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沈鸿烈辞职风波中的派系斗争与社团参与

1933年华北政局派系林立，以韩复榘、于学忠、沈鸿烈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与南京政府貌合神离。此外，伴随着日军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华北时局愈加复杂危险。为加强对华北的控制，国民政府决定组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企图重塑华北权力格局。就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华北局势稍作缓和之际，东北海军内部突发刺杀沈鸿烈的“倒沈运动”（也称薛家岛事件）。由于沈鸿烈处置失当，刺杀案逐渐发展为沈氏的辞职风波。目前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政局多有研究，但是以地方实力派沈鸿烈为切入点的考察并不多见。笔者将尝试根据青岛市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相关原始材料，以及报刊、文史资料等文献，梳理此次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探究华北复杂的政治态势，以及东北海军对时局的影响；同时考察以青岛市商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如何企图通过舆论影响时局。

沈鸿烈遇刺与辞职风波缘起

沈鸿烈（1882-1969），湖北天门人，东北海军创始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东北海军江防舰队叛投日伪，原驻青岛等地的东北海军余部被迫重组。新组建的东北海军由沈鸿烈任司令，调江防舰队队长谢刚哲任参谋长，原第一、第二舰队编制不变，仍以凌霄和袁方乔分任舰队长，取消江防舰队。第一舰队和海军司令部等重要部门驻扎青岛，第二舰队驻扎威海长山岛。改组后的东北海军仍下辖有全国仅有6艘巡洋舰中的海圻、海琛、肇和3艘，舰艇总吨位和海军总兵力在全国三大海军舰队中名列第一，实力不容小觑。沈鸿烈在新组建的东北海军中大量安插自己亲信，重要职位大多由其亲信、同学把持，把整个东北海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1931年底，沈鸿烈接替胡若愚担任青岛市市长，就此掌握青岛的军政大权，成为华北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沈鸿烈

1931年12月初，沈鸿烈到崂山视察海圻、海琛、肇和、镇海四舰时爆发崂山事变，时任东北海军参谋长的凌霄及四舰舰长将沈鸿烈监禁，并逼他辞去东北海军舰队司令职务。由于计划不周，此事很快暴露，海圻舰副长董沐曾、海琛舰副长李信候、肇和舰副长姜西园等闻讯后，立即控制了各舰并声称拥护沈鸿烈。同时，董沐曾又派海圻舰上的上尉队长关继周率兵前往崂山下清宫将沈鸿烈救出，并拘捕了凌霄等人。沈鸿烈为了安定军心不使事态扩大，仅将凌霄等为首数人资遣他去，其余同党概不追究，对救驾有功人员分别给予提升和奖赏，崂山兵变顺利解决。虽然崂山事件顺利解决，但是这次兵变却打破了海军内部的平衡，为1933年爆发的“倒沈”事件埋下了祸根。1933年6月，东北海军镇海舰返回青岛，按惯例沈鸿烈将要上舰训话，姜西园、关继周等人便密谋在沈上舰之际将其刺杀。1933年6月24日镇海舰返回青岛，沈鸿烈照常例前往镇海舰训话，在登舰途中被上尉冯志冲狙击，冯志冲连开数枪，一枪未中。刺杀失败后，冯志冲随即被逮捕。刺杀发生后，沈鸿烈依然按照原计划上舰训话，岸上港口也因此加大盘查力度。

冯志冲被捕后，如何处理冯志冲成为沈鸿烈亟待解决的问题。6月25日，驻扎在青岛的东北海军各舰长和海军其他主要官员齐至海军司令部商讨解决之法。与此同时，参与筹划此事的姜西园、关继周等人在海圻舰上秘密召开会议商量如何解救被捕的冯志冲和下步行动。姜、关等人商议后通告沈鸿烈，“若将冯处死，则彼等将均不服从沈氏”。而驻扎在岸的海军陆战队得知此事后对沈鸿烈致电表示慰问，并且声称“教导队、陆战队等对此种犯上作乱之事均极为愤慨”。沈鸿烈并没有在意姜、关等人的威胁，6月25日晚，沈鸿烈将冯志冲枪决，但是对其余涉事人员未作追究。

沈鸿烈选择将冯志冲马上正法的缘由大致有三点：1、根据崂山事变的经验，仅对匪首处罚，其余概不追究。2、沈鸿烈这时正与南京政府商讨东北海军编制问题，若此时东北海军内讧的消息传出，南京势必借机打压东北军。3、《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虽有缓和但依旧紧张，沈鸿烈不清楚此事背后是否有日本人的挑唆。如果此事为日方挑唆，日方势必有进一步动作，进而引发新一轮的中日关系紧张。所以沈鸿烈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争取把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沈鸿烈对刺杀案的处理非但没有淡化此次刺杀的影响，反而使得整个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冯志冲被正法的结果使得姜西园等人深感危险，遂“趁各舰舰长上岸开会之际，于当夜擅自驶出，将要驶向何处不明”。

海圻等舰的私自出走使得整个时局变得复杂，6月26日沈鸿烈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请辞海军司令和青岛市市长职务，“此次发生的不幸，均系东三省人之一部，又恐与伪满洲国有关……惟鸿烈德薄能鲜，驭下无方，恳准免去本兼各职……”同时，为了继续控制海军，沈鸿烈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希望参谋长谢刚哲继任海军司令。同日，拥有东北军背景的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致电蒋介石为沈鸿烈开脱：“沈市长现正极力镇静设法处置，其士兵与沈感情素笃或内部尚有变化亦未可知。”与此同时，时任蒋介石代表、军事联络人的蒋伯诚就此事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但是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并未第一时间上报，直至28日才将此事上呈蒋介石。

就在各方关注事态发展时，6月28日私自驶出的海圻、海琛和肇和三舰对沈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沈下野并在24小时之内作出答复，同时还要求补发所欠三月饷银，释放刺沈嫌疑犯和把东北舰队交由原参谋长凌霄统领。同日，时任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称沈鸿烈已无力控制东北海军，应派舰队北上剿灭叛军。陈绍宽就任海军部部长后鉴于东北海军未听命于中央，曾于1932年6月呈报蒋介石《统一海军计划案》，要求东北海军受海军部节制指挥，沈鸿烈专任青岛市市长，或将其调任中央军政机关任职。但蒋介石对此并未理会。当日，沈鸿烈便对“叛逃”三舰的要求作出回应：“一、万不可投降伪国，为国家民族稍留体面；二、万不可骚扰地方，保本军名誉；三、烈只求你等不投降伪国，不但个人可即日离职即碎割万段亦不辞。”随后，沈鸿烈又向蒋介石请辞青岛市市长和海军司令职务。陈绍宽也再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明令免职沈鸿烈并以原东北海军参谋长、时任海军部高级参谋凌霄接替沈氏的职务。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令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处理“青岛沈鸿烈之进退问题与脱走舰队之善后处置”问题，政整会遂命威海行政专员徐祖善前往青岛查案，同时命谢刚哲负责与脱走舰队沟通，沈鸿烈照常主政青岛。韩复榘亦派遣代表前往青岛协助处理此事。7月1日，南京又命北平军分会处理青岛海军事件，北平军分会“刻派遣李戎邻前往调查”。同日，济南方面传出愿意调停的声音，韩复榘更是表示沈鸿烈已同意不辞市长之职。7月2日韩复榘提出调停办法，“舰中军官要出洋，韩表示送彼等留学；如将兵舰开回，可保全位置”。乍看之下，韩复榘的调停办法诚意满满，但是实际上韩的这番说辞苍白无力。虽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但是海军却与韩素无瓜葛，无论是韩许下的既往不咎也好，还是出国留学也好，皆是空谈。7月1日，奉命调查此事的威海行署专员徐祖善，对外公布了事件的调查结果，“此次叛变之级官五六人，均系沈一手培植，相随十余年，自沈兼市长后，要求充任市府要职，沈为划清军政，避免混乱起见，未允所请”，并且“此次肇事原因，各报已有登载，总不外去年崂山事变，救沈者要求报酬过奢，沈不肯……遂怀恨在心”。

不过引起事端的三舰自28日通电倒沈后“以三日未予青岛通电”，去向成谜。由于三艘军舰下落不明，整个局势陷入短暂的平静。为弄清三舰下落，“沈鸿烈自三舰失踪，派人向各处探查……派机传知分向华南华北探查”。南京海军部对叛逃三舰极为重视，“派遣高级参谋凌霄、参谋本部刘田甫及张鹏霄等前来襄助办理此事，设法召回三舰”。7月4日，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由京（南京）来平（北平）协助调查此事件。蒋介石对此事亦极为重视，分电沿海各地查询三舰下落。为防止叛舰南窜，蒋介石甚至下令海军部设法在江浙海面截堵，并派空军探查。

此时，摆在三舰面前有叛逃和南下两条路。北上即投降伪满，沈鸿烈曾听到有东北籍青年军官有投靠伪满的消息，加上三舰上的不少人来自东北，所以不难判断三舰有投降伪满的可能。从当事人的事后回忆看，北上是断不能的，“东北是不能去的，我们不能投敌卖国”。二是南下投靠蒋介石或者陈济棠。不过海圻等三舰“投南京也不能，因为福建系海军是死对头，绝不能兼容”，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广东的西南政委会”。7月5日，失联多天的三艘军舰有了消息，“行政院方面接太古轮船公司电告三日三舰南走”，同时亦有济南方面有消息称在7月1日在温州发现三舰踪迹。7月5日晚，广州传来消息，“海圻等三舰五日晚十时抵虎门”。至此，三舰入粤成为定局。随着三舰入粤，各方势力针对东北海军余部的“节制指挥”和青岛市市长一职的归属展开激烈交锋。

争权夺利：辞职风波中的派系斗争

7月4日南京国防会议批准了沈鸿烈辞去海军司令的请求，并决议将沈鸿烈部舰队收归海军部统一指挥。此时的海军部由陈绍宽的闽系主导，其与东北海军积怨颇深，所以国防会议的决定是东北海军无法接受的。为此，东北海军以反对闽系为由不肯转隶海军部，沈鸿烈与王时泽等声称只认北平分会不认海军部。而东北海军内部也对南京国防会议的决定十分不满。7月6日，驻长山岛的东北海军第二舰队袁方乔部联名致电蒋介石，对国防会议允许沈鸿烈辞职的决定提出四点质疑，并声称将与沈鸿烈共进退。7日，谢刚哲率领东北军海军全体军官致电蒋介石与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表示愿与沈鸿烈共进退，“顷阅中央会议议决淮沈辞海军司令职，并将所余各舰交还海部，已由政院发表。海部更张事小，地方治安事大，现沈已不问海军事，市长职亦决辞。刚哲等誓当共同进退，决不留恋”。军政部次长陈仪也有感闽系与非闽系“意见甚深，以一纸命令交海军部管辖尚恐不易就范”，遂就东北海军管辖权问题致电蒋介石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青岛各舰可否令谢刚哲统帅归海军部管辖，一面任命凌霄为海军部次长使非闽派之军人得以安心”。

但是陈绍宽认为“渤海舰队之事变其原因在该舰队未移归中央统辖，军权不统一，遂致破裂易生”，遂致电蒋介石：“准请将北方所余小舰归该部管辖及仍听北平军分会指挥派舰处理北方防务”。在北平的曾以鼎更是坦言：“东北舰队历来即不归海部管辖成畸形状态、于国家体统上亦谈不过去、现中央拟乘机将东北舰队由海部统一指挥、故派本人来平办理。以东北舰队系隶属平军分会，故须与何磋商一切。东北舰队除三逃舰外，尚有其他小舰预料无问题可和平解决，至将来改归海部指挥，其驻防何处尚未规定。予此来系奉部令办理，一切正与何商接收事。”不过，曾以鼎的这番言辞随后被陈绍宽否认，“因海军部对此次青岛海军事变始终听命中央，未曾有任何单独行动。曾以鼎之赴平并非前往接收东北舰队，系向华北军事当局贡献意见”。汪精卫更是表示，“海圻等三舰脱离东北舰队南驶，中央刻正去电设法召回移归中央统辖，故东北舰队司令无再定人选必要”，“舰队司令之继任人选则尚未明令发表……这全由于东北舰队向来之恶习使然，因为他们向来不承认海军部的……青岛舰队如果只承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而不承认海军部则破坏行政统系”。7月5日，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致电沈鸿烈，表示“成章兄迭电请辞海军司令职，四日国防会议照准，已有行政院发表，惟青市长职仍予慰留，至留青余舰可否即商成章兄交还海军部”。7月6日沈鸿烈通电东海海军，勉励海军要精诚团结安心服务，勿以私情而害公，并致电何应钦，表示“至所余各舰元夕隶属军委会与钧座，将来应归何处，悉听钧裁”。由此可见，南京政府希望将东北海军收归海军部管辖且已经付诸实践，而沈鸿烈则愿意海军余部归属南京军委会和北平军分会节制，双方分歧巨大。

韩复榘

韩复榘、蒋伯诚得知沈鸿烈被允许辞职后，致电蒋介石请求明令挽留沈鸿烈，并提议青岛海军由谢刚哲统率余舰以安军心。韩复榘更是将矛头直指闽系海军，“青岛海军事变系受福建派诱惑所致，海军素分两派，海部一旦接收裂痕更深，请以谢刚哲统率余舰裨益华北海防”。陈仪亦向蒋推荐谢刚哲继任，“该参谋长谢刚哲措施有方，群情爱戴，请以继任，全体均为翕服”。7月7日，河北于学忠就海军部接收东北海军事宜致电蒋介石：“目前局势尚难乐观，察省情形正多变化，风闻其他各舰拥戴沈司令甚烈，万一接之时发生事故以一发牵动全身……伏乞钧座权衡至为鼎力主持。”究应有谁继任沈鸿烈离职后的空缺成为一时难题，“自准沈鸿烈辞职后，行政院与军委会海军当局多次会商，主张青岛舰队隶属于海军部，仍以原有各舰成一舰队驻泊华北。现所不能解决者，即将来主持此一舰队之人选问题一时实难决定，闻平军分会海军处处长宋式善，军委会处长刘田甫，海军部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及现负青岛舰队实际责任之参谋长谢刚哲，择一任命。尚须由蒋委员长决定”。

沈鸿烈被允许辞去海军司令后，当即再向蒋介石去电请求辞去市长一职。7月8日，蒋介石致电沈鸿烈：“今日始悉国防会议已准辞职，望兄处以镇静，不可遽行离青并请派胡家凤火速来南昌面谈一切。”同日，蒋致电南京汪精卫：“青岛海军事变处置顷悉已准沈鸿烈辞职，查现时留青各舰对沈尚属信仰，目前犹须藉其维系消弭他变，青市长职似不宜准其辞职，以免彼遽行离青。”7月1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沈鸿烈：“将设法处置各舰事盼其切勿再辞青岛市长。”沈鸿烈得到蒋介石的慰留后，表示“现海部相煎太急”。随后，在蒋介石的干预下，青岛海军改组后仍归北平军分会节制，谢刚哲接替沈鸿烈继任第三舰队司令。7月12日，沈鸿烈致电蒋介石表示，东北海军对于“仍归军委会统辖全军感激莫名”。7月14日，沈鸿烈与谢刚哲完成交接，谢刚哲正式走马上任。

沈鸿烈遇刺后，“一时华北海军界顿呈云谲波诡之象”，该事件“自海圻等三舰以反对沈鸿烈而采取自由行动后。始而有沈鸿烈之引咎辞职。继而有谢刚哲等之强硬表示。又继而三舰投粤矣。沈鸿烈离青矣。谢刚哲就任第三舰队司令矣”，呈现“盘根错综之局”，“简单言之，实为一种私人利害冲突之表出，军阀割据局面之演变耳。实为拥兵自恣之军阀余风”。从上文中不难发现，海军部与汪精卫希望借机将东北海军交由海军部管辖，沈鸿烈以及东北海军要人则极力反对此事。山东韩复榘则希望保持平衡，不希望东北海军归海军部节制。蒋介石也不希望闽系海军一统两派人马，所以在蒋的干预下，东北海军划归北平军分会节制，“防务指挥系统和人事、经费、管理，一如过去直属于北平分会领导，防区也照旧划分”。

和东北海军比，青岛市市长一职对沈鸿烈也同为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奉系地盘几乎全部沦丧，青岛是为数不多被奉系控制的重要城市。奉系在丢失东北后，一直有想把青岛及青岛周围地区变成第二个东北的倾向。所以青岛一市的得失不仅仅是沈鸿烈一人的得失，也关乎整个奉系的利益。并且沈鸿烈向国民政府坚辞青岛市市长一职，亦与“其市长地位较谢刚哲之海军司令为低，彼欲求中央令其以北平军分会委员资格常驻青岛，节制第三舰队及华北沿海要塞”有关。虽然沈鸿烈一开始便请辞本兼各职，但是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青岛市市长一职的去留问题在海军问题悬而未决之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沈鸿烈被允许辞去海军司令一职后，青岛市市长一职的归属才成为各方博弈的另一个焦点。

7月6日，沈鸿烈再一次请辞青岛市市长的消息传出后，济南韩复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挽留沈鸿烈，黄县、即墨、诸城等地县长亦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请求挽留沈鸿烈，一时间“函电分驰”。7月7日，黄郛就沈鸿烈再次请辞市长一事致电蒋介石：“不知中央对此是否再度挽留，万一挽留无效不知弟对于继任人选曾否考虑……继任人选须据下列条件方称合适：中央方面必须信任；鲁省方面必须能合手；政整会方面有相当联系；日本方面有应付能力。”7月8日，蒋介石致电沈鸿烈表示“望兄处以镇静不可自行离青”，随后于10日二次去电表示慰留，并且致电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让其勿准沈辞职。除此之外，蒋介石还请黄郛、韩复榘致电挽留沈鸿烈。随后，黄、韩等人纷纷致电挽留。但是蒋介石也做了允许沈鸿烈辞职的相关准备。7月10日，蒋介石致电北平黄郛，表示万一挽留无效请黄郛推荐人才接替青岛市市长。黄郛随后向蒋介石推荐蒋伯诚、熊斌和何其巩作为备选。

在多方慰留之下，沈鸿烈以青岛将要召开华北运动会和国货展览会为由暂缓卸任，不过沈氏仍强调“所辞市长一职行政院久未回复”，待华北运动会与国货展览会办完，“无论院令是否到达当即离青”。7月12至7月15日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举行，各地记者云集青岛，沈鸿烈也借机大肆宣扬自己治青的政绩。7月12日沈鸿烈出席运动会开幕式并致训词，而且作为会长率领各地选手绕场一周，出尽风光。7月13日，沈鸿烈在迎宾馆欢宴本市暨外埠记者，到场有60多人，“沈致欢迎词，并报告海军事变经过，暨青岛市建设概况，极详尽”，且“发表不满于陈绍宽之言，谓陈氏不应趁火打劫，藉口统一海军”。《益世报》记者更是希望参会记者大谈沈鸿烈之政绩，“我们即负宣传责任、把此次大会结果暨沈市长治青成绩宣扬出去，定能一鸣惊人、使全国皆闻”。总之，沈鸿烈在华北运动会期间，“把各地去参加的新闻记者，横一顿竖一顿的招待”，“决不像就要交卸的人物”。但是沈鸿烈依然在华北运动会期间去电蒋介石表示“即日转地疗养请迅遴员接替青岛市长职”。

华北运动会结束后，沈鸿烈去留问题依然未定。7月16日沈鸿烈再次致电蒋汪，请辞市长之职，“至市长一职，谨恳遴员接替，以重职守”。当晚，沈鸿烈秘密离青，前往威海。沈鸿烈的突然出走，使得青岛政局又变得扑朔迷离。

韩复榘认为此次沈鸿烈真要辞去青岛市市长一职，“沈已离去是已无法挽留”。为争夺青岛市长一席，17日，韩复榘称如果沈鸿烈获准辞职，“以孙桐萱继任青岛市市长，如改青岛为普通市则以张绍棠继任为妥”。孙桐萱是韩复榘的部下，张绍棠是韩复榘的秘书长，可见韩复榘希望将青岛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且“向方（韩复榘）荐孙桐萱、张绍棠继任似意在必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张苇村则表示，青岛市长如有更易以蒋伯诚充任最为适宜不过，但是随后蒋伯诚致电蒋介石坚决请辞。同日何应钦就青岛市长人选问题致电蒋介石，表示青岛市长地位重要，请从速选择与青岛海军及韩复榘较为接近并熟悉日本情形者就任，以安人心。

而南京方面对沈鸿烈请辞市长“仍主挽留，拟就孙科赴青避暑之便，托其探明行踪，代表政府敦劝复职”。不过，对于沈鸿烈的继任者，南京也开始物色。7月18日，汪精卫电致蒋介石求问若沈鸿烈坚辞市长一职当如何处理并对继任者提出意见：“沈一再坚辞……继任者当对日对鲁对海军有相当阅历……熊斌、蒋伯诚、何其巩三人……并非三方均完备。”同日，黄郛亦致电蒋介石询问沈鸿烈离职后的善后办法。何应钦向蒋介石推荐熊斌为候选人，“若中央对青岛市长继任尚无相当人选，熊斌似可候选”。7月19日何应钦更改人选，与黄郛一同致电蒋介石：“请依旧挽留沈鸿烈并暂令余晋龢兼代其职似较易行。”同日，蒋介石致电张群，询问可否“假以谢刚哲继任青岛市市长一职刺探沈鸿烈意图”，张群回电称谢刚哲并非合适人选，“谢久留北方，颇有习染，且尚未前来接洽，长青似非所宜”。7月20日，蒋介石就青岛市长人选问题致电黄何二人：“今若以公安局长余晋酥兼代市长，是否分量较轻？且余若与向方无甚关系，尤易为其排去，故弟以为不如以谢刚哲兼代，较有实力可杜向方觊觎……弟以为一面留沈，一面派代，自为目前应有之步骤……余谢二人孰为最宜，余与向方之关系是否完满，尚希确查熟虑，详具意见速复。”就在各方势力，为争夺市长一职激烈博弈时，不料时局突变。7月20日，沈鸿烈表示“持续中央来电慰勉有加感激□□，青市及胶东民众团体复推检代表齐集威海，环具回青并□青市人心浮动，谣诼繁兴，万一地方发生事端，鸿烈之罪益无可退”，遂返回青岛坐镇。

通过对沈鸿烈青岛市长一职去留与选任继任者博弈的梳理，可见当时的华北各派系之间矛盾重重。北平政整会、南京国民政府、济南韩复榘对沈鸿烈市长的去留问题想法并不一致。黄郛在对待沈鸿烈去留问题上虽致电表示慰留，却是表面文章，暗中还是希望撤换沈鸿烈。南京则与黄郛表现出相反的态度，无论是任命谢刚哲为继任司令还是挽留沈鸿烈，均表现出不希望重塑青岛权力格局的意愿。济南韩复榘无论是推荐谢刚哲出任第三舰队司令还是慰留沈鸿烈，也是希望青岛局势不发生较大变化，企图保持华北政局稳定。但是若有机会取沈而代之，韩也会伺机而动，推荐自己的嫡系执掌青岛。沈鸿烈也并非真心辞去市长一职，实乃以退为进之权宜之计，否则沈也不会在得知自己将被替换之际，迅速回心转意。本次风波也造成了韩复榘、沈鸿烈与黄郛关系变得紧张，为紧接发生的北京市公安局易长风潮埋下祸根。另外，通过上文论述显而易见，在东北海军问题未明晰之前，关于沈去留青岛市市长的问题并没有引发各方激烈的博弈。这也展现出了民国的政治逻辑，即“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对武力的争夺与控制仍然在训政时期的政治博弈中位于优先地位。

民意表达：辞职风波中的社团参与

就在沈鸿烈遇刺后各派系针对海军归属问题和市长人选问题展开明争暗斗的同时，青岛民间也爆发了规模庞大的挽留沈鸿烈请愿活动。虽然沈鸿烈一再请辞本兼各职，但“其意以为中央必加慰留”，所以中央批准其辞去海军司令后，“沈乃大起惊恐，对于市长一席不无依依”。当时坊间传言，“沈自此番发生海潮后，即提出一笔特别交际费，赐宴青岛商会中人及党政绅有力分子，以资联络……故目下有人逆料，不久当有请愿及挽留之趣剧，映演于吾人眼帘也”。果然如时人所料，6月26日，沈鸿烈第一次请辞市长的消息传出后，“全市惊恐，而一般市民尤为惶惧”。6月28日，青岛市商会、各同业公会、律师公会、记者公会等团体共同推选出代表齐赴市政府请愿，“恳请市长打消辞意”，“奈因沈引退之志坚决，虽经一再恳留，亦无济于事”。

29日下午二时许，“各公会主席并报界”在青岛市商会礼堂召开联席会议，商议如何挽留沈鸿烈。此次会议一致决定挽留沈市长并提出四项主张：“一、全体一致赞成挽留；二、电请南京行院暨北平政务委员会力争挽留；三、公推代表赴市府挽留；四、预推代表五人赴南北力争挽留（市商会两人、律师一人、各同业公会一人，报业一人）。”会后，各界代表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北平政整会，请求“务恳俯顺民意，立予慰留”。沈鸿烈辞职的消息传出后，除商会、同业公会、律师公会等团体发声挽留外，青岛市其他民众与社团也相继发声表示挽留沈鸿烈，“全市乡区民众，公推代表一日分电行政院平分会，恳俯舆情，准予挽留沈市长留任，又本市学术团体定于二日开会，讨论留沈办法”。7月2日，青岛红十字会、工商学会、平民教育协进会等十余团体在青年会召开挽沈运动大会，“当场一致议决，采取有效方法绕遮沈氏去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7月3日青岛40余团体成立青岛市挽留沈市长联合会，当场决议“（一）分向京平当局拍电慰留；（二）公推代表于明（四日）晨九时面恳沈市长打消辞意；（三）将挽留沈市长意旨印刷宣言、俾众周知此次挽留沈市长纯系受良心驱使、绝非普通应酬可比；（四）联合各团体各学校赴市府作大规模之挽留、最后又决议派代表赴市商会及律师公会、请其一律加入本会、以厚实力”。7月4日上午十时，青岛各团体公推代表20人赶赴市政府面见沈鸿烈，恳请沈市长打消辞意。不过这次挽留活动还是以失败告终，沈鸿烈表示：“中央无适当方法处理以前，本人仍难打消辞意。”

7月4日的慰留行动失败后，各位代表当即决定结合6月28日提出的四项主张，于晚七时再开讨论会商讨解决之策，并“除分电赣京平各当局要求勿准沈氏辞职外，并派代表四，今晚首途西上赴京面陈一切”。同时，各团体代表“为集中增加挽留力量，以期必须达到挽留市长目的起见”，决议“发起筹备召集市民大会”，并决定于5日在齐燕会馆召开市民大会第一次筹备会议。7月5日午后两点，第一次市民大会筹备会议在齐燕会馆召开会议，当场通过五项决议：“定于七月八日午后一时假齐燕会馆开大会；召集市民大会方法，登报召集，用各团体名义通告；公推市商会、新闻记者公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中小学职员联合会负各提案文字之修理；开会之日全市各商业全体罢市参加大会；议决提出各团体原议案八条交市民大会讨论。”7月6日下午二时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齐燕会馆召开，继续商讨市民大会筹备工作。经两次筹备会议商讨，各团体代表一致决议：“由各团体具名通告订于七月八日午后一时在齐燕会馆召开市民大会；同日参加市民大会各市民应八日正午十二点钟起至五点钟止休业半天；发起之各团体均为主席团并公推主席团代表……；开会演讲代表由主席团遴选充任”，并印刷长条标语一万张分发商号张贴，印发《大会宣言》三万字开会时分发。

就在青岛市各团体紧锣密鼓地筹备市民大会时，7月6日再次传出沈鸿烈请辞市长的消息。为此，7月7日上午九时各团体齐聚齐燕会馆再次开会讨论应如何挽留。本次会议议定了八条挽留沈鸿烈辞职的决议，并制定了三项“市民大会提议案”提请明日市民大会表决。7月8日，青岛各团体按照计划齐至齐燕会馆举行“空前未有”之市民大会，“到会各团体计一百一十四之多，参加人数有十数万之众……今天大家一体停业前来参加，可谓本市自接收以来数年未有之盛事”。在市民大会上当场通过提案三项：“（一）无论如何非达到挽留沈市长目的不止，市长一切为难之处由全体市民代为负责，并由各团体领袖负责，以备分赴各方请愿。（二）全体市民齐赴市政府当面陈情挽留，务请市长打消辞意，必要时援照中山县民选市长前例。请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民选市长。（三）分电中央北平请始终准予慰留。”随后青岛市民大会以青岛“四十三万民众”的名义致电蒋、黄、汪等人：“我全市民众本本良心之主张，以地方为前提，发于至诚处以决心，除同日由全体市民齐赴市府陈情挽留外，谨掬诚电陈伏乞始终慰留，以顺舆情。”会后，在主席团的带领下，全体与会者按照早先决议齐赴市政府陈请留职。沈鸿烈在市政府接见了全体与会者，表示“今天承全市民众这样热烈的挽留，甚至商家休业学校停课，更使本人问心难安。本人系中央政府所属官吏，现在辞职之电已达中央，应静候中央命令。在未奉明令解职以前、对于地方各事、仍当照旧维持”，市民听闻后欢欣鼓舞地散去。

通过对青岛各团体筹备、召开市民大会的梳理不难看出，青岛各团体通过召开市民大会成功将青岛各社团的政治参与转化为青岛全市参与的政治风潮，原本社团的政治参与经此运作发展成为青岛全民事件。并且沈鸿烈在回应青岛各团体挽留时，始终坚持以国民政府命令为准，这就成功将该事件的焦点从沈鸿烈自己转移到国民政府身上。随后，伴随华北运动会与国货展览会的召开，民间的慰留活动也逐渐沉寂。

但是7月17日沈鸿烈突然的不辞而别使原本沉寂的民间慰留运动再次被唤醒。18日下午，青岛市民大会主席团在青岛市商会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挽留沈氏第二步办法”。与会者一时议论纷纷，有主张罢市以示挽沈决心者，有主张根据市民大会议决案第二项再开市民大会选举市长者，经过讨论“佥认以上两主张或有困难或时机至未暂且保留”，最后决议：“分电蒋汪黄何、再予慰留，并电鲁韩主席，冀于主席，威海商会暨徐专员，务与截留；推宋雨亭等三十余代表，于十九晨三时乘汽车六辆赴威作攀辕挽留。”会后，市民大会电请军政当局再予慰留，“务恳钧座顾念青岛市华洋杂处，地方重要，迅予俯推慰留”。7月19日，青岛市民大会代表一行转潍县抵达威海，随即奔赴沈鸿烈下榻处请愿，但沈鸿烈仍坚辞市长，当日请愿无果。当晚各代表因沈鸿烈仍未能打消辞意，“遂开会决定再电请蒋、汪、黄迅予慰留，乃于夜间十二时将电拍出”。7月20日，沈鸿烈在威海宴请烟威青代表，席间各代表数次挽留，沈皆以尚未奉电为由推脱，下午蒋汪黄等人慰留电至，沈无言以对，只好顺应民意，打消辞职意愿。7月23日下午五时沈鸿烈乘火车抵达青岛，“海军教导队、保安队，军乐队及各机关团体市民到站欢迎者约两万人，均执各色旗帜”。至此持续近一个月的沈鸿烈遇刺与辞职风波圆满解决。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并不少见，但是像挽留沈鸿烈这般青岛全社会广泛参与，甚至喊出民选市长口号的政治活动是不多见的。目前学术界对训政时期国民党政府极力防范社团参与政治活动基本形成共识。南京国民政府构建的训政体制不但要求团体服从三民主义，其政治和专业职能均要在训政允许范围内展开，而且还通过普适和专项立法控制社会团体的政治职能。以商会为例，学者郑成林、刘杰、朱英等都指出，国民党训政体制之下商会相对独立，社团性质受到了较大限制，商会的参政热情与政治活动和民国初年相比有所削弱。回到本案，在这次风波中，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社团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不仅组织召开市民大会声请慰留，甚至赶赴威海攀辕挽留。时人感慨，挽沈活动“由商会主席发动，开市民大会，专为挽沈而设立，并罢市罢课半日，夫以中国东北四省沦亡之时，青市未曾罢市罢课，上海一·二八之役，如何惨痛，青市亦未闻有所举动”，“我国之有民选市长当自青岛市之沈鸿烈司令始”。由此可见，青岛社团在训政时期依然保持较高的政治自主性。

通过对此次政治风波的复盘可以发现，青岛市商会在请愿活动中作用尤为明显，“市商会负责召集全市各民众团体代表开会”。青岛市商会积极参与这次事件的原因大致归为三点。其一，学者潘标指出商人的参政意愿与国家基础性权力成反比，在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强时，商人政治参与性相对较弱，主要表现为民族抗争；而当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弱时，商人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实践。沈鸿烈上任市长以前，青岛“九易其长，地方政府已如传舍，遑谈建设”。青岛长期以来政府控制的弱化使青岛商会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其二，沈鸿烈上任青岛市市长后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为青岛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正如郑成林所言：“商人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需要的是安稳的营业环境，最为恐惧的是‘运动’或‘革命’，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有所表达或举动的。商会政治态度和参与活动往往以此为依违，拥护和支持的是可以带来安定秩序的政治力量，抵制和反对的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势力或事件。”并且沈鸿烈与商会主要领导人关系紧密，私交甚密。其三，青岛市商会需要借此机会继续获得代征营业税的权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岛市商会财政赤字严重，代征营业税带来的高额佣金缓解了商会的运营困境，但是这种征税方式不符合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规定，且南京国民政府的营业税改革已经在浙江、江苏等地展开。按照改革的进展，青岛势必和江苏等地一样由政府直接征税，这就直接损害了商会的利益。受史料所限，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青岛市商会与沈鸿烈就商会代征营业税一事达成利益交换。但是此后青岛一直没有改革营业税征收方式，直至1936年，青岛还都是全国唯一一个由商会代征营业税的主要城市。

然而，即使此次辞职风波中以青岛市商会为代表的青岛民间团体大造舆论企图影响政府决策，但是从蒋介石、黄郛、韩复榘等人的交涉看，社会舆论并没有对沈鸿烈去留起到重要影响。黄郛提出撤换沈鸿烈需要注意的四项要求为：“中央方面必须信任；鲁省方面必须能合手；政整会方面有相当联系；日本方面有应付能力”，汪精卫亦指出青岛市市长的人选继任者需要“当对日对鲁对海军有相当阅历”，可见社会舆情并不是黄、汪考虑的重点。蒋介石在寻找沈鸿烈接替者时也是没有顾虑青岛市舆情，无论是留任沈鸿烈还是打算让谢刚哲继任，皆是出于平衡的考虑。所以，虽然青岛各团体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沈鸿烈造势，但是在政治上起到的效果并不显著。

《塘沽协定》签订

结语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的局势愈加复杂。国民政府派黄郛前往北平组建政整会，企图重塑华北的权力格局。但是突发的沈鸿烈遇刺事件使得华北各派系的矛盾走向明面化，各方力量对青岛市和东北海军的控制权产生了巨大分歧，加剧了华北各方的不信任，加深了政整会与地方实力派的裂痕。在沈鸿烈辞职风波中，以青岛市商会为代表的青岛社会团体大造舆论试图影响政府决策。从结果看，青岛社团达到了目的，但是从各派系的政治博弈看，社会舆论并非各方考虑的重点。不同于以往商会领导的为争取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参政议政运动，青岛市商会在本次事件中行动的出发点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训政时期社团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参考。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4期，作者顾润泽[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