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英国剑桥学者罗伯特·麦克法伦的《荒野之境》作于2007年，是他的“行走文学三部曲”中的第二本。在这本书中，他亲自寻访英伦三岛最后的荒野，用双足绘制几被遗忘的自然地图。本文摘自《荒野之境》[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著，王如菲译，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年5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荒野之境》书封
最后一缕阳光洒在恩利岛南端，我穿过一片铺满了海石竹的空地，尽管海岸上是一片盐碱地，海石竹依然生机勃勃，长得密密实实。它们的花朵脆嫩，花茎坚韧，微风来时，群花摇动，在暮光之中看去，仿佛整个大地都在轻轻颤抖。南边的水面上，一只鸬鹚振翅起飞，被我听在耳中。我看到船舱微弱的灯光在海湾中摇曳。那一刻，我希望自己也在船中，和约翰与简一起，那里有热腾腾的食物，有威士忌，还有朋友的陪伴。
我回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大陆，在黄昏中，只看到一条铁丝般细细的线。修道士们应当就是从彼岸利恩半岛的海湾驾船出海的。即便像现在这样时值夏季，天气不好的时候，也得花两三天才可能到达这座岛。若在冬季，风暴来临时，恩利岛可能会一连封锁几个星期。
因此，修道士们一定会谨慎地选择时机。他们耐心等待平和的天气，观察潮水涨落。他们推船下水，脚踩着卵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踏入海中，水花飞溅。小船会在海湾中一阵颠簸，继而驶入海峡中洋流涌动的开阔水域。
我想，他们一定有种无所依凭的感觉。但或许他们根本不这样觉得，或许他们的信仰如此纯粹，近似某种宿命论，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当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葬身海峡，被海浪和洋流淹没，既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生平。“有一座小岛，别无通途 / 唯有驾一叶小舟可以抵达”，牧师兼诗人 R. S. 托马斯这样写道。托马斯所在的阿伯达龙教区，恰恰与恩利岛隔海相望。
圣徒之路，
沿途映出
一张张受惊的脸
属于许久之前的溺亡者，用力咀嚼
沙滩上的碎石……
关于那些“异乡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确定的信息，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通过阅读他们的旅行笔记和在恩利等地的生活记述，我渐渐了解了他们高尚的初衷和可敬的态度。他们寻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一片圣土，他们希望在此磨炼信仰，抵达至高境界。用神学术语讲，他们是为了“圣徒的应许之地”（Terra Repromissionis Sanctorum）而流亡。
基督教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认为所有人都是“异乡人”，而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放逐。这一思想在《圣母经》中得到了延续，《圣母经》通常是晚间祷告的最后一首圣歌。祈祷词宣告：Post hoc exilium，即“放逐之后，可受恩许”。这首圣歌听起来非常古老，令人不安。毫无疑问，它是一曲荒野之歌。它昭示了古人的荒野观念，至今仍令我们动容。
我们之所以能对修道士在恩利岛等地的生活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所留下的丰富文献。他们的诗歌充分描绘出了他们与自然之间热烈而独特的关系，同时也展现出，他们对自然既有亲近，也有疏离。有些诗句读来像草草写下的清单或田野笔记：“蜂群，甲虫，这世界轻柔的音乐，温和的嗡鸣；黑雁，白颊黑雁，万圣节将至时，狂野暗流的乐声。”另一些诗则记录了某些迷人的瞬间：贝尔法斯特湖畔，乌鸫在金雀花枝头鸣唱，狐狸在林间空地嬉戏。公元九世纪，在罗拉科山脊附近，隐居者马尔班（Marban）住在一间位于冷杉林中的小屋里。他曾写道：“在灰云悬空的日子里，有风吹过树枝的声音。”同样在九世纪，一位负责修筑北罗纳岛石墙工程的无名修道士曾停下手里的工作，写诗以传达心中喜悦：他站在“开阔的海角上”，越过“柔滑的海滨”望向“平静的海面”，聆听“奇妙的鸟鸣”。还有一位十世纪的抄写员，在某座岛上的修道院工作时，他的笔尖在拉丁文段旁边停留了很久，随后用盖尔语潦草地写下了一条笔记：“今日，页边跳跃的阳光令我欣喜。”
这些散落的词句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异乡人”信仰的本质。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短暂瞬间穿透了漫长的历史，就像是声音穿越了漫漫水域或者冰冻的土地，又异常清晰地传入耳中。对于这些书写者来说，关注大自然也是一种献身之举，是崇拜的延续。他们所留下的艺术是人类热爱荒野的最早证词。
***
人的思想如同海浪，也有其“风区”。它们跨越了无尽的距离，才到达我们身边，其过往杳不可见，也无法想象。荒野所代表的“野性”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穿过了漫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围绕它诞生了两种彼此冲突却同样宏大的解说。第一种说法称，野性终将被征服；第二种则表示，野性应当受到珍重。
英文中，“wild”（野性的）这个词的词源隐晦不明，引得人们争论不休。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称，该词跟以下三个词相关：古高地德语中的 wildi，古挪威语中的 villr，以及古日耳曼语中的ghweltijos。这三个词都有“混乱无序”的含义。据罗德里克·纳什的研究，这些词给英语留下了词根“will”，并赋予其“任性且不受控制”的意义。“wildness”（野性）这个词，从词源上讲，便象征着独立于人类控制之外的存在。“荒野”也可以被称为“自主之地”——它只遵循自己的律法和原则，树木生长、生灵活动、壑间溪流，一切皆由它自行设计和执行。当代的定义依然认为，荒野“没有限制，不受约束，一切自由”。
自有记录以来，“野性”的基本含义一直未变，但是对于“野性”的价值判定却大相径庭。
一方面，在人类追求秩序构建的文明与农业发展中，野性被视为一种危险的破坏性力量。依照这种观点，“野性”和“浪费”具有相似性。荒野拒绝为人所用，因此必须被摧毁或征服。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多个文明都充斥着对于野性的敌意。美国传教士、作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alker）曾在一八八一年写下这样的赞颂：“如果没有那些真正的文明建造者，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将仍然是一片不为人知的荒地。其他人只能看到蓁莽荒秽、盐碱遍地，而他们却看到了熙熙攘攘的城市和兴起于沙漠之上的工厂……这些先驱者开掘了通山隧道，架起了跨江大桥，打开了财富宝矿。”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诗人多次写到一种“魔怪”，或称“蛮兽”。在这首诗中，这些状如恶龙的怪物栖息在狼群出没的森林、深不见底的渊池、狂风拂扫的峭壁和危机四伏的沼泽。正是为了对抗这样的荒野与“蛮兽”，贝奥武甫以及他的高特部落，才筑起了温暖而明亮的长屋，建立了等级分明的武士文化。
然而，与上述仇视荒野的视角相对，还有另一线平行历史：野性被视为一种非凡而精妙的力量，荒野则是丰繁富饶的奇迹之境。彼处，《贝奥武甫》的诗人正在书写征服荒野的寓言，与此同时，恩利岛、罗纳岛、斯凯利格群岛等地的修道士却在赞美自然的美丽与丰饶。
事实上，在这些“异乡人”之前，人们对荒野自然的挚爱已经有迹可循。比如，中国人有一种艺术传统，谓之“山水”。山水传统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初，此后延绵传续了两千余年。陶渊明、李白、杜甫、陆羽，皆是此一传统的实践者，他们放逐自我，遨游四方，寄居山林，所思所写都是周遭的自然世界。与那些早期基督教修士相似，这些中国文人也试图以艺术描摹世界奇妙的生成过程，万物生发，延续不绝。山水艺术家赋予了这种盎然生机“自然”之称，有“自明如此，一任天然”的意思，对应到英语，就是“wildness”（野性）。
无论是骄阳灼人的酷夏、长风凛冽的严冬或是花雨缤纷的暮春，总有隐修者与行旅人遨游于山岭之间。在他们笔下，晓雾沉入寒谷，碧光杂落竹林，千鸥扑翅，湖面如风雪骤起。他们观察到，日光落于雪堆，寒枝斜挂疏影，这一切景象令他们感到一种“清明之乐”。对他们而言，夜晚尤其非凡，因为皓月当空，银光铺地，往往把世界映得有如异境。然而，美也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据说，李白正是因为痴爱明月，想拥抱河中月影，竟因此溺水而亡。不过，无论如何，读山水诗，赏山水画，你便会邂逅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这种艺术作品的“形”与“神”密切相合，以至于它们已不再是世间奇观的表现媒介，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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