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总有一些时代让后人怀想和憧憬。在20世纪，前有“五四”，后有“80年代”，总给人郁郁青青、壮怀天下的青春气象。
对谈现场
6月9日，“两个‘80年代’：社会思想与文学使命”座谈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四位学者共同重返一代人的“精神家园”，在共和国七十五年的历史中再定位80年代，重新激活那些曾经耳熟能详的概念、作品、思潮和人物，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追问，到底什么是“文学”？为什么说80年代是20世纪唯一无二的“文学的时代”。
本次座谈会的契机是新书《1980年代：小说六记》近日由三联书店推出。该书作者蔡翔1953年生人，曾经插队务农、工厂务工，在技校担任教师。1980年初期进入《上海文学》杂志社，历任编辑、执行副主编，2002年调入上海大学。数十年来，除了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批评与研究工作，兼及散文随笔写作。
蔡翔
在新著《1980年代：小说六记》，蔡翔以小说和文学为媒，给世人呈现了一个比之怀旧要远为复杂真实、充满张力乃至自我悖反的火热年代。他以85“文化热”为界，提出“两个80年代”的说法：第一个80年代，围绕社会领域中的改革、启蒙、现代化等观念展开，文学以现实主义手法依然拥有饱满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历史使命；第二个80年代，源于对第一个80年代的反思与质疑，改革与现代化的发展主旋律既带来勃勃生机也带来问题与危机，寻根文学和先锋派小说的出现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与王朔作品轮番登场，从而终结了80年代，开启了90年代。
《1980年代：小说六记》
“这本书再次启动了我们对80年代的关注和讨论”
“经常有人问我，80年代对我意味着什么？”戴锦华在开场白中自问自答，“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好的年代。也有人问过侯孝贤导演，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年代，他说不可替代的，不可重现的都是最好的年代。80年代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是我们生命最好的年华，那时候我们正年轻。”
“有时候我也会夸张一点说，80年代对我们亲历者来说几乎是一个心想事成的年代，那时只要你敢想，敢去尝试，你就有可能做到，有可能开启，有可能成就。因为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某些旧的东西在松动，某些新的东西开始生长，尚未被种种利益、种种权利所完全占据和玷污。我喜欢用一个说法‘未死方生’，旧时代未死，新时代方生，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机遇。”
戴锦华
谈及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图景，戴锦华认为跟今天完全不同。“当年几乎每部文学作品的发表都会引发全社会的轰动效应。那时候在公共汽车上会看到各种各样阶层的人在阅读文学期刊，每一本文学期刊最后都会被读得破破烂烂，因为发行量是有限的，可阅读者则是无穷的，一本期刊会不断到处流传，而且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阅读。那时文学刊物的编辑也是重要的角色，他们扮演着筛选者、命名者、开启者、终结者的角色，他们倡导了什么可能意味着一个全社会性文化想像空间的开启或者封闭。”
“而文学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不仅是共和国的历史塑造了文学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同时还因为在那个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特定转折年代，文学是高度超载的。当时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社会学报告、是政治论文、是檄文、是宣言，大家在阅读它们的时候绝不仅仅是文学的阅读，是在获取审美的快感，在文学作品里有我们共同背负的、期待的、梦想的一切。”
戴锦华介绍说，自己在阅读《1980年代：小说六记》时很顺畅，且带有某种乡愁，以及很多共鸣和思考。“伤痕文学的文学含量确实可疑，它有时候真的像是一个小的社会问题的提出，语言苍白而贫乏，它叙述的单纯和单调确实都可以被质疑。但我觉得自从进入到反思文学后，当时的文学已经开始具有了文学的力量、文学的质素，直到今天我们阅读它仍然能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收获。”
上世纪80年代，戴锦华从北大毕业后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我当时不在文学批评的圈子里，但在电影场域中在做同样的事情，和前者对纯文学领域的关注相似，当时的电影评论关注的也是电影美学的成就。我们谈电影语言、谈电影美学革命，拒绝讨论诸如《人到中年》这样同是小说也是电影的作品，虽然这部电影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发各个领域的社会讨论，但我们不屑一顾。这就像蔡翔在80年代作为文学编辑，他喜欢的是先锋文学，用当时的话说是纯文学，把文学从政治教化和传播价值中区隔出来，认为文学不要承担那么多的社会使命，文学就是审美的、是艺术的、是语言的。”
“当时每一个民众仍然有强烈的公民自觉。电影学院一个烧锅炉的工人，晚上没事儿也会和电影学院老师对话。因为当时在电影学院烧锅炉是非常好的工作，有了这样好的工作其实没必要去考大学，而且他的阅读和思考跟我们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区别，更不用说他那种对文艺作品评论的介入感和参与感了。他会说这本小说太差了，没劲，你怎么还看这本小说？我给你推荐一本看看。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状态。”
“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化主调我以为并不是焦虑，而是急迫感。这个急迫感表现为我们此刻就要终结旧世界，此刻就要让天堂降临人间。今天看起来如此地虚幻和如此地遥远，但当时的人们认为就是此刻，就是现在。这也是全球性青年文化的一个普遍基调，就是一种急迫地要去行动，要去反抗、要去改变。”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蔡翔的新书携带着当时我们真切的生命体验，当很多信仰变得如此空洞、如此遥远，大家更关注明天我会怎样，我的生活会怎样，我个人会怎样。但80年代直至90年代前期的文化中，所有的‘小’，夸张一点说就是个人主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小时代’、‘小确幸’。那时候‘小’的背后都对应着‘大’，所有的‘小’都携带着自身的理想性价值。事实上直到90年代中后期，个人或者说个人主义才在消费主义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双重助推下真正成为一种个体生存的真实样态。”
在戴锦华看来，现而今讨论1980年代似乎总觉得是在中国发生的，“容易在自己内部的历史中展开叙述。”“60年代全球的反抗浪潮在70年代依然波澜诡谲，但80年代则是一个整体的收场落幕。80年代从全球范围来看，罗纳德·里根、撒切尔高票当选，开始新自由主义。而随着萨特、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等的相继谢世，人类历史在这一时期开始大幅向右转。中国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很大程度上可以同欧洲左翼运动的总退潮形成某种观照。”
“《1980年代：小说六记》的意义简单来说不是提供一份现成的答案，它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它使得这一系列问题让我们得以去感受，关于文学的问题，关于中国社会世纪转折时我的历史选择，进而可以形成我们的回答。当80年代从我们的记忆和知识结构中滑落以后，我们其实就错失了造就我们今天现实的重要历史环节，蔡翔用这本书再次启动了我们对80年代的关注和讨论。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大家共同分享对历史年代的重新叩访，把它重新锁回到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同时，这本书也展示了一种学术的可能，展示了一种思想的可能。”戴锦华说。
“80年代要成为历史的图书馆以供我们反复阅读”
蔡翔在发言时表示，《1980年代：小说六记》这本书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有点类似随笔，有点漫谈。书中的描述性多，论断性不多。我想尝试一下，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发现思想。某个时代的开始，其特点往往在于它的无序和混乱，我想只有在这个时候，文学才会充分体现出它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作家通过他的感性，在无序中间产生出很多想法。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乔纳森·卡勒所谓的‘文学就像杂草一样’，野蛮生长。按照孔子的说法，‘质胜文则野’,但真正的思想活力恰恰是在这个‘野’的里面。所以孔子还有一句话，‘文胜质则史’，也就是完全秩序化了。”
“回到文本，我们要看通过‘野蛮生长’的作品中间，到底提供了哪些东西。只有在这个阶段理论家和学者才会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思想，重新构造一个未来的思想途径，而文学的先锋性也体现于此。我特别重视文本的无意识层面，从这个层面里我们能够重新来讨论哪些话题。站在今天回看80年代，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伤痕文学是反伤害和反歧视的开端，为什么这个开端的时代会导致之后时代更加严重的歧视？现在流行的‘颜值即正义’，就是赤裸裸的歧视。这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的，也是促使我回到80年代的动力。”
“今天我们讨论80年代会说它是第二个‘五四’，对此我很同意。80年代是和‘五四’有相似、相同的地方，但我觉得今天要进一步做的工作是讨论80年代跟‘五四’不一样的地方，这更重要。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五四’以后我们的知识是一路向下走向民众的，包括知识者的自我反思。我就想问80年代以后的文学里，我们的知识分子有过自我反思吗？有过鲁迅的《在酒楼上》这一类作品吗？所以80年代和‘五四’的差异性，才应该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蔡翔说。
在《1980年代：小说六记》中，蔡翔提出的两个观点令人深思：“1980年代，新见频出，沉渣泛起。各种力量纠葛在一起，激进的、保守的，相互攻讦，又在合力打开一个新时代的大门；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重新进入‘世界体系’。1980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20世纪的终结。”
罗岗
罗岗在发言时将《1980年代：小说六记》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2006年出版）做了比较。“后者通过建构‘85新潮’的图景，曾带动了80年代怀旧热。蔡翔老师则在这本新书里提出，如果要重新回到80年代，不能仅仅看到‘85新潮’，或者说‘85新潮’只代表了80年代的一个面相，还有其他的面相。他在书中强调了所谓‘前三年’，这不是指具体的1980年到1982年，而是一个泛指，是讲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就是他特别强调的，我们要找到80年代的起点和起源，要从这‘前三年’开始找。”
贺桂梅 本文图片/三联书店提供
贺桂梅在发言时认为《1980年代：小说六记》是蔡翔聚焦80年代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她也提及了自己近些年在影视作品中观察到一个现象：为什么90年代会成为今天书写当代历史记忆非常重要的时段？“《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狂飙》《风吹半夏》《繁花》等等不一而足，它们都是在打开90年代的记忆，而且很多是以一种悬疑的方式打开。而我们谈到80年代，会说它是黄金时代，多种可能性的时代，却好像在关于当代历史记忆的需求中消失了。”
“我自己非常重视蔡翔在这本书里谈到的一句话。他说，‘1980年代提供了多种历史机遇，为我们打开了开阔的思想视野，但我们必须对80年代重新思考。’
“他的第一句是肯定80年代的意义，第二句是他的基本态度，要重新思考80年代。然后他说，‘80年代不能成为80年代人的纪念馆，而要成为历史的图书馆以供我们反复阅读。’我想用这句话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读他的书，也把80年代作为我们阅读的对象，把它作为我们‘历史的图书馆’，从中去寻找我们面对、思考、探索今天的一些问题和包括自我问题的思想资源。”在座谈会的最后，贺桂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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