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虚构的犹太民族》,[以]施罗默·桑德 著,王岽兴、张蓉 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
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颠沛流离的历史,图片来自网络
“犹太人始终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在现代,诉诸“民族”这个不稳定的术语已十分寻常。如果说在遥远的过去,这个词被适用于像“犹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么,在现时代,它的用处更多地是指称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语言要素的人类集体。一般来说,在印刷术、书籍、报纸和国家教育兴起之前,很难使用“民族”这个概念来界定一个人类群体。当部落或村长的沟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时,当杂乱的方言在一个山谷和下一个山谷之间都不同的时候,当农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词汇仅仅扩展到他的工作和宗教信仰时,上述那种意义的民族存在的现实性,可能要受到严重质疑。把一个农业生产者的文盲社会界定为“民族”,我始终认为是成问题的,是有着令人不安的时代错误的标志。
还有,一如我们常常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历史教科书中发现的,对于把哈斯蒙王国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表露出了赞许之色。试想一个社会,统治者们在首都讲着阿拉姆语,而他们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系列希伯来语方言表达自我,那里的商人则用古希腊的共通语来进行商业活动,这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可以严肃地质疑它能否被界定为一个民族。
历史学家总是依赖于从前的知识权力中心所流传下来的成文的言语,总是轻率地倾向于将狭隘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记录在成文的文献中——的认同概括并运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在被认为拥有行政语言的王国或公国中,它们的绝大部分臣民认同行政机构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形下接近于零。如果说存在一种对王国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形式,那一定是将王国与土地贵族和城市精英——他们接受统治者并为他们的权力提供基础——联结在一起的认同。
在现代性兴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务是表达或代表“民族”意见的、个人所形成的阶层。除了君主国的年代记编者或历史学家之外,涉及在广泛的民众阶层中传播和发展一种认同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神职人员中的一些成员。这些人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设法获得相对自治的程度,依赖于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宗教“代言人”的权力依赖于意识形态方面团结一致的水平,也依赖于他们之间沟通交往的强度:一方面,他们坚持信仰,而另一方面,他们是唯一塑造和传播集体记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阿特拉斯山脉中皈依犹太教的柏柏尔人知道更多的是出埃及记和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遥远的首都统治他们的君主;正如在法兰西王国,农民更熟悉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而不是他们国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兰西民族,也不存在意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样不存在一个散居在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当然,确实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仪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犹太人认同,这种认同根据背景和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力量。团体的文化成分越是远离宗教习俗,就越类似于非犹太人环境中的文化和语言习俗。不同的犹太人团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异,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强调单一的“族群”起源:绝大部分犹太人——虽说不是全部——大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的血统:古代希伯来人的血统。绝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当然不相信纯粹的种族——正如我在本书中已经解释过的,犹太人的宗教不允许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可是几乎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都把共同的生物起源,引证为确定一个单一民族成员身份的决定性标准。正如法国人被劝信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德国人珍视他们是雅利安条顿人的直系后裔的说法一样,犹太人必须知道的是,他们是从埃及走出来的“雅各的子孙”的真正后裔。只有这个希伯来人祖先的神话才能证明他们声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所有权的正当性。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个神话。每个人都清楚,在现代世界,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一般不能提供对一块领土的所有权,尽管一个“族群”民族总是要拥有一块他们可以声称是他们祖先遗产的土地。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眼中,《圣经》不再是一部令人敬佩的神学文本,而是成为了一部世俗的历史著作。《圣经》的教义仍然在特别指定的课程中—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被传授给所有犹太裔以色列学生。根据这种教义,犹太民族不再是由那些上帝的选民构成,而是成为一个源自亚伯拉罕后代的民族。因此,当现代考古学开始证明出埃及记不存在,伟大而统一的大卫与所罗门治下的君主国也从未存在过时,它遇到了来自世俗的以色列公众满是怨恨和难堪的反应;一些人甚至毫不退缩地指责“新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是对“《圣经》的背弃”。
作品简介
《虚构的犹太民族》,[以]施罗默·桑德 著,王岽兴、张蓉 译,中信出版社
《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
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施罗默·桑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