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和无数懵懂的年轻人一样，17岁的敬一丹在小兴安岭成为了一名知青，之后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学员。她当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老师，她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甚至经历了中国舆论监督精彩年代。无论是《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还是《声音》，在当时以批判与监督的锐度著称的央视新闻评论部，敬一丹以一种温厚与深沉的气质在新闻前沿度过最有价值的职业时光，她把这种情感与视角归因于她的知青岁月，年轻时的经历。
今年5月，敬一丹与她的大学同学将工农兵学员的记忆编纂成书。这一本《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记录了个体命运在当时独特的年代的沉浮，他们无力在历史的洪流面前抉择自己的命运，然而在无数的细节里，却有着自己无可替代的痕迹。这或许也是个人记忆最宝贵的地方，亲历者的记述有着“举轻若重”的力量。
在上海书展期间，《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敬一丹，请她分享她的知青岁月与她所经历的电视媒体的黄金时代。
《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
敬一丹/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经观书评：《我 末代工农兵学院》这本书聚焦了一代人的青春，你觉得知青的经历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人说知青是“失落的一代”，也有人说“青春无悔”你怎么看这段岁月？
敬一丹：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用“失落”这个词都有些偏颇，但“青春无悔”这个词我一般也不会这样用。一个人，遇上哪个年代就有哪个年代的青春，很难称得上是无悔，其实每个人青年时代的经历其实都是不同颜色的组合。
经观书评：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对你日后在新闻工作中认识底层，了解社会边缘人，有哪些帮助？
敬一丹：这是有关系的。一个人小的时候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它总会作为一种底色。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遭遇文革，后来长时间经过了断断续续的学业，然后又有一段知青生活，所以这段生活总是在起作用。不论我后来看到什么，我的底色里也有底层经历的这种色彩。比如说在花团锦簇的地方，我也会想到角落，在光鲜的地方，我也会想到另一边的阴影。
对于媒体人来说，有多种生活经历是一笔财富，每个经历都是有它独特的意义的。
经观书评：你觉得出版这本《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对于不了解这一段历史，更年轻一代的读者有怎样的意义？
敬一丹：我的同事崔永元做了一件事让我很尊重，就是他做的口述历史的记录。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它都存在于一个个体的记忆之中。那么像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全国94万工农兵学员在文革后期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是一个不能被遗忘的存在，今天的年轻人可能看起来有点模糊，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能够提供一些个体记忆的话，就会让今天的年轻人逐渐看得清晰起来，不至于太模糊，不至于遗忘。
我觉得，人的记忆是本能，谁都有记忆，但是淡忘也是很自然的。当一段不该忘记的经历都被淡忘了的时候，那我们的青春，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付出的代价以至于教训不是白付出了吗？所以记录应该是一种自觉。记忆是天然的，是本能，而记录是自觉。媒体人比其他职业的人更需要这种自觉，这是一种职业自觉。如果我们的历史被遗忘，如果我们这代亲历者不记录，那年轻人就有权利来问我们这一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记录？
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5月4号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同学空前凝聚，如果没有微信群的话，如果不是遇到了互联网年代的话，这本书是不太可能写出来的。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便捷的联系互动方式，当你把自己的记忆说出来的时候，引发了我的，当我讲出我的故事又引发了他的，很多个体记忆集合起来，就更接近于当时的真实情景。我们这些老同学有一个共识：记录，趁着还没有忘记，留给孩子。
经观书评：在你的年轻时代，有哪些书对你影响比较大，影响了你之后的人生选择？
敬一丹：我年轻时经历了几段书荒，我小学四年级文革以后就停课了，上了中学以后刚刚复课的时候甚至连教科书都没有，我现在和年轻人说的时候他们未必能理解什么叫无书可读。
后来幸好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语文老师，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老师冒着风险把课外读物借给我，而在那个时候他能借给我的课外读物也只是《鲁迅小说集》。他借给我的时候把这本书包上书皮，因为那时候连鲁迅的小说我们都是不能看到的。我们只能看到鲁迅的杂文，那是作为战斗的武器去理解的。
后来我非常幸运的遇到了黑龙江省图书馆，这个黑龙江图书馆恰巧在我所读的中学的隔壁，从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就关门了，所有的书都在书库里封存着。书需要整理，于是我特别偶然地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帮忙整理图书。当我第一次走进黑龙江省图书馆的社科书库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不仅是因为那个顶天立地、布满灰尘的书架，更是因为我在书架上看到的那些书名——《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红与黑》、《巴黎圣母院》……我一看，这些书这不都是当初被红卫兵烧掉的书吗？这书我能看吗？
在这样特殊的年代、环境，我就有了这样的机缘，一下子走到了那么多书当中。每次收工以后，就可以悄悄的把书带回去，那些天，那些个晚上，当我翻开这些书的时候，就好象我眼前有另一个世界。当时我真是觉得文字有这么强的力量，面前有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年代。就好象前面有一个大海，我已经能够摸到了大海的边缘。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书荒的年代，读书最多的那个阶段是在黑龙江省图书馆，而对我影响最深的书也就是在当时读的书，特别是在那时候读到的《简爱》，它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与自爱有着那么强大的力量。面对这些书，我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丰富多样的文字。而在这之前我们眼睛看到的文字多半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文章，把眼睛都看伤了。
经观书评：你进入电视新闻行业的契机是什么？你对电视新闻这个行业最初有哪些想象和新闻理想？
敬一丹：进入新闻的开端是在基层广播站，工作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天天在广播站话筒前播出的不仅仅是广播稿，还要分为消息、评论和通讯，这是偶然间省电台的记者来给我们讲课我才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基层的广播工作是一种最初的宝贵的积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我的职业之路。那时候我是传统意义的播音员，在黑龙江省广播电台播音。那段时间我一直想考研究生，而在我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补课，在补上作为工农兵学员的那些缺欠，比如说新闻理论，比如说新闻业务。
虽然我们在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也开了这些课，但是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它是新旧交替之间的这样一个产物，它带有旧的痕迹，也能够感受到一些新的气息。我们那时候课程设置还没有那么完备，所以很多课程是浅尝辄止。很多课结束的时候都有没吃饱的感觉，走出校门的时候是半饱的感觉。
经观书评：90年代《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是以深度和人文关怀著称，你在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栏目？
敬一丹：当时我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工作了几年，当《东方时空》开播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虽然是同行，可是这个节目怎么那么不一样呢？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早已习惯的那种语态和习惯的表达方式，我就被它吸引，那么后来到《焦点访谈》开办的时候，他们向我发出召唤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一个传统的习惯的表达方式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样截然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
我当时是作为《东方时空》的总主持人，那时的《东方时空》有《东方之子》、《生活空间》、《焦点时刻》等几个子栏目。这几个栏目里我最倾心的最喜欢的还是《生活空间》，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多平民出现在镜头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很贴近，既熟悉又陌生的这样的感觉，那些主人公的故事是过去我们在屏幕上没有见过的。这些人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故事，而是呈现当时时代变革时代下中国百姓的一种面貌。
经观书评：90年代央视有一批关怀底层、关注老百姓个人生活与感受的节目，比如《百姓故事》、《纪事》、《社会记录》、《新闻调查》，当初你跟同事们为什么会设想这样一个源自底层的视角？在无数个人故事的讲述中，又想呈现与发掘什么样的价值观？
敬一丹：这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行为，是我们时代发展到了那一步，社会发展让人们有了一种内在的需求。比如说，更尊重生命的价值，媒体更多地采用平视的目光，更有一种适合这个时代的语态来交流。当时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成就是多种因素凝结成的，这不是一个媒体的孤立行为。
我的同事陈虻的墓碑上写着一行字，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每次到他墓前的时候就会想，一个人能留下痕迹很不容易的，他留下的这个痕迹被这么多人认可带有特别强烈的时代色彩，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一句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仔细想想这里有对人的尊重，有媒体平视、贴近的目光与态度。
《我遇到你》
敬一丹/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
经观书评：你的另一本书《我遇到你》回顾了自己近30年的职业生涯，其中，读者最有共鸣的内容是什么？
敬一丹：是《焦点访谈》当年的节目影响。我前两天在苏州在和读者交流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她拿着这本书请我签名，然后她说：“这本书要给我的爷爷，我爷爷年迈已经不认识我了，但是他认识你，他在屏幕上看到你的时候，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动作能看出来他认识，他有反应。”这位读者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动心，我就在想，90岁的这位老人家一定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在《焦点访谈》最具锋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他目光中成长的，这些人应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观众，他们的目光、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呼应、他们的共鸣就给我们一种力量。我退休的时候，我也曾经遇到过读者，他说我们感谢你们那些年为我们说话，他所说的，是指在舆论监督很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些话，而那些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迅小说集》
鲁迅/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
宋兆霖/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年8月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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