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以讹传讹》：后真相时代谣言的传播

《以讹传讹：错误信息如何传播》，[美]詹姆斯·欧文·韦瑟罗尔、[美]凯林·奥康纳著，张晓芳、王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2月出版，264页，78.00元

一、谣言的生命力来自哪里？

伴随着自媒体主导信息传播，传播的内容是不是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多人的关注，是流量。流量至上，流量为王！随着2016年11月底满口谎言的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靠着自媒体的力量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人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后真相时代”。然而，真相对我们至关重要。医生要找到真正的病因才能治好病人，法官要靠真实可靠的证据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公司决策者掌握了真实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发展决策……而谣言蛊惑人心，败坏生活，侵蚀民主，是我们应该拒绝的。可是在自媒体主导的“后真相时代”，谣言却大行其道，经常主导着很多人的情绪。

虽然社交媒体的确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途径，让谣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传播，但发达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同样也让丰富多样的真实信息、可靠证据唾手可得。对于任何错误信息，只要稍微求证一下就可以识破。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在真实信息和可靠证据丰富的环境中，为什么谣言可以有这么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关于气候变化、疫苗接种、转基因食品等等缺乏证据支持的论点仍然得到广泛的讨论和支持？为什么反辟谣行动往往收效甚微，“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逻辑与科学哲学系的韦瑟罗尔和奥康纳合著的新书《以讹传讹：错误信息如何传播》（The Misinformation Age: How False Beliefs Spread）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这本书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利用网络模型，通过分析科学中的一些案例，探讨错误信息的传播，反思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科学哲学在今天的任务。

韦瑟罗尔和奥康纳认为，虽然新技术的确促进了谣言的传播，故意传播虚假或误导信息的行为的确在自媒体时代大大增加了，但这不足以解释谣言本身持续的生命力，因为在古代，谣言也呈现出持久的生命力。该书开篇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植物羊的谣言流传了几个世纪。或许有人说，这是人性的弱点，人不够理性，容易轻信；或者受教育水平太低，没有批判性反思的能力，即便证据摆在面前，也仍然因为太笨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韦瑟罗尔和奥康纳认为，或许人类理性能力的薄弱或个人智力、知识储备的不足确实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但这远远不够。例如，在植物羊的案例中，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博物学家明明有足够的研究能力和充分证据来表明这是谣言，但仍选择相信。

该书认为，错误信息的传播是社会现象，只有了解个人信念的社会属性，揭示其中的社会模式，我们才能够理解谣言的生命力源自何处：错误信息持久存在恰恰是由于我们学习和传播真理的工具和机制。商业和政治中对错误信息传播的推动也是利用了这些工具和机制。

二、错误信息传播与操控的社会机制

科学是当代生产知识最成功、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对现代社会影响最大的社会活动之一。韦瑟罗尔和奥康纳在该书中就以科学活动为案例来探讨信息传播的社会网络模式。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众多具有复杂关系的元素。然而，近十几年的一些研究表明，即便是非常简单、理想化的一些网络模型，也可以揭示信息传播的机制，解释为什么促进交流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反而会提高错误信息持续的生命力。这里只介绍作者在第二章中讨论的一个例子来说明，简单模型是如何揭示知识传播机制的。

在简单模型中，科学家是根据证据来不断更新想法的人。如果证据支持科学家的想法，那么科学家会更加相信这个想法；如果不支持，科学家会不那么相信这个想法。假设一群科学家在研究一种现象，例如有病人出现重金属中毒症状，要研究究竟是什么重金属引起了中毒，以及来源是什么。有一位科学家发现，是汞引起了中毒，并且凡是出现汞中毒症状的患者都经常吃海鲜，所以病人摄入的汞可能来自于海鲜。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她的这一信念。她也越来越确信的确是海鲜中的汞引起了病人的中毒症状。如果科学家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不会相互交流，那么研究同一现象的其他科学家就不会知道这位科学家的这一信念，只能自己独立做出相同的发现。这显然极大提高了科学发现的成本，阻碍阻止疾病蔓延的速度。不过，科学家实际上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交流的。如果其他科学家对这个科学家足够信任，那么就会接受这个科学家的观点，更新自己的想法，科学知识也就顺着科学家之间的网络进行传播。因此，交流有助于新知识的传播。

然而，如果饱和交流，也就是说科学家更新了信念，就会与所有其他人共享，反而可能让错误信息持续，阻止正确信息的传播，甚至会导致两极分化。例如，一群科学家研究引起胃溃疡的原因。与上一段中的科学家网络不通，这群科学家交流饱和，一个科学家会和其他所有科学家共享证据。有两种假设，一种认为胃溃疡是由细菌引起的，另一种则认为是由胃酸引起的。有一名科学家对一千多名胃溃疡患者的胃进行了活检，没有发现细菌感染的迹象。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而且这个科学家在共同体网络中具有很高的权威。由于充分交流导致的证据共享，胃酸理论被共同体中的所有其他科学家支持。因此，当有科学家发现支持细菌感染理论的证据的时候，这一证据虽然可以让科学家更相信细菌理论，但还不足以让其他科学家放弃胃酸理论。要注意的是，这些科学家的选择反而很可能是理性的，正是群体之间饱和交流的网络结构，让错误观念持续存在。实际上，在植物羊的例子中，如果没有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的参与，这种奇怪的谣言就不会传播开来。

正是这种饱和交流的效应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导致的信息共享的充分，反而让人们更坚守自己的观点。例如，假如我起初很相信气候危机是西方政府的阴谋，那么我获得新证据的时候，有的支持我接受的观点，有的反对。支持我观点的证据会让我更相信这个观点，而我由于相信这个观点而更不信任反对这个观点的证据，因此，更坚守我的已有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网络上关于某个话题的争论双方会越来越极端。该书引用佐尔曼（Kelvin Zollman）的证明表明，有时候少交流要比充分交流更容易获得正确的观念。

一些公司和政客利用这些信息传播机制来故意传播误导信息，进而实现自己的目的。韦瑟罗尔和奥康纳在第三章中用烟草公司的烟草战略来说明。1953年，有科学家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表明，吸烟与患肺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导致烟草消费大幅度下滑。烟草公司们制定了所谓的“烟草战略”来对抗这一趋势。“对抗科学的最有力武器就是更多的科学。”（76页）烟草公司通过资助更多科学研究来表明这一证据并不是那么确定。正如前面所说的，假设人是理性的，人的想法是通过证据来不断更新的。科学家最初发现的证据有力支持了吸烟会导致肺癌的观念。但烟草战略支持的研究则提出更多证据来表明这一观点的不确定。由于政策支持者和大众不直接从事研究，只能依赖科学家提供的证据来更新自己的想法。如果都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想法最终会更倾向于，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因为两边都有证据支持，所以应该悬置自己的判断。事实上，“烟草战略”也的确奏效了。很多有效的宣传策略正是依赖这种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来制定的。

当然，我在这里只能非常简略地复述书中用更详尽、更生动语言讨论过的东西。如果想要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强烈推荐阅读原书。原书远比我这里复述的精彩、生动。最后，我想谈谈这本书对我个人研究的启发。

三、科学哲学的一个任务：面向现实实践问题

我收到书后，便迫不及待地读起来，用了一下午就读完了。读完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希望以后也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这本书在专业性和普及性上做到了完美的平衡：根据严格的专业理论探讨大众正面临的、也关心的现实问题，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深入透彻地分析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实例，无论是大众和专业人士都能从中得到启发。我的第二个想法是，今天的科学哲学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

韦瑟罗尔和奥康纳夫妻俩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后起之秀，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是用抽象的理想网络数学模型来探讨科学的社会纬度，尤其是社会结构对科学追求真理的影响。科学哲学是探讨科学究竟是什么的学科。科学哲学一直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学科形象：科学哲学是既精通科学，又精通逻辑论证的哲学家们探讨科学本质的专业领域。一直以来，科学哲学家们都将自己锁在象牙塔中，关心抽象的方法论问题，认为科学的社会影响、伦理后果都是科学之外的事情，与科学本质无关。

即便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打开了研究科学的社会学大门，认为社会因素、心理因素都是内在于科学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依然固守着自己的边界，年轻的社会学家则乐于接受库恩的观点，充满热情地探索科学的社会纬度，揭示出科学本身是深深嵌入在社会之中的。然而，一些科学哲学家不但不买账，反而产生出奇怪的“鄙视链”，并相互敌视：科学的社会纬度是二流的社会学家做的东西；而一些支持科学的实践研究的人对现实漠不关心，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玩自己的语言游戏。

这种相互的敌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终于爆发了著名的“科学大战”，传统科学哲学家的一方认为这群社会学家将意识形态和学术左派联系起来，是在搞政治，损害科学的权威。然而，科学本来就不是独立于文化、政治和利益之外的真空之中。一些科学研究往往牵动着巨大的利益，想想前面海鲜导致汞中毒和吸烟会引起癌症的研究导致的商业后果。科学哲学对这些事实的忽视，只会让这个学科自我封闭。

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其经典著作《科学、真理与民主》（2001年）的序言一开始就讲了他这位一流科学哲学家的尴尬经历。当他向一个人说他是一位科学哲学家时，这个人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哲学家一定会对各种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科学对价值的影响，或者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感兴趣，并有很多深入的研究。让他尴尬的是，在当时的科学哲学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的研究。正因如此，他才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开始研究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关注现实实践问题。

在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倒逼和科学哲学家的努力之下，这一情况在今天已经大为改善。科学哲学家们不但接受科学技术论所揭示的“科学和文化、政治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而且发现，社会因素、社会机制本身就塑造了科学。韦瑟罗尔和奥康纳这本书实际上正是科学哲学界这一努力的重要成果。他们让科学哲学朝向现实实践问题，表明社会因素、社会机制不仅不是外在于科学的，而且内在地塑造着作为追求真理的科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