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于大时代中的个体，都无法跳脱于时代之外——哪怕是儿童，尤其是儿童。小小的人儿与大大的世界之间，是周遭社会给予的定义、设想与标准。成人都是从儿童时代长起的，儿童又将勾勒未来世界的图景，所以，“小”儿童无“小”事。
《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上海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脱胎于刘媛的博士论文。在这项研究中，她突破传统儿童史研究中的家庭史取向，将儿童置于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宏观社会背景和城市环境中，考察大都市中“不平等的童年”，对这一时期上海儿童的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学习娱乐等进行总体评估，她提出，儿童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受惠者或被动接受者，他们在与城市中的人、事、物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城市发展的动力之源。在这项研究之后，她又将研究视野转向根据地的儿童研究，关注了山东根据地的抗日儿童团。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儿童无所庇荫，他们始终在时代的风雨之中成长。
四位小朋友隆重庆祝儿童年。图片来源：申报儿童周刊社：《儿童之友》第一集，申报馆1935年。
《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的开篇以鲁迅所写的《上海的儿童》与《申报》所刊的儿童节庆祝活动文字为引子，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截然不同的上海儿童生活景象，前者令人同情，后者令人向往。不平等一直存在，不平等的童年也是如此。作为率先发起儿童幸福事业的城市，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起的一系列儿童幸福事业主要面向哪些儿童群体？
刘媛：20世纪早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启蒙下，儿童的生命主体地位被发现，在突出强调以个体为本位的五四运动中，先驱者们呼吁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独特的心灵世界和精神需求；同时关注到儿童对于国家、民族的特殊意义，儿童问题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工商业发达，文教事业兴盛，愈加重视儿童教养。
三十年代上海儿童幸福事业集中体现在儿童节和儿童年的设立上。1931年3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致函上海市社会局，指出美国、日本等国均有儿童节，建议“仿照邻国办法，准予规定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并通令全国各机关各学校遵于是日举行各处演讲关于维护儿童权利之种种办法”，上海市政府将儿童节的提案转呈南京国民政府批示，国民政府通过了提案，将举办儿童节的办法交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局，随后这一任务转交给中华慈幼协会，协会很快提交了儿童节纪念办法文书，在此基础上，南京政府1932年颁布儿童节纪念办法，通令全国执行，又将 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设为儿童年。在这一效法西方关爱儿童的过程中，中华慈幼协会是儿童节与儿童年的倡导者，上海是儿童节与儿童年的先行者和引领者，1933年上海成立儿童幸福委员会，“以为上海市主持儿童事业，促进儿童幸福之总机关”。
儿童节和儿童年活动在入学儿童中得到普及。当时有人观察到：“一年一度的四月四日一天，各地都闹得喧天轰地，来举行纪念为儿童祝福，儿童在这一天也很欢乐地来享受……此种现象，也不过仅能限于我国茫茫大地之一隅，也可以说一般踏入能够受教育的儿童所能享受。”学校儿童往往更便于组织各种活动，
三十年代上海的初等教育发展迅速，1936年适龄儿童入学比例约为59%。儿童节和儿童年期间，学校往往组织一系列庆祝活动，涉及健康、卫生、演讲、音乐、广播等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公园免费开放，商店免费为儿童提供礼物或赠品，儿童书刊打折销售，医院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等活动，绝大多数学校儿童均有机会享受到。
上海城市在儿童节对贫困儿童给予特别关爱，但儿童节未能在底层儿童中普及。每逢儿童节往往特地选出一些贫困儿童参与其中，1934年儿童节庆祝会场，教育局招待学校儿童，社会局招待工厂儿童，公安局、卫生局招待普通儿童，中华慈幼协会、妇女国货年运动会招待善团儿童。1936年儿童节“450名男女苦儿赴昆山旅行”，社会底层儿童也可在儿童节当天等固定时间内免费游园、观看电影、接种牛痘等，但商店里的打折商品对于大多数贫苦儿童说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更有众多童工、学徒、报童等在儿童节这天依旧为了生存而努力劳作。在儿童节和儿童年期间，社会注意到社会底层儿童的悲惨生活，并努力为他们谋求福利，但底层儿童的生存和生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观。
以《申报》呈现内容来看——无论是如何推进儿童事业的言论，还是商业广告，当时社会力图打造/构想的好的儿童生活是什么样的？
刘媛：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同时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日益高涨，城市发展为儿童发展提供契机，也对儿童成长提出一些要求。首先希望儿童强身健体，复兴民族，身体的强健是城市发展、民族复兴的基础，上海城市重视儿童卫生事业，号召儿童参与体育运动，举办儿童卫生运动、健康比赛等，以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和应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儿童自身也意识到“这国家所渴望着的是强健的儿童，将来长大了会为祖国打仗的儿童”，“有了强壮的体魄，不怕没有强壮的国家，这是积极的具体的良好办法，然而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欲谋国家健康，须努力与人民康健”。
另外城市需要新式人才，要求儿童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掌握现代生活技能，儿童图书、儿童电影、儿童玩具、儿童音乐等都传达这样的讯息。
那威鳘鱼肝油广告。图片来源：《申报》1937年4月4日。
回到您开篇的引子，鲁迅笔下的底层儿童大概是鲜少获益于那个时代的儿童幸福事业，那么，作为那个时代中的一分子，他们之于这波社会浪潮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刘媛：社会底层儿童包括流浪儿童、童工、学徒、难童、报童等儿童群体，数量多、年龄小、收入低。以我书中采用的史料来举例说，石库门弄堂里，报童一天来两次，早晨七八点他们是最早的商贩之一，下午又贩卖当天的晚报，他们的愿望是多卖出一些报纸；在儿童节的早上遭受工头鞭打驱逐的童工，他的愿望是逃离工厂；因家庭贫苦无法上学的张家11岁女儿，她的愿望是去学校读书；虽然梦想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由于上海第二、三产业发达，农业萎缩，底层儿童大多从事工商服务业，他们的谋生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与机器生产相联系，以工资或零售收入为生活来源，童工、学徒等在上海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儿童为了生存而从事着与他们年龄身体不相称的体力劳动，经年累月的重复劳动造就了大批熟练工人和具备一定经验的管理人员，他们为三十年代上海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童年——这是由转型期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和分配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大概过去在主流历史叙事这又是我们忽略的一点。另外，底层儿童的遭遇也造就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乐于接受革命道理，有的底层儿童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儿童日常生活，您关注了教育、体育、娱乐、群体生活等多个方面，可否选几个方面谈谈这一时期上海儿童生活中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
刘媛：20世纪20-30年代是上海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城市发展亟需新式人才，客观上要求培养作为“时代新人”的儿童。和同期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初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儿童入学率、学校设施等方面是领先的，许多学校根据城市发展和生活需要不断调整课程内容，应用型课程如数理化、工商经济与外语等课时往往超出标准，有的高小每周外语课时多达12小时，比部颁标准高出6倍，俨然成了今天的外国语学校。
在学校教育之外，城市还向儿童宣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重视儿童卫生和儿童保健，《申报》刊登大量的儿童鱼肝油、维生素、牙膏、药皂等广告，倡导儿童进行体育运动，引导儿童养成现代生活习惯。
另外，我们去看当时的一些出版物，也可看到城市鼓励儿童掌握现代生存生活技能，将现代科学知识应用于儿童玩具、电影、图书之中。1932年上海的儿童书局出版《儿童科学玩具》一书，介绍了照相机、电话机、热空气球、魔术箱、纸飞艇等25种新式玩具的做法及原理。运用浅显易懂的热学、光学、力学、声学等知识向儿童渲染现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举个例子，怎么理解照相机运用小孔成像的原理，这本书指导孩子自己做玩具，在废旧牛乳罐上扎一小孔，再做一个稍小的纸罐，一端开口，一端糊上半透明的纸，在野外把纸罐插入牛乳罐中，人在开口一端望过去，便可在另一端纸幕上看到清楚的倒像。进而，书中做出解释：这是“因为光是以直线进行的缘故，所以当物体的反射光向四方射出来的时候，只有和我们的那个牛乳罐上小孔成直线的光，才能穿过来，其余的都不能进来。物体各点所反射出来的光，经过小孔达到纸幕时，便在纸幕上现出一个倒像来。”
图画游戏。图片来源：《申报》1934年4月4日。
对于上述内容，儿童是接受者，同时也会做出回应。比如六年级14岁男生李宏铎提议小朋友“要努力读书和运动，使我们国家复兴，民族复兴”，“要有坚强的体格，有远大的志愿，有丰富的现代知能，让我们成为适应时代的国民。个个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本事高，学识足，新中国的建设，就可以在我们新少年培成的新国民手里完成了！”一代代上海儿童努力生存、认真生活，进而希望民族解放、国家强盛的美好愿景构筑起上海城市的繁荣与进步。“大都市中的小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受惠者和被动接受者，他们与城市中的人、事、物互动的过程，形成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
您在博士研究之后，还做了根据地的儿童团研究。对于儿童团，一般人们印象深刻的大概是其革命性的一面，可否请您介绍一下根据地儿童团的组织情况。
刘媛：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胶东天福山起义后不久，一些十三四岁的男女少年便找到起义部队，要求参加抗日，于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下属各路部队都组建了少年先锋队。5月徂徕山起义组建的部队在沂水县20多个村庄建立儿童团、少先队等，山东根据地的儿童团组织隶属于青救会。抗日儿童团吸纳7-15岁左右的儿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小学尽可能多地吸收适龄儿童，对儿童进行初次组织，再通过青救会等党的群众组织的号召与动员，将学校内和学校外的适龄儿童进行再次组织，使其加入儿童团，成为儿童团员。做到县有县团部，区有区团部，乡有乡团部，各村分别有儿童团的大队、中队、小队等，县区乡村层层有儿童团部。儿童团动员和组织了80%多的儿童，1944年山东根据地的儿童团团员数量约为88万多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发展到100多万人。
根据地儿童团是如何定义“好儿童”和好的儿童生活的？
刘媛：朱德曾为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儿童团题词中：“斗争与学习缺一不可”，可以看做是根据地对“好儿童”的期望。根据地儿童日常生活主要围绕斗争、学习、生产而展开。儿童团员们“宣传抗日送书信，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查路条，尊敬抗战官和兵；帮助抗属把事做，学习生产两不误”。
《山东省县儿童团团章草案》规定儿童团的工作包括“(一)学习道理，认识字。(二)积极帮助家庭生产。(三)宣传抗战建国道理。(四)慰劳受伤战士，动员参军、归队。(五)慰问抗属，帮助抗属作活。(六)帮助抗日军队带路送信。(七)站岗、放哨、盘查汉奸。(八)捕捉害虫，保护庄稼。(九)实行卫生，锻炼身体。(十)组织全体儿童进行学习、生产、游戏。”基本上，根据地儿童的生活大体围绕这些内容展开。一些场景在过去的影视剧也有体现，比如儿童团员演唱革命歌曲，帮助军属抬水、拔草、打扫院子，等等。
从对于儿童生活的设想和倡导来说，根据地的儿童事业与近代都市（以上海为例）所倡导的有何不同？
刘媛：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城市儿童所享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是农村儿童难以企及的，如多元的衣食住行、流光溢彩的建筑、内容丰富的儿童图书、儿童电影等。但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儿童事业的主要受益者是城市中上层儿童，底层儿童生活困苦，尽管也有“取消工厂里的童工”的口号，但并没有实质工作，无法实现童工的解放和城市底层儿童的幸福事业。
根据地的儿童事业更多地关注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儿童，儿童团的成立促进农村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与整合，平民、贫民家庭的儿童获得更多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山东抗日根据地莒南一儿童团长吴希荣说：“全庄能上学的小孩，不管穷富，没有一个不识字的，过去穷人哪敢进学屋门。”临沂南关的回民孩子许林回忆他在日寇时期上学光挨打，除了阔主（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没人敢上学，八路军来了之后，老师不打人了，没有钱的小孩也都能上学了。儿童团运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序列，提高了下层家庭儿童的社会地位。
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在改造下级政权撤换村乡长时，儿童团表现最活跃。鲁西儿童团为争取儿童团的合法化进行示威游行；胶东儿童团因为先生不让唱救亡歌曲、不教学生国防课本而进行全体罢课，迫使这位先生去职……在敌后根据地，抗日儿童团成为一所使儿童得到锻炼和成长的学校，成为一种儿童成长成才的方式，以民族和儿童为核心的儿童观开始取代以家族为核心的儿童观，平民、贫民家庭的儿童获得更多权益，一大批底层儿童的成长促进乡村社会的阶层流动，并改变着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儿童团和青抗先、妇救会等都是党的基层群众组织，共同构成对乡村社会旧有秩序进行改造整合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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