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沙海遗真，古道新知——新疆考古60年的发现与思考”座谈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举行。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四位专注于西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历史学者畅谈西域大地上散落的文明遗珠是如何通过考古活动重现于世，这里有怎样出人意料的发掘故事，又有哪些令人惊叹的发现。
王炳华、荣新江、朱玉麒、孟宪实
在世人眼中新疆土地辽阔，是中国西部、地及中亚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古代新疆地区与中原大地看似相去遥远，实际地域毗邻，文明相通，命运与共，同属一家人，关系相当密切。考古资料揭示，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秦人”、“羌人”、“汉人”、“唐人”、“蒙古人”、“满人”等居住、活动。古代西域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绽放出璀璨的文明之花，而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时间的流逝，也使得昔日的西域荣光化作沉落在沙漠深处的点点废墟，无数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信息还埋藏在流沙漫漫的广袤大地之中。
19世纪中叶起，不少西方学者闯入这块辽阔内陆，在茫茫沙海中翻找遗珍，一箱又一箱地运往伦敦、柏林、东京，令人扼腕叹息。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者终于得以步入这片神秘的土地。历经一次又一次艰难的沙漠征程，他们有了一个个令人振奋的发现：神秘的楼兰古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精绝故址——尼雅、沙漠腹地的喀拉墩、丹丹乌里克……西方学者曾经步入的禁区，他们都走到了；西方探险家没见过的遗址、文物，他们从中得到了新的、更大的收获。
王炳华
1935年生人的王炳华，便是这些中国考古学者中的功勋卓著的一员。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疆考古人，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他便投身新疆考古事业，四十年如一日奔波在考古一线，主持并参与了楼兰、尼雅、小河等考古遗址的发掘，在新疆沙漠考古、古代民族考古等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享誉国内外西域研究学界。2000年退休后，他依旧笔耕不辍、教书育人，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1960年在吐鲁番地区调查，左一：王炳华
王炳华出版图书等身，发表论文百余篇，他在新近出版的《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讲述了数十年奔波于考古现场的亲身体验：如何因旁人一句无心之语而当即前往阿勒泰深处并发现史前人类留下的岩刻画；又是如何徒步96小时深入罗布泊荒漠找到20世纪30年代瑞典人贝格曼到访后66年再无人踏足的小河墓地；楼兰女尸的褐色毡帽饰以耀眼的红线与斑斓的翎羽，令人感怀古楼兰人对美的追求与向往；精绝王陵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则体现了精绝王室对西汉礼仪制度的认同……每一个故事，每一处发现都在拓展着人们探索欧亚古文明的视野。
《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
“做考古，还是要两只脚踩在沙漠里”
“从1960年到现在，我的户口还在新疆，还算是新疆人。回顾在新疆60年的考古生涯，真是有时代的机缘，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挺幸运的，也是其他一般人很难获得的。”王炳华的开场白便令人肃然起敬。他回忆说，1958年新疆考古所挂牌成立，“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我去了以后考古所是借在新疆印刷厂的两间房办公，住宿则租用印刷厂对面的民居土房。”
王炳华最早的考古工作，围绕天山以北的游牧文化遗存展开。1961年7月，王炳华与同事王明哲等人，对伊犁河流域昭苏、特克斯等9县的土墩墓开展试掘，在特克斯县采集到青铜器11件。1962-1963年，在昭苏县发掘了后来名噪一时的乌孙古冢。古冢出土有见于黄河流域的汉式铁犁铧，也发现过典型的秦式茧型陶壶。王炳华参考俄文相关资料，结合文献，澄清了“游牧区历史文化遗存贫乏”的误解。其提出的乌孙（西域36国之一）考古文化概念，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炳华回忆说，当时的考古工作无论是在吐鲁番还是北疆地区都停滞了下来，“这一停时间还不短，但我不是规规矩矩按照领导的意图做事，总想找些其他的事情来脱离轰轰烈烈的运动，并且乐此不疲。后来出现了什么新的考古项目，人们都会习惯地说，‘王炳华，你愿意，你去吧。’这样的机缘和形式，造就了我对新疆考古有了一个较长的实践基础。南疆地区的考古一般人不愿意去做，因为那个地区的古代语言我们都不大清楚，但我已经踩进去了，拔不出来。”
1978年改革开放后，楼兰考古被推上了相当重要的位置。1979年，中央电视台计划与日本NHK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请王炳华参与，他随即提出“去楼兰”。是年底，王炳华率队进入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考察，发现古墓沟墓地。
在古墓沟的一大重要发现是女尸，头戴尖顶毡帽、发色金黄。1980年，在楼兰铁板河墓地也出土了一具类似的女尸。两具女尸的解剖结果显示，头骨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种特点，证明古墓沟文化居民是当时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就此王炳华表示，“实际上通过新疆考古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国家的东部地区曾经跟欧洲西部展开交流的面都是非常广阔的，涉及到的东西也非常多，这对亚欧人民文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不可轻忽，这促成了我对亚欧文明的交流有了新的认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炳华还曾组织、带领中日、中法联合考古队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尼雅遗址和克里雅河流域进行了发掘与考察。精绝王陵的发掘被评为当年（1995）考古十大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宝。2000年，王炳华与考古队在骑骆驼深入沙漠第五天成功发现了小河墓地，再一次将沉睡的丝绸之路古代遗存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同年，在新疆地区坚持了40年的野外工作，王炳华在65岁时退休，离开了考古第一线。
1995年，王炳华在尼雅遗址。
谈及自己退休后这20多年的工作，王炳华介绍说除了参与国际交流，便是著书立说。“最近年龄大了，经常睡不着觉，有天晚上我想到了精绝考古的事迹，曾经看过的很多现象，突然把这些现象都串起来了……如果生命还有足够的时间，
我准备写这篇文章，而且这里面的观点已经不局限于已经刊布的文献本身，要把它放在文物考古的碎片里，可以得到完全新的、颠覆性的结论。”
对于当下的新疆考古工作者，王炳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北疆考古，在沙漠考古，我们那时候是求爷爷告奶奶，找拖拉机代步。现在条件太好了，每人都有一辆越野车可以代步，但我依旧希望新疆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站着’去做调查研究。现在有些人到了考古现场，无人机一放，大概情况一掌握，便觉得了然于胸，就满足了。实际上做考古，还是要两只脚踩在沙漠里，在戈壁滩上一点点分析、一点点搜集散落的碎片，这点很要紧。”
“这方面我体会很深，沙漠里一般都有骆驼，但我经常会放弃骑骆驼。因为骆驼不听我的指挥，我随时想停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赶驼的人就会很烦。而实际上你自己踩在沙漠上观察到的细节，不是骑在骆驼上能得到的。考古是很特殊的一门营生，现在装备非常好的考古同行一定要有一种意识，我们要怎样合理地利用现代化的工具？以期更好地实现真正一线的观察调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接触遗址本身，要使自己处于方便观察遗址的位置，而不是被现代化的装备所取代。”
在发言的最后，王炳华表示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绝对不能把它视作孤立的存在。“它必须放置在欧亚文明发展的大环境里。而这个环境要把它具体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西域考古。须知古代华夏文明只是亚洲文化的局部，一定要逐渐拓展到新疆、中亚地区。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只通过有限的文献记录来认识新疆，是非常欠缺、非常局限的。这一点我们在过去注意的不够，目前注意到了，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揭开一页又一页新的篇章。未来在新疆的考古工作上应该继续加大力量。同时，野外工作毕竟十分艰苦，该奉献的时候依旧应该讲一些奉献精神。”
一个人的行脚，“把新疆各地古文明全部贯通起来”
荣新江
荣新江在发言时表示，搞考古的人一般不会轻易流露自己的情感，但在《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一书中，读者可以从每一页里读出作者王炳华对新疆考古的眷恋与深情。“在新疆一望无垠的瀚海沙漠里，别说考古了，一般人在那待上十几二十分钟就会觉得心慌害怕。在纯沙漠地带，路面不是平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沙包，经常走上几米就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塔中公路，往外走走就可以了解在现场考古是什么情况。但王先生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展开工作，想来就令人感动得落泪。”
“新中国的新疆考古所是王先生这一代人走出来的，他是急先锋。其实王先生主动挖掘是很少的，那个时候都是配合国家建设，配合吐鲁番挖水局，配合中央电视台探路，考古工作者就得冲在最前面，在遍地空白中披沙拣金。他从北疆到南疆，从东疆到帕米尔高原，再到楼兰古城，凭借着北大科班出身的考古训练，每一步都是真正的考古。同时，他也秉承着北大考古专业的学术训练，把考古背后的历史讲述了出来。这本《瀚海行脚》可以把整个西域考古最主要的要点都串连起来，未来我们很多工作都可以以此为标杆继续展开。它不仅是西域考古的手记，后面更有文明史、文化史、东西交流史、丝绸之路史的承载。”荣新江说。
朱玉麒
朱玉麒在发言时认为，在西域考古做得越来越分科的当下，王炳华在新疆40年的考古工作不可复制。“新疆的‘三山两盆’（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那些考古遗址他都有过亲历，做了地毯式的考察工作。从《瀚海行脚》中，我们看到他从早期的步行，到骑骆驼、坐马车，后来坐了越野车、坐了飞机进入考古，各种工具伴随着他40余年的艰辛历程。2005年时，我曾跟随王先生去楼兰古城考察，最后几公里的路程，我们坐着最好的‘陆地巡洋舰’（丰田进口越野车），靠着定位导航也走了三个多小时。但在1979年前后，古墓沟11公里的路程，王先生他们的车当时转了189个弯才抵达，情形现在真的难以想象。”
在朱玉麒看来，《瀚海行脚》持论公允、说理透彻。“比如提到最初斯坦因在西域考古的内容，我们在今天的新疆考古工作中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王先生在书里给予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剖析和解读：既不否认西方探险家的开创之功，也不盲从他们曾经并不全面且包藏私心的探险活动。西域考古的画面就是在这样一个纵向的途径中，使我们能够得到对于文明新知的积累。而这种新知，在书里其实随处可见。就比如，王先生通过自己的不断踏勘，发现丝路北道不能按《汉书·西域传》笼统地说是逾越葱岭，葱岭和天山是有交际，但丝路北道还是要通过天山廊道穿过去，才能走向西方。”
孟宪实
孟宪实在发言时认为，《瀚海行脚》一书的书名本身就体现了考古人的学问特征。“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考古学讲得主要是‘行’。王先生走了40年，又研究了20年，讲‘瀚海行脚’60年当无异议。这本书首先是一本新疆古文化的指南书——我们谈新疆研究如果不谈考古学就无从谈起，新疆现在拥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名声其实都跟考古学密切相关。王先生因为行脚，走南闯北，楼兰也好、精绝也好，葱岭也好，南疆、北疆全跑遍了，作为一本新疆古文化指南，我认为现在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
“这本书中‘行脚’的概念就是强调行走，过去六、七十年代真是靠两腿的行走，王先生那代考古学家跟纯粹在书斋里读书治学情况大不相同，他研究范围特别广阔。为什么广阔？你不知道行脚会踢到什么、挖出什么，挖出一个上古的、中古的，都得跟着去研究。王先生在考古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有什么机遇就研究什么，所以他的研究范围，旧石器、新石器、岩画，一直到清朝的遗存都在研究。”
阿克塔斯洞窟岩画线条。本文图片由三联书店提供
“这本书的书名确切来讲，应该叫作‘一个人的行脚’。新疆的古文化，或者新疆的考古当然是很多人在做的工作，但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王炳华先生。解放前的西方探险家不能算，解放后谁像王先生走了这么多的地方，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王先生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人。所以这本书不仅是新疆古文化的指南，也是一个人的新疆古文化。每到一个地方，王先生是怎么研究的，怎么发现的，找到了哪些佐证资料，自己又是怎么思考的。这体现了他的精神头，把新疆各地的古文明全部贯通起来，所以我觉得突出‘一个人’这一点很重要。在特殊的岁月里，别人都在搞运动，王先生找理由参加南疆铁路、公路建设，随着工程去调查，因此比别人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了解了更多的考古现状。能够担负起‘一个人’的称号，除了他，我觉得真没有第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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