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618-907）中叶的王焘（约670-755）在其医学名著《外台秘要》中收录了一则妇女分娩、高僧助产的故事。故事由名为“崔氏”的学者阅读“峦公”的著作破题，接着便以峦公第一人称叙述，描述一位名叫庆的男士，因媳妇即将临盆，忧虑之余，前来求助，不仅要求医生开“滑胎方”助产，更力邀他一同回家坐镇。故事原文如下：
《崔氏》：……余因披阅峦公《调气方》中，见峦公北平阳道庆者，其一妹二女，并皆产死，有儿妇临月，情用忧虑，入山寻余，请觅滑胎方。余报言少来多游山林，未经料理此事，然当为思量，或应可解。庆停一宿。余辄忆想，畜生之类，缘何不闻有产死者，淫女偷生，贱婢独产，亦未闻有产死者。此当由无人逼佐，得尽其分理耳。其产死者，多是富贵家，聚居女妇辈，当由儿始转时觉痛，便相告报，旁人扰扰，令其惊怖，惊怖蓄结，生理不和，和气一乱，痛切唯甚。旁人见其痛甚，便谓至时，或有约髻者，或有力腹者，或有冷水噀面者，努力强推，儿便暴出，蓄聚之气，一时奔下不止，便致运绝，更非它缘。至旦，以此意语庆，庆领受无所闻，然犹苦见邀向家，乃更与相随，停其家十余日。日晡时见报，云：儿妇腹痛，似是产候。余便教屏除床案，遍一房地，布草三四处，悬绳系木作衡，度高下，令得蹲当腋，得凭当衡，下敷慢毡，恐儿落草误伤之。如此布置讫，令产者入位，语之坐卧任意，为其说方法，各有分理，顺之则全，逆之则死，安心气，勿怖强。此产亦解人语。语讫闭户，户外安床，余共庆坐，不令一人得入。时时隔户问之何似，答言小痛可忍。至一更，令烂煮自死牝鸡，取汁作粳米粥，粥熟，急手搅，使浑浑适寒温，劝令食三升许。至五更将末，便自产。闻儿啼声，始听人入。产者自若，安稳不异。云：小小痛来，便放体长吐气，痛即止。盖任分和气之效也。庆问：何故须食鸡肉汁粥？答云：牝鸡性滑而濡，庶使气滑故耳。问：何不与肉？答云：气将下，恐肉不卒消为妨。问：何故与粥？答云：若饥则气上，气下则速产，理不欲令气上故耳。庆以此为产术之妙，所传之处，无不安也。故知峦公隐思，妙符神理。然则日游反支之类，复何豫哉？但以妇人怯弱，临产惊遽，若不导以诸法，多恐志气不安。所以简诸家方法，备题如左，其间取舍，各任量裁。
这则故事，应当是现存文献中，描写妇女生产，最早也最完整的记录了。其中身怀绝技、成功助产的“峦公”，名为昙峦（476-542），是北魏时代的高僧。据说他年轻时，为寻求长生不老仙方，曾远赴南方的萧梁王朝（502-557），企图拜见著名的道士陶弘景（456-536）。不过，后来经佛教高人指点，决定解脱生死，因此北返之后，便隐居山林，不再寻寻觅觅。尽管如此，由于他“调心练气，对病识缘”，技术精湛，名满京城，大概像庆这样的求助者络绎不绝，因此干脆写一本《调气方》，将一生练气治病的心得发表示人。
妇人乳儿图
《调气方》显然流传多时，一百五十年后，唐代的户部尚书崔知悌，晚年“述职孤城，空庄四绝，寻医访道”，便曾接触昙峦之作，并将上述故事收录在自己编辑的《崔氏纂要方》中。崔知悌读了昙峦的助产事迹，甚感佩服，大叹“峦公隐思，妙符神理！”然而，话锋一转，突然发问：“然则日游反支之类，复何豫哉？”既然峦公的调气方如此有效，又何必回避“日游神”“反支日”之类的鬼神禁忌呢？接着他又自问自答：“但以妇人怯弱，临产惊遽，若不导以诸法，多恐志气不安。”实在是因为妇人胆怯懦弱，临到生产，容易惊惧，假使不教导她们各种方法，恐怕她们情绪不稳！于是崔知悌说，除了昙峦调气助产的技术之外，他还整理了各家的禁忌说法，收录在后面，请读者看完调气助产的故事之后，再各依所需，选择采用。
遗憾的是，尽管昙峦洋洋自得，崔知悌大表赞叹，他二人的著作，不论是《调气方》或是《崔氏纂要方》，如今都已失传。我们今日之所以能读到这则生产故事，必须归功于王焘。王焘生活在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约当武则天的时代。他收集自古以来的重要医药方书，加以整理、摘要，并且注明征引文献的原始出处，编成一部《外台秘要》。《外台秘要》共四十卷，其中第三十三和三十四卷，收录了妇女怀孕、产育、保健等相关知识。上述生产故事，便在第三十三卷《产乳序论》之中。而在故事之后，王焘罗列“崔氏年立成图法”，依照产妇的年纪，说明回避各种鬼神禁忌的方法，应当就是前面崔知悌所说“简诸家方法，备题如左”的内容。
从以上的生产故事可以得知，这位名叫庆的男士，曾经有三位亲人因难产而过世，可见分娩危险，九死一生，充满难以预估的变数。如今儿媳即将临盆，庆为了减少风险、掌握生机，决定寻求医药专家的协助。而他所拜访的能人，既不是在市街上挂招牌、贴广告，为人看病开方的医生，也不是邻里之间经验老到、甚具口碑的产婆，反而是隐居山林却名满天下的昙峦。对庆来说，医学高僧所能提供的，小自滑胎药方，大至亲自出诊，应当对妇女生育之事了然于心，具备一套全面性的健康照顾措施。昙峦到了产家，指导布置产房，挪出空间之后，并没有让产妇躺下待产，而是在屋梁上“悬绳系木作衡”，以衡木撑住产妇的胳肢窝，让她以半蹲的姿势生孩子。一个人半蹲地生产，应该非常辛苦，昙峦却不让任何人进去协助，是因为将难产归咎于“聚居女妇辈”，造成扰攘惊怖，因此标榜由产妇一人自然顺生。由崔知悌的评论看来，当时存在的助产知识，除了峦公的调气法之外，也包括了“日游反支”之类的禁忌。不过，崔知悌认为这类知识之所以聊备一格，纯粹是因为“妇人怯弱”，不能不设法安定她们的心神。显然，在高僧和士大夫这两位医学专家的眼中，不论是临月的产妇，或是助产的女流之辈，都各有问题，没有男性医生的帮忙，还真不行呢！
然而，医学高僧的实际助产经验恐怕不多，他最初被庆问到关于难产死亡的事情时，所能想起的，竟然是“畜生”“淫女偷生”“贱婢独产”之类的传闻，没有什么亲自参与观察的资料。反倒是他批评助产妇女的文字，透露了两个历史事实。第一，助产的主要帮手是女性，而不是男医生。她们可以支持半蹲的产妇，让她安心生孩子，而不必挂在衡木上。第二，助产妇女可能采取的方式，包括帮产妇按摩（力腹），可能是减少疼痛，也可能用来协助胎儿往下运行；倘若产妇晕了过去，她们也可能拿冷水泼她（以冷水潠面），好让她苏醒。不论如何，这些方法都得不到昙峦的青睐，反而是这名独自生产的女士，看来挺能领会他的教导，令他颇为嘉许。然而，我们看看这位女士，她形容自己以“放体长吐气”的方式来消除阵痛，显然相当熟练与稳健，不禁令人怀疑，她的生产知识恐怕不是到了分娩当下，才现学现卖的，应该是早有准备，另有来源。说不定她在怀孕的过程中，就不断吸收新知，而她所请教的对象，也可能包括昙峦所批评的那些女性亲友或助产人士！
女性虽然具备医药知识，却很少写作发表，反倒是她的生产经验，靠男性的记载流传了下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男士在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要传达的讯息重点，并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助产。一位僧人提供绝妙产术，经一位男性士大夫抄录，两人还借机对产妇和助产妇分别评论了一番。这些男性医学专家所在意的，不是女性的生命经验或知识形态，而是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医学技术，对生育这一件攸关女性生死的大事，能掌握到什么程度，提供哪些帮助。他们的出发点，是保护。不过，由于他们对女性的身体和行为，逐渐发展出一套特定的看法，因此对于女性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有时反而难以接受。于是乎，这一套保护的医学，就难免流露出管束女性的意味。
北魏家务陶俑
从昙峦的北魏，到崔知悌的唐代，这一百多年间，正是这一套保护与管束并行的医学逐渐形成的时代。虽然在昙峦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不少医药方书，针对妇女健康提供各种意见，不过，在五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却不断出现收集、整理、摘录、分类各种医药文献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医学专家们，透过撰写各式各样的医学著作，对女性的产育功能，从求子、怀孕、安胎、养胎，到分娩、产后保健，一步步发展出应对的措施。这些针对女性而来的医药知识和医学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医学对女性的看法，奠定了几百年后中医妇科学在宋代独立发展的基础。虽然这些医书的作者都是男性，但若抽丝剥茧，努力搜寻，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找到女性经验或女性意见的蛛丝马迹。
事实上，由于传统中国的性别分工方式，女性必须负责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保健。为人助产，当然需要医药知识。但即使是一般妇女守护家人健康，也难免涉及医疗照顾的行为。不论是母亲抚育子女，女儿奉养父母，媳妇敬事舅姑，妻子服侍丈夫，甚至是家中女仆帮忙哺乳，充当奶妈，恐怕都各有一套医药观点和知识。女性担任健康照顾的工作，既符合社会伦理，也满足自我期许，众人不但没有负面意见，偶尔还会加以表扬。有时，一个女人必须照顾的亲属人数超过她所能负荷的程度，她不得不有所取舍，以至于被放弃的亲人，或者患病、或者丧生。即使如此，政府法令或社会舆论也未必大加挞伐，反而可能基于同情而予以宽宥。然而，倘若她跨出门庭，协助生产，或尝试制药，医疗病患，那么她所面临的待遇和处境，就吉凶难卜了。有些男性医书作者将女性研发的药方收录下来，有些却主张女性参与制造药品会令药品无效，另有一些则如昙峦和崔知悌，认为女性介入只会带来烦乱困扰，大可不必。然而，正是因为有男性医学专家这些品头论足的文字，我们才知道女性参与生老病死的活动从来不曾间断。
王焘所收录的这个故事，生动写实，仿佛那位半蹲地架在衡木上的女士，就在读者的眼前似的。然而，这个故事除了告诉我们，古代人是蹲着生孩子之外，其实还透露了许多医疗史上非常重要的性别课题，亦即女性在生育文化和健康照顾的活动中，究竟占据什么地位？又具有哪些形象？事实上，即便是蹲着生孩子这一件事，都已经足以使我们大开眼界，重新思考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本文摘自李贞德著《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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