龙：通过审美的方式重新认识草原
陈岗龙，1970年生，蒙古族，蒙古名多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蒙古学与东方民间文学。著有《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等学术专著，《蒙古人》、《泪月亮》等母语诗集，以及蒙古族游牧文明读本《草尖上的文明》。
陈岗龙将《草尖上的文明》称为“对游牧文明焦虑思考的产物”。他指出，在草原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当下，游牧民族就像草尖上的露水一般脆弱。“从过去的骄傲到今天的焦虑、甚至对明天的忧虑，颇有一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感觉。”令他感到焦虑的不只有现代化城市文明对草原生态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还有一些游牧民族对原有生活方式的主动放弃。以“草尖”而非“马背”为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部作品以小见大，着重描述游牧民生活中的小细节，而文化的内涵往往深藏在这些不认真观察就无法注意到的细节之中。
重提游牧文明的意义是什么？陈岗龙指出，这并非是呼吁游牧民回到草原，而是试图让人们重新正确认识游牧民的价值观。过去数十年，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的确直接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人们的思考方式逐渐变为一切以“人”为中心，逐渐忘记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重新认识游牧文明的关键在于，游牧民所特有的、亲近自然的价值观，对于现今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讲座以“美在草原”为题，源于数年以前陈岗龙与席慕容的一个计划——通过审美的方式重新认识草原。陈岗龙表示，相较于谴责与谩骂，“美”对于保护草原更有力量。而草原上的“美”，早在诸如《江格尔》等蒙古英雄史诗中就已有记载。漫长寒冷的冬夜，古代蒙古人靠演唱史诗度过，通过美好的修辞描述、美化草原生活。“赞美”，是蒙古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直至今日的蒙古族文学作品仍大多以赞美为主，蒙古人仍习惯用“美”的思维去思考。研究这些史诗乃至蒙古游牧文明的方方面面，可以让其他人也从这种审美的角度理解蒙古文明，可以使当代都市人更加理解蒙古人独特的价值观。他认为《草尖上的文明》一书正是这样一本将蒙古游牧文明讲述给读者的读物，而非艰涩的学术研究，可以带给人们新的认识，进而接近蒙古族的生活理念与价值观，而这些对于思考当今社会生活乃至人类命运亦有帮助。
此外，陈岗龙指出作为《草尖上的文明》创作动机的焦虑，并不只是对蒙古族的焦虑，而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焦虑。“草原不只是蒙古人的，更是全人类的，游牧文明也同样；草原、游牧文明的毁坏、衰退，伤害的远不只是蒙古人。”
陈岗龙与席慕蓉的通信
定宜庄：草原文化不只是劝酒和献哈达
定宜庄，1948年生，满族，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清史与满族史，已出版《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中国知青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学术专著。
定宜庄说，她对《草尖上的文明》所描写的内容感到又熟悉又陌生。1968-1974年，她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六年，我和蒙古人一样，住在蒙古包里，说蒙古话，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因此对书中对蒙古游牧民日常生活的描述非常熟悉。”令她感到陌生的是蒙古人的祭祀礼仪与祭典歌曲，因为那些年既不允许这些歌曲传唱、也不允许任何祭祀活动，这些内容是她回京求学时从德国学者海西希的专著《蒙古的宗教》中获知的。她还提到，那些年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大都对那片草原怀有特殊且深刻的迷恋，甚至将那里当作故乡——“我是在草原上长大的，我的成年礼就是在那片草原上完成的”。
定宜庄还表达了对于原生文明传承的忧虑。那些年祭祀活动、歌曲等等传统民俗中断已久，且由于现代化、商业化以及“不敢回头看”氛围的影响，这些重生的“文化”遭遇了许多误区。“我害怕见到草原上那些完全商业化的旅游点。”她指出，文化不只是劝酒、献哈达，相比那些旅游景点，《草间上的文明》中公所描绘的细节对于理解游牧文明更有意义，“文化绝不只是那些表面的东西”。
定宜庄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观念的多样性。”以对财富的认知为例，在汉族人心目中，土地、房屋等等不动产更为重要；而在游牧民那里，人口、牲畜才是族群最重要的财富，对于他们来说，移动权远比居住权重要。清代官修辞书《五体清文鉴》包含了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五种文字，19世纪以后许多严肃官方记录都兼有此“五体”；当前世界（文化）更是多元的，接受其他文明、容纳不同的文化、民族、感情、表达方式、语言乃至政治制度，不仅仅是青年学者所需要具有的素质，更是当今所有文明人的必备修养。
席慕蓉： “逐水草而居”的表述过于简单了
席慕蓉，1943年生，蒙古族，蒙古名穆伦?席连勃，画家，诗人，散文家。近十余年研究蒙古文化，以故乡为题材出版有蒙汉对照诗集《梦中戈壁》、蒙文散文集《胡马?胡马》、散文集《诺恩吉雅》、《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等作品。
作为对定宜庄所提到的“移动权”的呼应，席慕蓉批评了将四处求职者比作“无家”游牧民的譬喻。她指出，家并非是土地、房屋，而是和亲人一起居住、一道生活的地方。游牧民绝不是“无家”的，他们的家是移动的。事实上，家指的并不是那个处所，而是一个群体。对坚持游牧生活方式的牧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移动的权利，移动这个行为对于牧民来说就是“家”这个群体的“生活”。
对于草原之于世界的意义，席慕蓉举了两个例子。有一次她被这样询问：“蒙古在下一个世纪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答曰：“我不知道蒙古对于科学技术能有什么贡献。但我知道蒙古高原是人类在地球上仅存的几个原乡之一。”现在她有些后悔当时如此作答，因为“原乡”二字无法真正进入21世纪快节奏生活着的人们心中，一些人甚至会将“原乡”和“有待开发”直接等同起来。还有一位记者采访她：“请您谈一谈草原的价值好吗？”她反问道：“肝有什么价值？肺有什么价值？左手还是右手更有价值？”草原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对其（经济）价值的评判是一种亵渎。
“现在的我们有点太骄傲了，不知道先民的智慧。”席慕蓉认为，对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短短五个字的表述过于简单了。东北亚高原的土层十分脆弱，但自古以来游牧民族通过将自身融入自然的大循环中，使每一片土地都得以休息。这种与大自然共生的睿智，是数千年生在草原、长在草原的人共有的文化基因。
纳日碧力戈：这些古老文明不只是活化石
纳日碧力戈，1957年生，蒙古族，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语言人类学，已出版《姓名论》、《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语言人类学》、《民族三元观：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等学术专著。
纳日碧力戈讲述了一些人类学家在一个太平洋岛国上的发现——这些岛民和如今的英文世界使用着截然不同的分类方式。后者对社会进行分类时，习惯于将个体的“人”作为最小单位，而前者则认为人也是需要切分成更小颗粒的，却忘记了人的个体性。中国人使用筷子的时候，既尊重了人的个体性，同时也注重颗粒的交换——用筷子给他人夹菜的时候都要把筷子伸到他人碗里，所谓的同甘共苦就是从这种颗粒的交换开始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送月饼，事实上送的并非月饼，而是交换象征的颗粒。这和马林诺夫斯基描绘的“库拉圈”非常相像——即做买卖之前先要交换礼品、交朋友，此后才开始正式的商业行为。日本人做买卖之前要先打一周高尔夫，中国人谈事情之前先喝酒，都是通过交换颗粒成为好朋友。大家共享颗粒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纳日碧力戈结合语言人类学的知识解释道：背后有一个语法，其他都是言语；有无数的句子，但语法是唯一的。
纳日碧力戈认为使不同文明和睦共生、互相依存的方法是：“互为主体、互为边疆、互为中心”。理解其他文明时，应当站在该文明的立场上，通过其自身的语言进入到这个文明特有的分类系统中去，而不仅仅是将这些文明作为活化石看待。他还指出，一个文明所有的学问是一条河流，中间是没有缝隙的，所谓的缝隙都是人为制造的；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才是真正的研究。（文/马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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