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生命之网》：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

在中文的政治社会语境中，资本主义是一个定义明确的概念，既指代一种生产方式，也指代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在西文语境中，资本主义是个语义含混、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的概念，不同学科和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它做出不同解释。就历史学而言，前有布罗代尔，后有沃勒斯坦，都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理论。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既是市场经济，又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最大限度获取利润，并在从一个领域和形态转向另一个领域和形态的过程中实现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既从历史中产生，也会在历史中因为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垄断与市场的冲突）而走向解体。与布罗代尔不同，沃勒斯坦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历史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还是世界的，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组成的流动的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是建立在世界体系上的经济权力与政治和军事权力的统一。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世界体系理论发生变化和分化。一派以贡德·弗兰克和周新钟为首，主张世界体系不是五百年，而是五千年，并且需要对这个五千年的世界体系进行绿化，从而回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进行历史追溯的需求。另一派以詹森·W.摩尔为代表，依然坚持五百年的世界体系，但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世界—生态”。

詹森·W.摩尔著，王毅译，《生命之网：生态与资本积累》，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

摩尔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沃勒斯坦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和世界体系理论，阿瑞基的全球性资本积累和辩证合作的自然—社会关系理论，以及福斯特等绿色左翼的思想。在沃勒斯坦的理论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能形成局部的体系和霸权，后者可以形成世界体系和世界性霸权。换言之，资本主义是利用世界资源环境不断应对自身的危机，并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阿瑞基把环境转型与资本积累危机的世界史联系起来，进而阐明了商业公司竞争、阶级斗争、帝国冲突等资本主义诸因素与环境相互成全的复杂关系，尤其解明了地缘政治和西方霸权的经济基础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适应力、和发展的周期性。福斯特等绿色左翼思想家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与自然统一，尤其是突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合流。对这些思想的批判性吸收，使摩尔形成了气魄宏大、内容丰富、锋芒锐利的新思想。另外，摩尔从大学起就接受了多学科训练。他本科在俄勒冈大学接受政治学和社会学训练，硕士在加州大学（桑塔科鲁兹）接受历史学训练，博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接受地理学训练。工作后，先后在瑞典隆德大学人文地理学系、于麦阿大学宗教、哲学和历史系、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也是宾汉姆顿大学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沃勒斯坦创立）的核心成员。这种多学科训练和跨学科探索使之能够驾驭复杂的主题，并做出综合分析。在摩尔的眼里，传统的学科分野并不是束缚研究者的枷锁，从宏大问题出发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顺理成章的学术路径。

詹森·W.摩尔

在此基础上并超越之，摩尔形成了自己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世界—历史”研究路径。先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环境后果（如新陈代谢断裂、生态不平等交换、生态足迹等），背后的逻辑是人与环境的二分和人对环境进行研究、征服和改造利用的现代理性。这种对环境或生态基质的理解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现代环境危机的根源，摩尔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借用了“奥伊寇斯（Oikeios）”概念，指代作为整体的、内部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的环境，进而发展出生命之网等概念，说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都是从奥伊寇斯中浮现，而不是人作用于环境的结果，从而把资本主义从经济体系或社会体系变成了“社会—生态”体系。本体论上的变化必然引起方法论的改变。先行研究大都从社会、环境等基本单位出发，探寻不同基本单位之间的线性关系或辩证相互作用。摩尔反其道而行之，从研究关系入手，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资源边疆、商品边疆等历史进程变成既是关系的生产者也是关系的结果。在这个关系中，是价值规律把时间和空间压缩，把资本积累与自然生产交织在一起，使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以商品为核心对生态进行重组，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扩张。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需要一个合理的切入点和路径，摩尔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路。在这里，历史不是过去与现在二分意义上的历史，而是研究关系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也从某种确定的模式变成了散乱和不断演进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时空上的数量变化与结构变化通过商品化同步进行，推动作为“社会—生态”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危机、再生、再危机的周期性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生态危机促使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革命促使霸权不断转移，进而促使资本主义不断升级和商品边疆的全球化。

杰森·摩尔著，赵秀荣译，《地球的转型：在现代世界形成和解体中自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2015年

《生命之网》的问题意识是：如何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性质是什么？与传统的、就当下看危机的方法不同，摩尔采用了从历史看危机的方法。换言之，就是把当前的危机情景化和历史化，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演变进程中发现危机的特征以及克服危机的方法，并通过比较发现当下危机的特殊性和可能的走出危机之道。从奥伊寇斯的本体论出发，人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在人中，奥伊寇斯表现出双重内在性。与此同时，原来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也就变成了环境制造。在环境整体中，人与环境的其它部分相互制造，人类社会和文明由环境制造，环境的其它部分也由人类制造。因此，资本主义就是从奥伊寇斯中浮现出来的人与环境的其它部分之间的合作生产过程，亦即资本主义在环境中，环境在资本主义中。

在中世纪的生态危机中，封建领主、城市手工业主和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讨价还价能力增强的农民，突破这一瓶颈的办法来自于扩大资源边疆，从而让不同主体各得其所。然而，与先前的资源边疆拓展不同，这一次边疆扩张是以资源环境的商品化为前提的，与此同时，钟表和测绘法的出现把时间由自然的线性时间变成了抽象劳动时间，把空间从平面变成立体的、在时间作用下压缩的空间。在“漫长的16世纪”，随着商品边疆从欧洲东部转向大西洋岛屿，社会抽象劳动时间与远距离的环境馈赠结合共同孕育了历史资本主义。随着木材边疆、蔗糖边疆、钢铁边疆的扩展，主导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愈发显现出劳动力商品化是以环境的无偿占有为前提的特征。资源的稀缺性并没有转化为价值，相反却在权力作用下被廉价化，被无偿占用（食物，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这种占用保障了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增值，但也会导致对商品边疆的竭泽而渔式利用和迅速枯竭，进而造成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一般情况下，商品边疆的利用周期是50-75年，因此而带来的是对食物、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价值大约40-60年的下降，这种下降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繁荣。然而，繁荣受制于商品边疆的生态局限，之后必然会陷入衰退。如果能寻找到新边疆，那就意味着暂时克服世界—生态危机，重新走向繁荣。然而，同样的利用逻辑一再重演，于是商品边疆和经济发展就会持续经历周期性危机和重生。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在克服重大生态危机中发生飞跃，从而改变环境整体中的权力、资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17世纪的英国农业革命在英国国内造成草地向耕地的转变，在加勒比海催生了甘蔗种植园，前者制造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后者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二者共同推动了工业革命，但是，好景不长，到1760年英国的粮食产量停滞，价格飞涨，实际工资下降，出现发展危机。走出这次危机不再是单纯寻找新的粮食边疆，而是形成新的环境，那就是在美国中西部形成工业化农业，通过投入资本和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另一个条件是美国政府利用国家力量赶走了土地的主人，把土地变成了廉价资源，任由农场主和自耕农剥削千百年来形成的肥沃土壤。资本主义由早期资本主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阶段。

工业化农业不但耗竭土壤，还会关闭粮食边疆，进而造成工业资本主义的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资源和重组世界—生态的战争。克服危机的办法孕育于1930年代的美国，1950年代后在全世界展开，那就是绿色革命。绿色革命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大幅度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全球粮食贸易飞速增长，粮价持续下降，资本主义重塑了世界权力格局、资本积累和环境，资本主义呈现出繁荣景象。然而，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这种“石化—杂交复合体”农业并不能持续，相反却造成增产不增收，贫富差距加大，土壤板结化和农产品毒化等生态问题，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2003年开始陷入危机。廉价资源和廉价食物的缺乏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在技术进步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显然不能用先前行之有效的寻找新商品边疆的办法来解决。换言之，这次危机不同以往，随着作为商品边疆的廉价自然的结束以及全球变暖等环境威胁袭来，资本积累出现了无法突破的限制，而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与沃勒斯坦类似，摩尔找到的可能出路是通过阶级斗争调整生命之网中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调整奥伊寇斯中的权力与财富关系，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世界—生态”之路。

梳理了摩尔的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的环境史后，大体上可以通过与先行研究的比较概括出他的学术贡献和意义。第一，从本体论上突破了现代性的环境观，提出并贯彻了自己的、蕴含整体论和有机论的奥伊寇斯环境观。第二，把价值规律扩展为劳动力资本化和占用自然馈赠相结合的法则，从而构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和极具适应性的动力机制。第三，重构了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现了资本主义在自然中、自然在资本主义中的双重内在性。第四，从历史深处观察现在并走向未来，阐明了我们时代面临危机的独特性质和可能的出路。第五，构建了资本主义从奥伊寇斯中浮现出来的历史，是真正从整体论和有机论出发的新型环境史。

无疑，《生命之网》是一部气势恢宏、主题宏大的学术著作。该著所涉及的重要而又富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加之它是在作者发表的多篇论文基础上合成的，其中还有一些作者自创的概念，因而理解不易，但这正是一个富有学术雄心的学者应该进行的探索，尽管这样的著作容易引起更多的争议，但这也是原创性学术成果的积极贡献之所在。综合作者的其它著作，可以发现，尽管作者继承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并发展出自己的“世界—生态”体系，但实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和布罗代尔所谓的两个16世纪的商品边疆即东欧、美洲和西非，对此后的“世界—生态”主要进行的是理论分析。换言之，如果能对18世纪后的非欧美世界进行充分的实证研究，就能深化对资本主义研究中不断变化的其它主题的认识，如自由资本主义之后的殖民主义、亚非拉民族主义、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义等。这些认识毫无疑问会强化对“世界—生态”的世界性和整体性的理解。

无论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首先都要从经济开始，《生命之网》正是这么做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工业经济，无论是原工业化还是工业化，无论是欧美的内源性工业化还是亚非拉的赶超型工业化，都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对工业化中体现的劳资关系、剩余价值剥削率、商品生产的环境资源输入与输出等仅仅从价值规律和城乡新陈代谢断裂等角度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对这些问题从时代和区域两个维度分别进行比较研究不但能够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能体现“世界—生态”的深刻变化及其复杂性。

最后，作者指出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的限制在于资本本身，这个观点无疑是深刻的，但是资本的特性也催生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主义运动，因为资本要增殖就不能彻底摧毁商品生产和枯竭劳动力再生产，否则就无法实现增殖。这种内在的需求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广泛的、一波接一波的环境主义运动的内在动力。正是环境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资本、权力和环境的关系，甚至可以说造就了资本主义的适应力。把环境主义运动纳入分析，并与商品边疆的扩展进行综合考虑，可能是对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做出全面分析的有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