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水洞沟遗址和“河套人”化石发现100周年，近年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层出迭现，持续丰富我们对人类演化最早阶段的历史认知；持续开展的新研究则不断深化我们对早期人类特质特征、行为模式、生计模式的了解，为探索人类演化规律提供新的注解。
水洞沟遗址
考古新发现
东北地区是我国近年来旧石器发现最持续、丰富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应对相对寒冷环境行为模式的认知。黑龙江省近年来在多个流域持续填补旧石器时代的空白，蚂蜒河上游左岸的尚志市二里地遗址发现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主要原料为玄武岩，推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海浪河流域也有新发现，海林市大龙头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石制品，主要原料为附近的玄武岩和凝灰岩等，年代为晚更新世，具有海浪河遗址群的特征。和龙大洞遗址是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发现，开展了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岩为主，剥片以生产石叶和细石叶产品为主要技术特点。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饮马河西岸的南山旧石器地点，采集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属于小石片工业的石制品。辽宁省法库石桩子北山旧石器地点采集到367件石制品，主要原料为玛瑙。这些石制品类型多样，年代推断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内蒙古阿拉善南寺峡谷调查发现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石制品，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古人类在西北干旱区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持续而系统，考古发现从百万年至万年左右。马圈沟遗址2014年的发掘，发现了泥河湾盆地目前能够确定的埋藏层位最低的人工制品。其所处的第Ⅶ文化层低于第Ⅵ文化层1米左右，根据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推断其年代早于距今176万年，各文化层石制品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具有中国北方以小石制品为主的主工业的典型特征，为探索华北地区早期人类的出现及演化提供了基础资料。南山根地点则是泥河湾盆地近年发现的另一处百万年的遗址，石制品整体形制较小，属于石片石器工业；石制品类型以石片、断块和碎屑居多；共发现多件可拼合石制品，应为原地埋藏。山兑东旧石器地点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段，石器技术继承更早的小石器技术。白洗沟遗址细石叶遗存非常丰富，距今约1.7万年，拼合研究及细石叶生产流程的分析结果，揭示了细石核预制和修型的技术特点，以及细石叶技术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类群体流动性的变化。
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遗物的平面分布
蓟县朝阳洞遗址是首次在天津进行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洞穴遗址，距今约3.5万年，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剥坯和工具加工多使用锤击法等，工具多为片状毛坯，刮削器占优势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北方小石器工业的特征。对于阐释环渤海地区古人类迁徙、活动与交流，探讨环境变化对古人类活动方式的影响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北迁安爪村遗址发现于1958年，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近年来新开展了一系列田野工作，发现了多个地点和文化层，年代跨度较大。距今5万年至2.6万年之间，对构建燕山南麓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其中厅山3号地点经过试掘，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工业具有小石器工业的典型特征，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类型。
洛南盆地是研究东亚地区旧石器工业面貌、东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有关的环境变迁与技术行为关系的重要区域。延岭遗址石器组合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石锥、凹缺器、薄刃斧和手镐，但是缺乏采用软锤技术进行薄化过程的阿舍利风格典型石器。地质年代约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
陕西泾河中、下游地区新发现15处地点，文化面貌总体上属于中国北方地区石片石器工业，发现向心剥片石核、加工精致的刮削器及对称性较高的盘状石核等，石制品主要埋藏于马兰黄土层中MIS 3沉积阶段。
晋南地区新发现距今约4.5万年的遗存，石制品以小型和微型为主，砸击技术占重要地位，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要类型。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发现两个文化层，分别为小型石片工业和细石叶工业。山西吉县冯家坡遗址则发现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石制品类型丰富，包含细石器遗存。
河南汝州地区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年代属晚更新世。存在阿舍利技术特征石制品，为研究该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视角。
汉水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数量丰富，近年不断取得新的认识。陕西洋县绿豆梁遗址发现中更新世或更早时期的遗存，轻型工具和重型工具共存，但缺少具有典型阿舍利风格的器物。湖北郧阳龙湾岭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距今大约12.88万至8.94万年，石器面貌属汉水上游地区的典型风格，发现手镐、手斧等重型工具。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及周边经过系统调查，发现该区域的旧石器文化经历了早期的简单打制石核、石片组合的模式Ⅰ奥杜威技术，精致加工手斧、大石片坯材的修背石刀、手镐等为代表的模式Ⅱ阿舍利技术，晚期的小石器技术三个阶段的变迁，涵盖了中国南方较完整的旧石器文化序列。
河南淅川马岭遗址的石器组合以似手斧和似手镐为主的两面器、盘状石核、似石球的多面体石核、砍砸器、刮削器均有出土，年代距今约39-22万年。淅川吴营遗址发现多个文化层，工具以小型和中型为主，有少量的大型工具，修理均较为简单。各层石器工业差别不大，总体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特征，为讨论南北过渡地带旧石器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年代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南阳老灌河流域和南召县松河流域调查发现多个旧石器地点，石器类型均以小型为主，根据地貌部位推测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西峡县同样也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
淅川马岭遗址出土的陶器
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相近的地理特征，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着相似的演化发展脉络。江西和安徽地区近年持续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发现。江西高安盆地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上湖旧石器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丰富的石制品，石器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小型化特征，年代距今约2.6万年。安徽水阳江流域2018-2022年调查发现15处旧石器地点文化面貌属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初步推测年代为中更新世。沿江流域新发现20处旧石器地点，石制品面貌属于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推测年代为晚更新世。
西南地区的发现不断突破我们认知，成都平原自近年填补旧石器空白以来，不断有新的发现。岷江和青衣江沿岸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12处，石制品在整体面貌上接近南方主工业，但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同时还包含阿舍利技术因素。综合遗物埋藏层位和石制品特征，初步推测新发现地点时代为中更新世偏晚阶段至晚更新世。双流王家堰旧石器遗址第1地点经过发掘，发现手斧和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制品，年代不晚于距今8.9万年。
重庆市涪江流域旧石器考古调查新发现旧石器遗址46处，包含了不同的石器工业特征，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器物组合和大石片技术产品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
云南耿马佛洞地遗址通过系统发掘，发现石制品、动植物化石等丰富遗存，年代距今约18400-14000年，为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滇西地区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云南鹤庆蝙蝠洞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了年代约18-14万年前和7万年前两个时期的文化层，上下两个文化层在石制品石器组合和技术特征方面的差异和变化，为分析和探索西南地区砾石工业和石片工业变化发展的脉络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为探讨该时期滇西北地区古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不同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了古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和早期技术的发展特点。
研究新进展
石制品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丰富、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因此石器技术分析是最有效的解读古人类行为的研究手段，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
丹江口库区经过多年的旧石器考古工作，积累了不同时期的遗存，石器技术的分析揭示了石器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方式对人类生存与适应的重要性，为探讨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该地区的迁徙交流、生活方式、文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基础。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的石制品分析同样有助于理解许昌人的生活方式、技术水平以及文化特征。甘肃杨上遗址的剥片技术与策略反映了古人类的剥片技术及其特点，揭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四川汉源富林和河北省迁安市爪村都是20世纪就发现并开展工作的老遗址，通过对石制品的再度技术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古人类制作工具的技术特点的认识。
专门器物和技术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古人类的技术发展程度。
朱志勇通过对华北地区不同地点和时期的遗存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细石叶组合的演变规律和生态适应策略。曾晨茹等聚焦于细石器技术在古代人类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细石叶在古人类的狩猎和动植物加工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有学者通过模拟史前人类使用楔形石核制作石器的过程，揭示了这种技术在史前时期的重要性和应用方式。研究结果为解释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石器工具形态和制作技术提供了实验基础。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出土多种类型的雕刻器，通过对其形态特征和功能用途的研究，深度揭示了古人类的工艺水平和文化特征。
软锤技术是旧石器制作工艺发展中的重要技术，通过回顾软锤石片辨识的实验历史与争议，进一步了解了软锤法在古人类认知与技术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有研究人员通过对零台面石片的分析，揭示了当时华南地区人类的制石技术水平和生活方式，为我们理解晚更新世华南地区的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料开发对史前人地关系和文化演变有着重要意义，石料开发策略在不同地区和时期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这受到当时技术水平、资源分布和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其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史前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交流。有学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与遗址数据库，系统整理旧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地质环境和气候信息，阐释了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通过对遗址的高程、坡度、坡向、到河流的距离等地学指标的提取与统计分析，并结合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开发与技术适应策略，探讨了东北地区古人类的环境适应与生存行为模式变化，从早期的避险性转变为晚期的扩张性，人类原料开发利用模式的变化反映了他们技术能力的增强和认知水平的提高。
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埋藏学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关注。泥河湾盆地河湖相堆积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分析东谷坨遗址6A2层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该层大量文化遗物的发现及其原地埋藏情况。蔚县盆地吉家庄旧石器遗址的形成过程，着重探讨了该遗址形成过程中湖滨不同部位对古人类活动信息保留的影响，湖滨环境对遗址形成有重要影响。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埋藏学研究，则探讨了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环境适应策略。河南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埋藏学分析，揭示了遗址形成与变化的特点。不同层位的堆积环境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特征。以新疆木垒细石器遗存为对象的埋藏学实验考古揭示了“假工具”现象，动物踩踏会在石制品边缘形成多个小疤。
吉家庄遗址发掘现场
人类演化与扩散的模式和路径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问题。
倪喜军对人类起源研究问题尝试哲学思考，包括人类存在的本质、目的和意义、神创与演化等方面的内容，探讨了科学与宗教在解释人类起源问题上的异同和争议。
王幼平根据考古发掘，探讨了现代人类在更新世晚期扩散至东亚南方地区的过程和影响，揭示了现代人扩散南线的可能路径。围绕南线迁徙交流路线，多个学者开展了与之相关的考古学分析。冯玥通过对印度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古人类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模式和技术特点。杨紫衣综述了关于南亚次大陆打制石器的发现与研究，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东西方旧石器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也有学者综合考古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推测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在中国东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的迁徙路线和文化传播模式。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李永强建议将现代人起源与人类生活方式发生的重大转变作为一个连续的长期“新石器化”过程来考察，更多关注这一阶段人类生活方式转变的四大方面：工艺技术、生技方式、栖居形态、社会组织以及现代人行为模式包括象征性行为等的综合研究。赵朝则从全球的视野探讨过渡期的生业方式和社会的变化：在西亚地区，定居生活和大型社群组织的建立先于动植物资源驯化；在墨西哥高原，定居化的村落组织出现在成熟农业建立之后；而在中国，定居化的村落生活立足于植物资源初步驯化的基础上，并为之后向成熟农业经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他也认为过渡期的研究需打破旧、新石器时代的藩篱，在长时段的视角下探寻我国农业起源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层面的重大变迁。
张萌通过比较青藏高原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中的工具、生活遗迹等进行分析，探讨了旧石器时代末期狩猎采集者在高海拔环境中的生存策略和适应方式。叶灿阳则通过锛状器这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特殊石器类型，探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在北方森林草原交错带的技术延续和改进。
广西甑皮岩遗址砾石工业的深度分析，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石器制作技术特点，主要利用自然砾石本身具有的形态构型特征来获得特定的工具结构，修型工具的刃缘形态较为多样，兼具简单性和复杂性。广西独山洞新发现1.5万年前古人类利用赭石的行为，展示了更新世晚期现代人的行为特征的多样化，为不同地区现代人行为的比较提供了科学数据。
恰逢水洞沟遗址和“河套人”化石发现100周年，旧石器考古学人组织多项学术活动纪念百年前的中国旧石器开端。第四届考古学大会则汇聚了两年来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随着科研力量的不断壮大，研究方法逐步拓展，旧石器考古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展，为实证中国“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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