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有强大的行动力,才能迅速把一种思想、理念转换成实践,进而改变中国。这可能是当下中国最缺的一种精神。现在上网,你会发现,能把话说得漂亮,能把道理说得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真是太多了,但说到为中国的改变做了什么,恐怕就很难说了。By_谢有顺
做比说更重要,持续地做下去比做了什么更重要
中国需要更多有行动力的人
《做》是一本很特殊的书。德基金创办六年了,如果要找一个人来写它,这个人必然要去回访、调查、找资料。但作者曾敏儿有一个优势,她本身就是德基金的发起者、参与者之一,她见证了德基金的成长,由她所提供的第一手的资料写成的《做》,读起来很真实,也很有现场感。
我相信这样的写作,对曾敏儿本人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做》,曾敏儿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该书讲述了德基金六年来乡村艺术支教的过程,思考了公益事业的现状和出路。)
各种事件的亲历者愿意出来说话,为历史留存事实,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让我想起胡适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到处劝人写自传,目的就是希望能为此给史家留下点有用的、真实的材料。他劝过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也劝过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高梦旦等人,但其中的多数人,都没来得及写出自己的个人故事就辞世了。为此,胡适一直“引为憾事”。胡适自己还曾示范性地作了一篇《四十自述》,并在序言里说:“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给文学开生路”云云,当然是和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了,但基本意思我以为是没有过时的——如果亲历者不说话,很多材料便无从留下来。
《做》记录的是德基金乡村艺术支教这一公益活动,它的核心观点是强调实践和行动。德基金的创始人陈宇当初想到用“做”来作为书名,确实是神来之笔。很多人都知道,岭南文化给外界一种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的印象,这本身正好说明岭南精神强调行动、实践、做。
做比说重要,持续地做下去比做了什么更重要。
当下中国,空谈家很多,能够把话说得漂亮的人太多了,我们真正缺的是把高谈阔论有效地转化成实践的人。就此而言,我觉得陈宇是实业家、文化人,也是一个行动家。他的行动力很强,所以他策划的很多事情,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像德基金、中国方言电影节等,重要的是不仅有好的理念,而是把事情做成了,理念成了实践。而且,陈宇做事情,追求自由,有趣,奔放,投入,不预设什么,这样反而能把事情做好,也一直有把事情做下去的动力。
中国需要兴起更多像陈宇这种有行动力的人。
把思想、理念转换成实践,这是当下中国最缺的精神
钱穆曾经说,清末文化的衰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那些读书人、士大夫,多数满足于纸上的清谈,彼此唱和,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并不知道,似乎也没有兴趣知道。民众心里所想的,他们也了解甚少。这样,文化就苍白了,没有生命力也就不再有影响力了。
“五四”时期站出来引领中国变化的那些先贤,像陈独秀、胡适这些人,当时都很年轻,但非常重视行动和实践。胡适受杜威思想的影响,强调经验、实证和行动,那时他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威望都未尽人意,但他通过自己的文字和声音,并借力于媒体的影响,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很有意思,并不愿意只是躲在书斋里做学问,他们和社会、民众的联系极为紧密。像鲁迅他们,工作,教书,办刊物,办出版,参加演讲,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兼任各种社会职务,好像他们越忙,越有创造力。那个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是很忙的,可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写出大量优秀的作品。人的潜力有时确实是很大的。所以我反对现在一些年轻作家,稍有点名气,就坐家里做专业作家了,什么工作也不做,这其实是不好的,慢慢的他的作品气质就会越来越阴郁,作品气象就会越来越窄小。有一次我听叶兆言讲,茅盾在新疆时,一周上三十多节课,但他照样写作。这样的工作强度,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正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有强大的行动力,才能迅速把一种思想、理念转换成实践,进而改变中国。这可能是当下中国最缺的一种精神。现在上网,你会发现,能把话说得漂亮,能把道理说得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真是太多了,好多的网友好像都有语言天才,我是望尘莫及。但说到我们为中国的改变做了什么,为我们周围的人做了什么,恐怕就很难说了。
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强调“做”的理念,意义重大。
我们不求做多大的事情,成就什么伟业,我们重在做。从很小的事情做起,小善大德,汇流成河,一点一滴,同样意义非凡。陈宇强调微公益,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小的,力所能及的,积聚起来,也不得了。我经常说一句话,不要藐视我们的小声音,小声音去到天上也会成为大声音。
知识分子重返现实、回到实践的努力,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做起。比如做公益这件事情,就需找准定位,不要求大,关键是有了很好的想法后,能够一直做下去。德基金的乡村小学艺术支教活动进行了六年,能够有今天的影响,也得力于它的定位准确。
乡村,艺术,孩子,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就是定位,就非同寻常。我来自农村,很清楚乡村教育的现状,也知道乡下孩子们需要什么。面向他们的支教,没有准确定位是不行的。比如我是一个中文教授,如果去到一个小学,你非要去教语文,就未必合适。一来大学教授未必会教小学语文,二来你胡教一气,很可能会影响当地小学的教学进度,学校也未必欢迎。但以艺术为主题的支教,肯定受欢迎,也对孩子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艺术是和心灵靠得最近的。必须承认,乡村孩子的精神生活比较匮乏,心灵方面的教育缺失得厉害,孩子的想象力比较板结,这个时候,给他们当有的艺术教育、艺术滋养,一定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一个孩子的精神世界如何,想象力如何,这和他在十二岁之前有没有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这样的研究未必可靠,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进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我当然明白,那些受了艺术支教影响的孩子,他们不一定会成为画画、音乐家,但他们心灵里面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艺术的滋养,就多了一双小小的想象的翅膀,就会飞得更高。把这个艺术的种子种在那些小小的心灵里,非常有价值。全国的公益机构很多,支教活动也很多,但德基金与众不同,和它最初的这个设计大有关系。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去做,以及,做什么。
支教活动也改变了那些参与支教的人
偌大的中国,做事情的人很多,但持续地做一件事情就很难。微公益为何有意义?就在于这些累积和叠加能够积少成多。德基金已经做了六年了,惠及了很多学校和孩子,我想,陈宇所领导的茂德公集团一定会继续做下去,只要持续地做下去,就一定会改变一点什么。
首先是改变了不少孩子。通过《做》这本书,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脸上舒展的笑容,也能看到孩子们的热泪,那一刻,你知道他心灵的某个角度,有了新的东西,他被改变了,哪怕只改变一点点。
其次,改变了一些乡村家长的观念,甚至改变了一些乡村老师从教的理念。很多家长未必看重孩子的学习,受此影响,觉得教育原来这么重要。一些老师,本来不安分于在乡村当老师,而是千方百计想调回城里,回城之前,把乡村教育经历当作是苦熬,得过且过的大有人在。但是,当他看到有这么多远方的人,义务来到这里支教,帮助孩子,他们也会受感动,至少在自己没有离开乡下的时候,也尽可能为孩子们多做一点什么。不知不觉,艺术支教的活动就会影响整个村庄,影响孩子、家长和老师,甚至也影响了主管教育的官员。
这些改变是大家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但还有一种改变也许更有意义,它也是《做》一书的重点所在,那就是支教活动也改变了那些参与支教的人。六年走过来,跟随德基金到全国乡村小学支教的有好几百人了,这中间,我认识的人就有好几十个。这些人也因为支教活动而被改变,这可能是这一公益活动最重要的意外成果。
刚开始参与公益活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是自己去帮助别人,是自己去到不同的地方帮助那些穷困的孩子,很多人肯定是抱着这种理念去艺术支教的。但是一周下来,住在乡村,过着艰苦的生活,和那些淳朴的孩子们在一起,最终发现,真正被改变的恰恰是自己。看着那些乡村孩子令人感动的回应,你突然发现,自己所做的这么小的事情,原来有这么重大的意义,自己微小的付出,原来可以收获这么多的感动。
看起来是付出,其实得到的更多,这也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因为做了点什么,而使自己的内心变得更丰盈,那些孩子们的热泪,他们之后写给我们的每一封信,都在改变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很多人都见证说,终于发现人生不只是可以那样活,原来也可以这样活。这种改变一点点在累积,也在扩展德基金的意义。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意思,只要做了,就会带来改变。
“因为现状可以改变”
只要有改变,就一定会带来影响——影响别人,也影响自己。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意思,改变带来影响。
德基金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很多都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这表明,这个活动影响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那些画家、音乐家、运动员、作家、记者、主持人,他们本身是有影响力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媒体,当他们行动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成为一颗种子。公益最核心和本质的,正是撒播良善、美好的种子,让它在一些人心中发芽,长大,结果,如同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大江、大河。
德基金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个案。陈宇谦虚地说,我们做的很有限,但我们也不要轻视、小看自己的努力,因为没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改变。
我的微信签名一直叫“因为现状可以改变”,这是我一直持守的理念。大家可能都有感觉,身边有太多对现状充满抱怨的人,好像没有一个群体是对现状满意的,大家一说话就多有怨气。但是,光抱怨有用吗?只要你不想离开这块土地,抱怨能改变什么?还是要做事情,还是要行动,尽自己所能做一点有益的事,现状才能改变。
你没有放弃,还在做,还在行动,哪怕你所做的不被人理解,哪怕你所做只是一点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都做一点点,每个人都尽你所能的影响一个人或几个人,这就够了。
我每年在大学开课,最后一堂课的课题都是“因为现状可以改变”,每年讲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基本理念是不变的,那就是鼓励学生积极面对世界,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现状。我从不奢望我的课、我的观点让所有学生都记住,但是如果我的课、我说的话能够改变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我就觉得我没有白讲。
前段时间,一个毕业了四五年的学生给我发信说:“老师,当年您在课堂上说,‘不说谄媚的话你会死吗?不拍那个马屁你会死吗?’这话一直影响着我。”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说谄媚的话、不拍那个马屁也是可以活下去,而且可以活得很好的,但我们偏要去说,其实是在委屈自己,在践踏自己而已。原来我随口说的一句话,也影响过一个学生。可见,你讲的课不会白讲,你说的话,很可能多数人忘记了,但只要被一个人记住,它照样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我们人生中的很多抉择,也是受了各种人的影响的。因此,我们要坚信,我们所做的,只要是有益的、良善的,它就一定会影响人、改变人。
曾敏儿写的《做》,这么厚,记录、梳理、总结了德基金这几年所走过的路程,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点什么。你做了,就会发生改变,你所改变的,就会影响人。我很庆幸和珍惜参与了德基金的一些活动,也受益于它,今天再读《做》,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比说重要,持续地做下去比做了什么更重要。
谢谢德基金,谢谢陈宇,谢谢曾敏儿。
(根据《做》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