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中国气味》：熟悉的陌生人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东亚研究系黄雪蕾教授与三位年轻学人讨论其新著《中国气味：嗅觉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二。

廣生行的花露水广告

盛清以降的现代中国闻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这个乍听颇有些古怪的提问却正是黄雪蕾教授本书的核心课题。开篇所引加拿大传教士汤姆森夫妇在河南臭水池边种植玫瑰园的轶事，也正是以嗅觉与气味勾连“熟悉”与“陌生”并终于“共存”的最好隐喻：一方面，玫瑰园以臭水池作为滋养再重新绽放绚烂，此画面可以唤起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心中周敦颐《爱莲说》 “出淤泥而不染”的意象；另一方面，传教士与爱尔兰玫瑰作为中国现代初期的西方舶来品，又为这传统意象增添了奇妙的陌生感。正如黄教授所言，本土臭水池与西方玫瑰园的共生所导致的臭气与香气的互相影响乃至自然融合，正是嗅觉感官为全球化联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下的最好脚注。

历史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感官转向”（sensory turn）在西方学界已经行之有年，然而在中国研究的语境下却还处于新生状态。自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沃尔特·翁（Walter Ong）提出“大分裂”（Great Divide）理论以来，作为高等感官的视觉便与其他低等感官区隔开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现代化的最大助力。而“感官转向”正是对于这一理论的重新反思，致力于关注嗅觉、触觉、味觉等低等感官，发掘个人经验与现代文化形塑与建构之间的关联，提倡低等感官也极大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本书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以嗅觉与气味的变迁作为线索，提出“中国嗅觉现代化”，回应的依旧是中国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何以自处的大问题。

嗅觉作为与生存本能密切相连之感官，往往被简化认知为是在香/臭、喜/恶两极之间蹦跳，但黄教授的整理与深入细读却再再向我们印证了这其中更为复杂难辨的状况。对于香与臭的认知不仅会因为个人经验或者社会文化需要产生游移，更有各种脱离个人乃至群体意志的悖论性展开，使得气味的香臭好恶等无法被简单定义。不吝啬于铺陈与渲染各类庞杂史料，挖掘出隐匿其中的悖论（paradox）并对其背后原因加以解说，正是本书对于书写中国气味文化史的最佳贡献。自盛清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部现代中国的嗅觉史正是在染臭、除臭、熏香、与厌香之间挣扎摇摆的历史。而其中气味作为“陌生者”（stranger）如何被“他者化”（othering）理解，而嗅觉又是怎样不断被资本主义市场与政治意识形态扭曲与重塑，正是本书不断叩问反复求索的核心问题。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六个章节，大体以历史时间排序。

第一章关注盛清小说《红楼梦》，探讨了欧洲现代性全面侵入中原大陆之前，中国上层士族大家庭对于日常生活中气味的认知与运用，以及气味如何成为小说人物与情节的隐喻。以《红楼梦》对于物质细节与人物感官的细腻书写为基本材料，作者分析了香味的使用如何为小说中的世界勾勒出时间与空间的区隔，以及小说如何通过不同种类的香味来体现不同女性角色的身世与个性，最后提及以刘姥姥为代表的外界臭味如何侵入精致熏香的大观园并预示了故事结局。本章的讨论对象（古典章回小说）与讨论方式（文本细读）似乎与之后的章节不甚相同，却也恰恰体现出从前现代跨越至现代的断裂感。尤其与第二章并排来看，前现代中国的精致香与现代中国的污秽臭形成了惊人的对比。更有趣的是，作者将《红楼梦》中多层次的气味书写看做是对现代中国气味发展的总体隐喻，更在第六章以及结尾部分巧妙勾连回应了《红楼梦》中有关气味空间的相关探讨，在本书的论述上形成了精巧闭环。

第二章以“China stinks”的冲击性判断为标题，以欧洲旅行文学为主要材料，讨论了此论断的时代性、可能性、以及蕴含其中的种种悖论。从这一章开始，论述开始拥有了全球化联动的视角。也正是在这边，作者提出并开始论证贯穿全书的重要观点，即气味作为“令人不安的陌生者”（uneasy stranger）的存在，以及不同人群如何通过将其转化为“确定的他者”（definite Other）来进行消化与理解。本章运用充分详实的史料，从还原欧洲旅行者眼中十九世纪的中国气味图景开始，条目类举当时冲击性的臭味来源，即欠缺的路面铺设、暴露的排水沟、不洗澡的人群、鱼干大蒜等重口味食物、以及甜腻的鸦片香。除此之外，“臭”的整体论断还经由欧洲旅行者的种种夸张、讽刺、与诗化加工得以广泛传播。然而更有意思的部分，是作者对于这些看起来真切确证的历史背后种种悖论的探讨。在路面铺设与排水沟的部分，作者指出，旅行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与当时欧洲状况相反的“他者”，而更是现代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健全前的中世纪“自我”。因而，对于晚清中国很臭的厌恶，更像是无法接受自己过往的厌恶。而在肮脏人群的部分，作者以《红楼梦》中的卫生状况作为对比，提出为欧洲旅行者所忽略的阶级差异的重要性，即，此类肮脏发臭的状况往往都是针对特定的下层人群而言，而非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而将中国人整体认知为缺乏卫生概念的原始人，则更能提升欧洲旅行者的优越感。此外，在食物的部分，其实不仅欧洲旅行者认为中国食品很臭，相反的，中国当地人也认为欧洲的食品臭味难当，因而产生了奇妙的“互相他者化”（mutual othering）的状况。最后在鸦片的部分，欧洲旅行者关于鸦片“臭”的定义看似来自于对于鸦片犯罪导致道德沦丧的厌恶，但实际上是对于自己隶属鸦片输出国的羞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保护机制（defense mechanism）。这其中的种种反转，正在作者对于史料的深挖以及对于叙述视角的敏感把握中得以重现。

第三章进入本书的第二大板块，从观察现状进展到积极干预，以上海为例，探讨了欧洲殖民势力在臭气传播病菌的现代生物医学概念背景下，为了抵抗“China stinks”的状况而做的种种除臭（deodorizing）努力。首当其冲的就是上海的沟渠改下水道工程，作者认为这正是用法律与行政手段将臭气从“陌生者”转化为“敌人”（enemy）从而进行合理消灭。与“China stinks”论述一脉相承，看似积极正面的除臭努力中也存在着一系列悖论：令欧洲殖民者厌恶的污染与臭气其实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副产品，而促使上海卫生环境恶化的根源正在于欧洲对于中国丝绸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粗暴填沟铺路的现代化除臭工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破坏了勾连上海的江南水路网，使棚户区居民无法负担改造的费用，沟改路之后剥夺本地人的道路主权等等。尤其以上海为代表，为了除臭而推倒城墙填平护城河，不仅彻底改变了前现代城市的污水生态系统，更最终改变了传统儒家社会秩序，建立起以南京东路等外国租界为中心的新城市格局，并得以延续至今日。正是从气味和嗅觉这些微小之处开始，上海被重新建构为现代都市。本章最后部分还提及了解放后上海继续进行的除臭运动。这场运动与欧洲殖民者的努力目标一致、做法类似，但组织上更带有政治色彩，强调爱国精神与群众动员。而这其中对于臭气/异味（malodour）的认知也存在着悖论：一方面，延续殖民者带来的现代理解，臭气被认为是需要被消除的“敌人”，但另一方面，普罗大众的阶级认知以及与基层劳动共生的特性又使得臭气/异味显得“光荣”（glorified）。意识形态在此处巧妙地将嗅觉的可塑造性（plasticity）为己所用。

除臭之后，第四章讨论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商品市场试图再次熏香（re-perfuming）中国的努力。本章以茅盾《子夜》中老吴面对现代上海及其香味冲击而暴毙的情节作为引子，讨论了现代香水产业如何在除臭后的中国重新定义气味与嗅觉并创造与争夺市场。对二十世纪初刚刚真正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而言，香水与各种化妆品的气味也是一种“陌生人”，而资本主义商家则致力于将这种“陌生人”变为“朋友”（friend）。无论是夏士莲、旁氏白玉霜的西洋品牌本土化，抑或香港廣生行的民族主义宣传，都尝试从《红楼梦》这类经典叙述中寻找花香与仙露的灵感，为陌生的现代化妆品攀附熟悉的前现代意象，再进一步标榜自己作为现代工合成品的科技含量来超越前现代的天然香味，最终造就大众对于人工产品的狂热崇拜。而资本市场也进一步瞄准了女性消费者，通过挪用传统道德话语、创造化妆品在不同时空下的使用场景等手段，形成使用化妆品即自我投资、迈向现代的概念联结，终于将“陌生”的香味扑鼻的现代合成化妆品变成了女性的“朋友”。作者在本章中大量使用了当时的化妆品广告与宣传画来进行分析，为缥缈的嗅觉赋予了视觉形象，也让讨论更加精准切中要害。

第五章和第六章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本土对于嗅觉现代化的一系列回应。第五章关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性开端的五四运动中，创造社成员、鲁迅、以及茅盾等人如何利用嗅觉和气味展开对于性爱解放与力比多流动的一系列文学创作，目标实现在感官层面重塑自我（selfhood）。以创造社而言，张资平的《约旦河之水》尝试描绘现代女性独有的个性诱惑气味，郭沫若则在《残春》中用科学说明文似的笔调将散发着香水味的女体比喻为玫瑰花蕾，体现出个人觉醒以及科学至上的论调。另一方面，作者以乐曲起承转合的术语对鲁迅的小说《肥皂》进行了细读，认为作为商品的肥皂那股“似橄榄非橄榄的說不清的香味”正是现代生活暧昧特征的再现，男主人想要用肥皂将路边为母亲要饭的少女“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则是男性在恪守儒家道德与现代性觉醒之间的游移，而小说结尾妻子对于肥皂的主动使用则展现了现代女性的自觉与性觉醒。本章最后解读了茅盾的小说《创造》，提出五四男性对于接受了现代教育并具有反叛力比多的女性既崇拜又害怕的模棱态度。总而言之，五四关注散发诱惑气息的力比多本能，尝试将人从传统儒家关系网中解放出来，并投以现代科学与自然主义眼光。

最后来到第六章，历史时间推移到了解放后，而讨论也转向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本章以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作为引入，讨论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中对于香与臭的重新定义。首先是对于“政治嗅觉”的标举，标志着以嗅觉比喻为导向的政治运动的开始。既强调嗅觉属于生存本能的特性能够更好更快地识别“敌人”，又在某些场合将嗅觉的“非理性”特点作为识别错误的借口，从而让嗅觉和鼻子成为方便的政治斗争武器。其次是文革相关运动中对于粪屎屁等粗俗用语的偏好，一方面用臭气定义令人憎恶的反革命，另一方面又悖论式地将接受臭气打扫厕所作为改造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手段。再来是对文革中“斗臭”“批臭”等特定用语的讨论，嗅觉被调动起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批判。在一系列臭味之余，本章还对同样名为香但含义却截然相反的“香风”与“香花”两个名词进行了解读。“香风”与香水等资本商品相勾连因而是魅惑而又充满毒害的，但“香花”则往往与资本主义“毒草”相对举而成为了积极正面的象征。作者指出，这其中对于同一种香味的两种对立表述正是一种操控性的修辞策略，极大利用了嗅觉感官本身的模糊性。本章收束在对于嗅觉的普适性与可塑性的讨论，借用哲学家康德以及小说《香水》的作者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言论指出了气味对于在地球上任何呼吸生物的不可逃避性（inescapability），来论证利用嗅觉开展政治运动的有效性。

由上观之，黄教授此作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从古典“香文化”着手，横跨近两百年，仔细梳理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嗅觉与气味所扮演的地位，是在中国研究“感官转向”上的一次具有视野与雄心的尝试。正如其在书末余论中所提及的，嗅觉作为低等感官在历史发展中所能起的作用以及被各方势力利用的程度显然被大大低估，而亟需重新审视。

气味与嗅觉作为“陌生人”的隐喻概念贯穿全书。如何去认知“陌生人”，如何化解“陌生人”带来的困惑感与威胁感，各个人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不同的策略。或将其变为“他者”进行区隔，或直接转化为“敌人”予以消灭，再或者转变为“朋友”以期建立联结。使用此类人际称谓作为比喻，本书生动展现出了人与气味、嗅觉与社会文化之间复杂隐秘的相互关系。

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便是通过细读史料对于嗅觉话语中的多重悖论进行精妙离析，再再强调了面对任何论述都需要进行二次思考的重要性。发觉悖论的重要性或许并不在于推翻之前的定论，而更在于开拓多元视野，指出正反两方共存的可能性。这也可以联系到黄教授在书末余论中对通常认知下嗅觉 “文化决定论”进行的质疑。种种个案都一再表明，嗅觉与文化之间并非单向决定的关系；气味与嗅觉也常常体现出对于文化形塑的抵抗，创造出充满了矛盾与不一致的多样感官经验，而最终回归其作为“陌生人”的根源性存在。

因为气味本身难以保存，而人类描述嗅觉的语言词汇又天生匮乏，进行气味嗅觉史的研究本就困难重重。黄教授此书可谓成功范例。只不过，在书中尤其是最后一部分，可以看到气味与嗅觉终究还是难以逃脱被语言符号与主流话语招安的命运，失去了落实身体与物质世界的特殊性，而化为形而上表征中的一员。这种因材料与研究的文字化而导致作为文字反面的感官最终依旧回归文字的状况，让同样作为感官书写研究者的笔者深感无奈。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恰如其分可以作为这一段气味文化史的终章。正如《红楼梦》中大观园无可避免的失落，或许对于气味的追寻也正当如此无可避免地沉沦，而鲜活的感官也终将泯然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