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生、生活在一个向来以快捷、便利、自由的现代世界，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是人类社会运转、人与人相处的必然方式。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我们习惯性地忽略掉：就在19世纪之前，人们处处受制于时空的阻隔和传统的规训。
短短的200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无"关系"就寸步难行的熟人社会，逆转为陌生人的天堂？
在《远方的陌生人》中，作者一反主流史学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并非促成现代社会诞生的主要因素，“陌生人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管理与经济交易模式才是背后动因。本书以最早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英国为例，对19世纪前后的大量社会细节进行对比和分析，从选举制度、金融体系、人口普查、社交传媒等多个方面，详细描绘了一幅英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图景。詹姆斯·弗农不仅揭示了，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断冲突、适应与融合的结果，也为今人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的来源做了最生动的解说。
下面这篇文章即节选自《远方的陌生人》第二章：“陌生人社会”。从中可以了解到迈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的社会境况。】
与陌生人日益频繁的邂逅都主要是发生在城市里以及城市的街道上。伦敦是典型的例子，也是最早的例子。从17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开始有这座城市的导览类书籍出版，如内德·沃德（Ned Ward）的《伦敦密探》（The London Spy，1698-1700）或约翰·盖伊（John Gay）的诗集《琐事，或行走于伦敦街道的艺术》（Trivia；or，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1716）。
不过，这类书的数量在一个世纪后才开始激增，那时城市黄页也开始多了起来。《伦敦密探》成为经典作品，它开创了一种文类，其特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娱乐、财富、秘密和危险的地方知识都是为了一样东西所准备的——沃德诗意地称之为“流动”。在街道上移动，会听见嘈杂的声音，闻到多种多样的气味，遇见无止境的人流，这就需要人们知道如何安全、体面地处事的方法。城市指南和礼仪手册提醒那些好奇的人，不要直勾勾地盯着陌生人或是在私家住宅外探头探脑，走路要靠左行，不要在人群中推搡。你必须学会如何成为陌生人人群的一部分。个体的肢体行为，如推搡、小便、吐痰，都会引来他人的不快。18世纪伦敦的咖啡厅和娱乐花园都是确定礼数规则和商业交际的臭名昭著的试验之地。1773年在沃克尔豪斯娱乐花园发生的著名的“通心粉斗殴事件”（Macaroni Array）就证明了这些礼节都是靠琐事和过失而慢慢建立起来的——该事件中的两位绅士就男女之间恰当的交往形式这一议题产生矛盾，最后以决斗告终。
尽管如此，在19世纪早期，文人墨客还是有规律地对伦敦惊人的规模及其匿名性做出评论。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在庞杂人群中茫然若失的感受，因此他们使用“流质”的意向，如水流、激浪和河川来捕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容量以及持续不断的流动的感受。华兹华斯在《序章》（“Prelude”，1804-1805）一诗中对自己在伦敦“流动的盛会”的描写常常被认为是文学史上对现代城市生活之脱序状态的第一个——也是典范式的——陈述。
二十年后，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也像华兹华斯一样，发现了居住在一个不知邻居姓甚名谁的城市的古怪之处，但他对此却没那么强烈的疏离感。对托马斯·德·昆西（Thomasde Quincey）而言，世上最孤独之事莫过于第一次与伦敦街道的邂逅。“他站在往来人流的中心，这些面孔穿梭不停，不与他交谈一词一句；无数双眼睛，瞳眸间却没有他能读懂的东西；男男女女匆忙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于陌生人而言却是谜一般的存在……”由于在19世纪以前，街道上很少有指示牌或路名，房子也大多没有门牌号码，因此要穿行于伦敦意味着为了获得本地信息，你必须信任陌生人。渐渐地，指南——如W.G.佩里（W.G.Perry）那本《伦敦指南和对抗诈骗、骗子和扒手的措施》（London Guide and Strangers‘ Safeguard against the Cheats，Swindlers，and Pick pockets that Abound...，1818），标题已说明一切。这些指南读物提醒诸位读者对他们问路的对象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无赖、骗子和伪装者盯上。相信陌生人是件危险之事。正如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所发现的，扒手和妓女有时会扮成着装入时的淑女。G.W.雷诺兹（G.W.M.Reynolds）《伦敦悲剧》（Mysteriesof London）中的一位警察也嘲讽地说过：“如果把我们知道的所有伪装者抓起来，大概半个伦敦的人都要被收监。”
及至19世纪晚期，甚至连城市督察员和警察都开始以“便衣”展开调查，更不必说那些为了亲历贫穷生活而伪装自己、驻扎进城市贫民窟的记者和慈善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永远也无法确认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遑论对其抱有信任，因而对欺诈、犯罪和性侵害的恐惧迅速蔓延开来。结伴寻欢的男人们是敲诈骗局的受害者，名誉扫地、身陷丑闻是对他们最好的威胁。在伦敦西区这个看似体面的、安全的地区购物的女人们，则吸引了一些男人不怀好意的目光--他们将她们误认为是妓女。城市期刊和建议性文学给出的忠告是，无伴的妇女如果要在白天出行，不要在商店橱窗或公交车站徘徊，也不要回应任何一个陌生男人的凝视或招呼，“目标坚定”的行走能避免遭到骚扰。
由于伪装者无所不在，且无法准确地通过他们所在的位置或着装打扮辨认出，围绕城市人类型的分类及刻画的新式专业知识产生了。自19世纪40年代起，对在这个黑暗又危险的城市迷宫里的城市人种类和人格的表述充斥着不同档次的文学流派，甚至还有初期的社会科学。G.W.雷诺兹作为“英格兰最受欢迎作家”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他的《伦敦悲剧》所获得的巨大成功，1844年，此书销量为4万本一周，令人瞠目结舌。在一系列影响力惊人的小品文中，雷诺兹将穷人与富人生活及陋习并置描写，如狄更斯的小说或之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雷诺兹通过对人格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城市地域和人的社会类型进行了一次“考古工作”。
当然，其中一些对于在纸上应付和探究陌生人社会的尝试——如礼仪书籍或城市指南——早在欧亚的近代印刷文化中就已见雏形，但仅仅是少量地、零散地出现。以上就是18世纪伦敦的例子。然而，印刷文化的盛行以及伦敦在19世纪前所未有的规模确保了，人们对将陌生人阅读和描绘为可知类型的努力会以可观的势头进行下去。这在视觉文化中尤为明显。世纪中期的同一时段，一些艺术家，如威廉·鲍威尔·费斯（William Powell Firth），威廉·莫·埃格莱（William Maw Egley）和乔治·埃尔加·希克斯（George Elgar Hicks），都非常重视城市生活的“匿名”本质，尤其注意那些繁忙的社交场合，如邮政总局和帕丁顿火车站。埃格莱的画作《伦敦的巴士生活》（Omnibus Life in London，1859）很好地代表了这个流派。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一辆巴士，尽管已经拥挤不堪，但仍有更多的乘客想要上车。画面展示了各种不同类别的社会人，体现了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尴尬。观画者，和巴士的乘客一样，不仅会发现在陌生人面前交谈、注视他们是不礼貌的，而且还被鼓励去猜测这些聚集在如此窘迫、拥挤空间中的陌生人的人品性格。
我们可以将19世纪后半叶逐渐出现的社会科学作品理解为一个人们试图通过识别不同种族和阶级、性格和地区的人群来解读陌生人社会的高潮。“游荡群伙”（wandering tribe）这个定义最早出现在1849年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连载的文章中。这个群体构成了伦敦街道生活，梅休详细刻画了该“犯罪阶级”的着装、语言和面相，方便他人能够避开他们。他写道：“他们都或多或少有着高颧骨和突出的下巴——这是由于他们使用的黑话、他们对财产的非分之想、他们普遍目光短浅的特质、他们对稳定工作的厌恶、他们对女性的不尊重、他们对残酷手段的热爱、他们好斗的品性以及他们对宗教的狂热。”从梅休的写作到19世纪70年代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对不同罪犯类型进行照片合成的实验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距离。30在欧陆社会理论家尝试去想象将陌生人凝聚为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时，英国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则将研究重点置于对差异的调查和描绘。
在17-18世纪，不同类型的社会描写和差异在阶层和次序、站位和级别、类型和阶级交织的网中不断繁衍。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1688年后人口研究”影响力巨大，它包含了一份详细的清单，罗列出超过20种群体，分别具有不同的“阶层、级别、头衔和素质”。金的分类——政治官职和素质，社会阶层和头衔，经济活动的混成——不算是精准的定义，但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秩序，在其中，每个人各处其位、各司其职，组成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等级制度。到了19世纪初期，这种分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不仅仅因为维持和描述这样一个差异微小的精密等级制度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很难做到，更是由于社会描述这项高强度的工作创造了对社会的一种新理解：它是个自成一体的疆域，拥有其独有的分类形式。
18世纪晚期以前，动物学家首先使用“社会”一词来解释动物中的一种独特的交际组织系统，此后这个术语就被用于指代一系列特殊的联系和从属关系。直到19世纪初期，“社会”的概念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区分于政治和经济——才被应用于人类的情况中。随着19世纪30年代起社会的迅速发展，记者、统计学家、医生、慈善家、雇主和政客所做的大量工作帮助我们厘清了“英格兰的境况”，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劳工穷人的危害。尽管他们的方法、途径、流派、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工作都从整个社会独有的（与经济和政治不同的）节奏、疑问和问题切入，逐渐将其构建成一个独特的场域。社会的节奏和法律可以通过对某些疑问和问题的研究来理解识别，但其作为一个“自治系统”的观点却形成得十分缓慢。相较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ion）在1857年和1886年的作品，这一点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3）和亨利·梅因（Henry Maine）的《东西方的乡村社区》（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1876）体现得更为明显。前者通过进化生物学将社会概念化为一个有机的、不断复杂化的系统；后者解释了维系“传统”社会的地方和父权纽带。即便是在1903年，当社会学的学术学科在英国正式以社会学社团（SociologicalSociety）的形式姗姗来迟地现身，相较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和描述、分类社会差异，它分析社会发展之铁律这一功能始终不太受到重视。相反，欧陆社会学家致力于观察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城市中最新出现的高密度和匿名化现象，试图去理解未分化的城市“人群”的集体特征和心理。
在英国兴起的社会科学的文化作品力图使陌生人社会变得可理解，它们首先描绘了构成陌生人社会复杂性的差异的种类，接着想象出将这个离散系统维系起来的纽带。毫无意外，在英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社会研究者和调查者更依赖于种族分类，而非阶级，来理解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这座城市里所产生的贫困问题。他们不必远行千里即可探究《穷人是如何生活的》（How the Poor Live），因为正如乔治·西姆（George Sim）在1883年所说，“这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其跨度不过是步行到邮政总局的距离”。人们愈加相信“穷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人种，并将其等同于帝国疆域上那些“原始的”“野蛮的”民族，将伦敦的东区比作东方或非洲的黑暗大陆。
这种对国内穷人的种族化与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和1866年牙买加莫兰特湾叛乱（Morant Bay Rebellion）之后，英国人对于帝国范围内种族差异的固化观念密切相关。伦敦穷人的原始特质和英国人的帝国主义主体是深深根植于他们人口的种族差异的——人们逐渐倾向于通过决定性的生物学，而非文化或历史来做出解释。在高尔顿做不同犯罪类型的合成照片实验时，他也在研究优生学。查尔斯·布斯对于伦敦贫困现象做出了更有统计学逻辑的解释，也难以避免种族化的影响。他将每条街道按照其居民的富裕程度划分，用黄色代表最富裕的“中上阶级”，用黑色标记“底层阶级”，然而这部分被进一步归纳为“恶毒、半犯罪”区域。尽管布斯已经尽力了，但他的分类仍旧无法跳脱将穷人视作一个种族的观点。
当“阶级”真正以构成社会秩序的分类标准出现时，它也不是社会学想象的结果，而是语言政治的产物。甚至即便马克思在英国长期流亡，阶级作为分类始终是边缘的，它首先是作为政治——而非社会——术语，被理解为与国家和公民身份的关系。直到社会科学家记录了中产阶级的扩张（伴随着工作的新型技术模式、新的住宅类型、新的休闲活动的出现）以及20世纪30-60年代间美国式大众文化、城市规划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对传统工人阶级社区和文化的侵蚀，阶级分类才逐渐被接受。在这种意义上，阶级最为明显之时，正是在其消解和重构的时刻。
本文出自《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美] 詹姆斯·弗农 著 / 张祝馨 译
商务印书馆 / 2017-7
Distant Strangers: How Britain Became Modern
“从英国的现代转型，探寻当下生活的起源。”
著者简介：
詹姆斯·弗农（JamesVern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伯克利英国研究系列"丛书联合主编，研究领域包括：现代英国史、大英帝国史、帝国史与全球化的比较研究，另著有：《政治与人民：1815-1867年的英国政治文化研究》《再读宪法：19世纪英国政治史的新解读》《饥饿：一部现代史》《大英帝国古怪的自由现代性》《英国剑桥史：1750年至今》等。
译者简介：
张祝馨，英国利兹大学英语文学系硕士，现为图书编辑，另译有《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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