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东亚研究系黄雪蕾教授与三位年轻学人讨论其新著《中国气味：嗅觉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三。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戴敦邦 绘）。这位底层百姓喝醉后误闯宝玉卧室，将屋里熏染得满是“酒屁臭气”。
黄雪蕾教授的新书《中国气味：嗅觉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以清朝中期到毛泽东时代的嗅觉文化为线索，追溯中国现代性的演变和发展，是推动文学与文化研究“感官转向”（sensory turn）的一部力作。嗅觉被视为原始的低级感官，在视觉主导的文化场域中，常常是被忽略的对象。这部著作爬梳中国近代史中与嗅觉相关的史料和文学，吸纳生物科学的视野、物质转向的观点和生态批评的精髓，自然在学科的交叉处填充了空白。而从气味中生发的思考，游走于革命、进步、文明、性别、身体等话语之间，更触动对于中国现代性研究的结构性反思。
作者在导言部分总结文字学、社会学和脑科学的论述，归纳出气味的四大特征，即“含混性”、“歧视性”、“灵活性”和“交流性”。从本质上看，气味是嗅觉神经对于分子颗粒的感知，是人和环境交流互动的结果。因此，对于气味的辨识不存在唯一的客观真理，而是掺杂了喜恶、情感、文化等多元因素的混合体验。黄雪蕾教授借用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理论，将气味视为位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陌生人”（the stranger），旨在开辟一个含混模糊的交流地带，超越人们理解气味时最常诉诸的“香/臭”对立思维。如何对待他者，是二战后知识分子反思屠犹问题的重要思考。鲍曼的“陌生人”概念，主张打破敌我对立，建立一种“既非此/也非彼”（neither/nor）的包容关系。这一思路也完美诠释了气味研究的价值。嗅觉无法被化约至非此即彼的真理，总是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相遇。这种相遇小到个体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大到东西方文明理念的冲突。对于中国现代性研究来说，气味整合起自我、身份、环境和阶级等繁杂的名目，可以深度还原历史现场的复杂面向。借用作者的话，每一次与气味的相遇，都是一次“斗争、沟通和隐藏的挑战。”诉诸二元对立，固然是理解气味最简单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用心体察与气味相遇的故事，分析人类与环境相互感染的过程，也能在其中发现超越线性进步神话的契机，以及化解二元思维定式的启悟。
第一章《馥郁红楼》（Aromas of the Red Chamber）将红学研究放置到全球气味发展史中，以一种别样的视角揭示出晚清酝酿的变局和现代性冲动。近年来随着物质研究兴起，《红楼梦》中的“香文化”愈发得到关注。作者钩沉中国古代的香文化传统，通过分析与香气有关的细节、物件和仪式，探讨香味如何开辟私密的情感空间，昭示女性角色的性格命运。香文化是贾府贵族地位的体现，也是底层无法触及的上流生活，这变相说明了香味所带有的阶级属性。然而，这种不接“地气”的贵族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折点上，终究无法延续。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情节，便是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这位底层百姓喝醉后误闯宝玉卧室，将屋里熏染的满是“酒屁臭气”。贵族公子的优雅生活，终究要遭受粗俗现实的冲击。曹雪芹未必有预见革命的能力，但在全球气味现代性的版图上，在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接触密集的趋势下，他似乎已经嗅到了变革的气息。需要指出的是，刘姥姥身上的臭味，在香气馥郁的大观园中，固然是格格不入的“他者”。但作者也提醒我们，所谓高雅的芳香，不也是经由文化编码才被人们接纳的“陌生”气味？香气和臭气都是微观世界的分子颗粒，也依靠文化熏陶来调教人的嗅觉感知。重读刘姥姥进大观园，我们随着贵族小姐打趣闯入者时，是否也能反躬自省，认识到戏谑背后的“客观事实”？
第二章《臭秽晚清》（China Stinks）梳理19世纪末西方旅行文学中关于中国臭味的描写，揭示出殖民话语如何在嗅觉层面建构出一个东方的“他者”形象。中国城市的臭水沟、底层劳工的体味、咸鱼和大蒜的气味，被追求洁净和卫生的洋人视为现代性的反面教材。这些言论出现在晚清国力式微、西方帝国主义扩张时期，无疑参与了殖民主义的话语建构。作者列举描写臭味常见的修辞手法，在拆解殖民知识体系的同时，点破这些言论背后的心理机制。如果说16世纪的欧洲旅客怀着对东方古国的憧憬，曾经记录下街道的芳香。19世纪的殖民者面对日渐倾颓的清帝国，以优越的姿态审视四周，难免要评判那些肮脏的角落。这背后有西方外来者挑战本土华夷秩序的意识，也涉及到他们试图通过批判中国，与自身的前现代性过往进行决裂。作者指出，外国人抨击中国的臭味，首先要给这些“陌生”的气味定性，将其归类为确定的“他者”。因此，“臭”不仅是一种嗅觉感知，还来自观念层面的建构。这一建构过程为了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往往诉诸于种族主义偏见和文化霸权思维，呈现出“东方主义”（Orientalism）观念的生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前两章从红楼梦里的香谈到晚清市井的臭，于对照之中经营反讽。在此结构的映照下，殖民者建构中国污臭形象的片面和偏颇，不言自明。
第三章《祛臭工程》（Deodorizing China）考察上海历史上的污水管理项目，追踪现代气味革命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第一批开启现代化的城市，上海的污水治理经验具有代表性。作者把上海的祛臭工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19世纪登陆上海的殖民势力主导，他们反感四周的难闻气味，试图通过制定管理条例，系统性地解决臭气问题。从填堵臭水池到修建排水沟，外国机构不遗余力地攻克城市中的臭源。然而，这些举措由于忽视生态治理的复杂性和地方管理的特殊性，经常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案，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工业发展对于环境的破坏，才是臭味真正的源头。第二阶段聚焦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地方士绅和国民政府发起的城市改造。当老城的外墙被拆除、护城河被填充，儒家观念里的传统社会秩序也被打破。上海的经济中心开始向外滩和南京路辐射，城市风貌由此被改写。可是，污水治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臭源，只是将垃圾转移到更加偏远和贫困的地区。这一问题关乎“生态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底层的、边缘的人群常常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发言渠道和反抗能力，只能默默承担“缓慢的暴力”（slow violence）[1]。第三阶段关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污水治理。1952年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群众开展反细菌战、提升公共环境，臭水沟是重点的改造对象。这一阶段的环境改造与民族主义和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呈现出规划、宣传、执行三位一体的组织方法。气味是公众认知领域的“陌生人”，因此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力场。
第四章《再造芬芳》（Re-perfuming China）梳理香水、化妆品和清洁用品行业的工业发展史，深入挖掘香味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联。与政府主导的“祛臭工程”不同，民间对于香气的接纳，主要依靠市场营销和消费文化的推动。19世纪末外国药房通过设立零售店、推出新产品，快速抢占中国市场。这背后有资本主义扩张版图的野心，更涉及消费社会对现代人身体观念的塑造。作者详细分析了化妆品商家打入中国市场时进行的本土化尝试，以及在广告宣传中渗透的消费主义理念，指出商业营销的最终目的，是把人的身体包装成商品。与此同时，本土化妆品工业也在夹缝中寻求商机，借用民族主义宣扬国货是他们反击外商的有力武器。在资本的推动下，气味革命正式在中国扎根。统计数字表明，1891年到1928年间，进口香水的总额翻了106倍。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小说《子夜》开头，从乡下来到上海的老太爷会在香气“兜头盖脸”的轰炸下应激死亡。城市空气中弥漫的人造香气，意味着祛臭工程的落实，也宣告着消费时代的降临。古典的香气文化和天然的香味材料，逐渐被统筹规范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全球化的到来，看似带来了更清洁、更科学、更有滋有味的生活模式。但从香气原材料的生产加工到香水和化妆品的广告宣传，种种迹象表明，现代人的身体观念和心灵空间，正变得同质而单一。
第五章《情欲气息》（The Bouquet of Eros）透过五四作家对于气味的迷恋，解析现代主体观念的生成。传统白话文学中并不缺乏用香气营造情色氛围的书写，但这些描写主要用来烘托气氛，没能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五四一代挑战传统文化和封建思想，鼓励个性解放和性别平等，小说中的香气也沾染上欲望的色彩。与“科学”和“启蒙”的口号对应，此时的香味书写既呈现出科学主义的细致考察，又散发出原始情欲的张扬气息，全方位地展现“人”的觉醒。创造社众将的文学实践最能反映这一变化：张资平、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深入人物的潜意识，在气味营造的氛围中呈现男女主人公欲望的萌动。情欲气味是诱惑也是困扰，鲁迅的《肥皂》和茅盾的《创造》由此形成对照。两个故事的主人公虽然身份和观念不同，但在情欲气息的诱惑面前，双双陷入了矛盾的境地。四铭嘴上称赞街边讨饭的孝女，内心深处却想用肥皂给她“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君实表面鼓励女伴培养独立人格，实则沉溺于改造对方的控制欲。当女伴拥有自主想法、准备离他而去时，他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对方身上“肉的热香”。两篇小说中的香气书写，揭示出五四时期男性对于女性解放的含混态度。性别政治的博弈不仅体现于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差异，暗香浮动中，同样涌动着斗争的暗流。
第六章《政治气味》（The Politics of Smell）考察气味修辞，分析“香/臭”对立在政治话语场中扮演的角色。毛泽东对于气味背后的道德和政治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沁园春·长沙》中的名句“粪土当年万户侯”，将革命斗争的激情与豪迈、反抗压迫的决绝与无悔，抒发的淋漓尽致。作者认为，此处的“粪土”不应该被简单视为一种文学修辞。相反，这一意象在气味与革命之间建立关联，透露出敏锐的政治眼光。事实上，“政治嗅觉”一词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作为原始官能，嗅觉可以直抵灵魂深处，激发革命潜能。革命运动由此围绕气味衍生出一系列话语：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牛屎”到批斗过程中使用的“粪、屎、屁”，粗俗表达的运用，无疑具有动员群众、煽动情绪的效果。关于这一时期的话语如何传播观念、形塑价值，最终作用于革命实践，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可贵的是，作者并非通过简单罗列资料来评判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而是引入科学视角，探讨背后的生物学原理：提高政治嗅觉，依托的是物种进化中为寻找食物、躲避天敌而修炼的灵敏感官；“批臭、搞臭、斗臭”的话语背后，借用的是人类对于臭味的反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历史的是非众说纷纭，虽然不必诉诸对错，但势必要引发反省。黄雪蕾教授在此提醒读者，同样是政治词汇，“香风”和“香花”的意义截然不同，前者属于“资产阶级的香风臭屁”，后者是区别于“毒草”的“香花”。认识到气味的含混性，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敌/我”式的二元思维，洞察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态。
此书的时间框架虽然设定在清朝中叶到“文革”之间，但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始终透露出对当下社会议题的关注。该著作的意义不局限于研究近代史中的气味文化，抑或通过气味梳理一条现代化路径。黄雪蕾教授对于“陌生人”理论的巧妙运用，将二战后的人文主义反思，延伸到“后人类主义”里对超越人类中心的思考。这体现出作者对于理论发展脉络的清晰理解，以及对于环境人文研究走向的密切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推动了东亚语境下的生态批评和物质转向研究，对于突破“身体/自然”和“生态/文化”的对立思维，具有前瞻性的指导价值。在华语语系的文化版图上，气味可以给以语言为身份建构核心的群体想象，提供更多跨区域、跨文化、跨物种的“关联”（relationality）。从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到吴明益的《蝶道》，蝴蝶与气味在文字中留下的踪迹，透露出作家对于有灵的世界的感知。从班宇的《东北疯食录》到也斯的《人间滋味》，烟火人生的食色气味、苦辣酸甜，在边疆和飞地之间连通区域情感的共振。从陈楸帆《荒潮》中塑料燃烧的气味到郝景芳《北京折叠》里发酵腐烂的垃圾，反乌托邦的科幻书写通过嗅觉揭示社会的深层矛盾，是否也暗示着“向下超越”的契机？[2]回到本书的理论框架，鲍曼在《腐烂的香气》（The Sweet Scent of Decomposition）里认为，面对鲍德里亚式的后现代社会，臭味可以刺穿资本逻辑所生成的“拟真”（simulation），引导人们去认知世界原初的混沌多元、拥抱存在本身的鲜活生动。死亡、腐烂、分解，物质循环的过程能够调动嗅觉层面的感官冲动，探索人类社会解域和再结域的可能。
本书的另一贡献，在于以气味串联起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打通了学科和话语之间的壁垒。东方主义、阶级冲突、消费社会、冷战格局这些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并非作为“指导思想”空降在中国语境，而是在与气味的联动中，暴露出各自僵化的运行逻辑。作者通过扎实的史料研究，呈现出中国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嘈杂的声音、微妙的心境，以及酝酿的变机，将大历史解构为微观史、城市史、环境史、革命史和情感史，还原了历史语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此，作者把超越对立、感知多元的理论精髓，落实到对文献和文本的分析上。最能体现这一意图的，是导言部分选取的一则故事：1906年加拿大传教士Andrew Thomson来到河南布道，在乡村的臭水沟里开辟了一片玫瑰丛。这一怪诞的景观，无疑象征着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与此同时，黄雪蕾教授强调此处香臭混合的特殊气味。这种难以想象、更难以描述的气味，把读者的思维带进一片充满含混与矛盾的认知领域，逼迫人们去面对陌生的气息、承认思维的“困惑”（aporia）。有趣的是，此书总结部分也讲述了四个与气味相关的小故事。这些故事涵盖科学、启蒙、救亡这些现代性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再次印证了气味研究的意义。最后一个故事出自北岛回忆录《城门开》，通过描写记忆中北京的气味，诱发读者对于“多元”的思考。在北岛心目中，北京冬天的味道是霉烂的白菜、熏人的煤烟，还有漫天的尘霾。这些气味不算好闻，却是乡愁的寄托、记忆的线索。气味是关联私密体验、在地经验、情感记忆的载体，也形塑着有情的、充盈的、诗性的心灵空间。作者在结尾处有意无意地暗示，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未必要付诸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也不必屈从于权力规训附加的价值判断。回归个体的感知，珍惜生活的瞬间，保留记忆的自由，那处于香臭、善恶、敌我之间的陌生地带，便总有浮现的可能。
[1] Nixon, Rob.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关于“向下超越”蕴含的革命潜能，见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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