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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淑女》:信息时代的历史讲述

《淑女》,唐颖著,《收获》2024年第三期刊载韩炳哲在《叙事的危机》一书中说:“信息的漫溢是造成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罪魁祸首。

《淑女》,唐颖著,《收获》2024年第三期刊载


韩炳哲在《叙事的危机》一书中说:“信息的漫溢是造成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罪魁祸首。在信息的巨浪洪流中,讲故事的精神已经溺亡。”“生命远不止解决问题。只会解决问题的人没有未来。唯有讲述让我们有所希望,从而开启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1、23页)“信息时代”即“智能手机时代”,刷屏成为人们的日常认知方式,它是科技算法的产物,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相联系;“讲述”则诉诸倾听与专注,体现生命流程与人文传统,旨在创造历史性。在此语境中,唐颖的《淑女》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小说所展现记忆的洪流是信息化的,那是一趟艰辛挣扎的讲述之旅,几乎无时不在抵御信息的拦截,不过信息和讲述并非黑白分明,两者微妙交集,至于是否“让我们有所希望”而“开启未来”,这不好说,但小说顽强出彩地表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国潮”一代人在历史中的个人命运的浮沉起伏,给我们带来启示。

韩炳哲著《叙事的危机》


“那场演出毁了一切!有一天黎朵给小米发了这条短信,这是在她们渐渐疏远的日子。”(唐颖:《淑女》,《收获》2024年第三期,140页)这是小说第一行,独立成段,具信息惊爆性,却无法以信息复盘其意义。它似乎概括了第一章的内容:黎朵与男友费恩去小米的剧场看戏,因他带了一个陌生女子而起疑,向小米倾诉,听了小米的“馊主意”而偷看了他的手机,发现他与另一年轻女子劈腿,她瞬间崩溃。这“有一天”是在发现费恩劈腿的时候?也许是后来第五章感情上与他了断的时候?她向小米发短信,因为小米是闺蜜,才倾吐隐秘。事实上短信或电话是她们的沟通方式,所谓“渐渐疏远的日子”,两人的关系须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起在农场的时候,而从亲密到疏远则说来话长。

男友情变、黎朵与小米之间的信息交换是个引子,后续至整部小说。但第一章最后一段:“小米眼看周围她认识的几个‘出国迷’蔓延到整个街区,然后蔓延到整个城市。可以说他们无意间成了引领出国潮的先锋。如今回看,竟有点惊心动魄。”(151页)这才显露出《淑女》的主题:围绕农场的朋友圈描写“出国潮”一代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第二章里出现妖头、姚哥、小头、黑鱼、阿兰等人物,和黎朵、小米的农场生活连成一片,小说以此为背景铺垫,从第三章开始展现作者讲述历史的抱负,后来又加入老克、申盛、甄真等,将各人的出国到新世纪初回国的经历交相错综,正如“小米眼看”具象征性,一切几乎出自小米的回忆,叙述也贴近她的视角,而众人的言说、视点如涓涓细流汇成悲欢离合的交响、时代的浪花。

直到最后才揭晓第一句的全部吊诡:小说题为“淑女”,确指黎朵,实际是小米的凝视对象,小说的真正主角是小米;最后发现黎朵的出轨男友竟是小米“失恋”的姚哥,让人恍悟,对人世变幻和叙事无常顿生神龙无迹不可理喻之叹。

唐颖擅长描写上海和上海人的跨国传奇,具有历史的维度和人性的深度,这无须赘言。《淑女》在内容上专写上世纪中美建交之后的“出国潮”及其历史遭遇,从而锁定特定的时段;形式上属于闺蜜类型,是一种记忆叙事,更确切的是一种心理悬念小说,给我们带来新的创获和惊喜。

那是改开将启乍暖还寒的时段,“早在1979年,黎朵就开始申请美国签证。当黎朵告诉小米想去美国时,把小米吓了一跳,听起来像要去犯法,去铤而走险”(151页)。姚哥带小米去中山公园,“他们在长椅上坐下。戴红袖章的治安员拿着手电筒到处晃,希望抓几个有伤风化者”(156页)。“七十年代,美貌是一种负担,从禁欲的眼睛看出来,美貌是引人犯罪的根源。”(160页)黎朵、小米等去西餐馆吃饭,“结账时欧阳林宜提出AA制,这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从哪里听到这个词?”(164页)这些描写不仅交代时代背景,更在于还原心理氛围,有人喜悦,有人冒险,更多人背负着恐惧的阴影、心灵的压抑与时代的创伤。就像小说里无数上海地貌的描写,无论是餐馆、宾馆、花园、弄堂或街道,作者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写到申盛去美国十年后回到上海,和小米在衡山路上一家咖啡馆会面,这条“街两边百年梧桐仍然丰茂。尽管街上也同样神经质地变个不停,酒吧越来越密集,又从密集到稀落,但梧桐树没迁移,街道没变宽,算是勉强保留住老街的旧貌”(192页)。这些叙述烘托出当时的环境气氛,落实到具体的时空,勾勒淹没的城市记忆,更是人物的心理投影,“神经质”可看做小米的无意识症候。对于她的“出国潮”的朋友,包括出国访问的她自己,思绪始终在人的“正常”与否之间摆渡游移,既是对人性的质询,也构成叙事的张力。

小米丈夫用“友情之上,爱情之下”来形容小米和黎朵的关系,“农场那几年,她们天天见面,情感上的互相需求,令她们无视身边的同龄男生。小米无法想象那段日子没有黎朵,她会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也许沉沦了?以后这么多年,她们被命运安排在完全迥异的人生里,靠过往的记忆维系着她们后来的关系。就像一段婚姻,最初是因爱情结合,后来热情消失了,关系变质了,婚姻仍然维持着,在一起太久了,产生亲情变成家人”(204页)。这段话出现在小说走向收官的第六章,远非闲笔。小说聚焦于两人在“友情之上,爱情之下”的隔离带,映现各人不同的性格及其复杂微妙的感情纠葛和同轨殊趋的变迁,提供了一种闺蜜的小说类型,更为奇特的是,作者把两人关系设置为一个叙事装置,敷演成一部十五万字的心理悬念的长篇小说,风格平淡而自然,叙事百回千转,惊澜迭起,读来欲罢不能。

黎朵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农场做卫生员,中美建交后申请去美国,不顺,直到五年后和旧金山一个华裔律师结婚,去了美国,有两个孩子,忍气吞声做了十年的家庭主妇之后回国,便乐不思蜀,结识某房产老总,买下第一套别墅,经营家族公司,投资房产,成为富婆。与丈夫离婚,与男友同居五年,发生小说开头“毁了一切”的一幕。后来与曾是同一工厂的出国多年又回归的申盛同居,又不合,不久她为公司组团去菲律宾旅游,在海中游泳一去不返,人间蒸发。小米的父母是普通工薪族,出国潮开始时,家里没有海外关系,她报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成人学校当语文老师,与同校的物理老师结婚,生子,她辞去教职而进了一个编剧进修班,后来在民间小剧场当制作人,编剧本,她丈夫公派去美国某高校访问,她随同,发现他已有外遇,一年后回国,儿子将进大学,她考虑是否要和丈夫离婚,至此小说结束。

她们代表不同的阶层,生活方式和理念各不相同,涉及广阔的社会面向,但作者不取传统的写实手法,既不因果链接,也不像起承转合的道德情节剧,可说是一种异类的小说写法。譬如黎朵如何利用房产老总得到第一桶金,如何打理家族企业,如何投资等,大可把她写成经济红利时代的女强人的励志故事,如王家卫的《繁花》让人上头,但《淑女》所表现的并非那种宏大叙事,而是时代巨浪中的日常小世界和个人史,以两女主串起众多人物,流畅切换心理叙述与对白,众声喧哗,视点错落,不断回闪穿梭时空而展现历史场景的手法与电影相似,不同的是小米几乎处处在场。这样的写法介乎写实与写意、信息与讲述之间,当然是犯难的,但对于唐颖来说是自我风格的自然延伸,水到渠成。

所谓“淑女”是通过小米之眼的讲述,富于情绪价值的精神形象。黎朵天生丽质,守身如玉,穿扮得体,顾盼生姿,面对男生们的追求则冷若冰霜;她吃苦耐劳,精明决断,处变不惊,处世隐忍,重视个人隐私,自制力超强;为人又大方,逢年过节给朋友送小礼物,所有资质足具大家闺秀风范、上海气质。在她旁边的小米相形见绌,在她眼中“黎朵是淑女”(205页),她自己不是,两人明显存在差异——经济的、文化的、价值观的。但小米不是黎朵的反面,情感世界远较复杂。她落跑于出国热,上海土生土长,却很难给她贴个海派什么的标签。丈夫没多大出息,自己编剧本甘当“枪手”,清苦而平庸,在精神上感到满足。对不讨喜不起眼的她,作者为何青睐有加?让我们通过她来感受、来观察和思索?的确,她好似一个普通人的传奇,偏激、锋芒毕露,有点愤青,有点另类,交织着不平、嫉妒、疑虑和自省,她有自己的价值观,不乏对人性的洞察。她富于想象,常陷于自己构想的真幻虚实的戏剧冲突中。她目睹和传闻众多事件,往昔的疯狂噩梦般一再在记忆中回访,愿景又被现实压垮。和黎朵一样,凭一条短信知道丈夫出轨。得知黎朵离世的那一晚,“小米躺在床上突然透不过气来,身体发麻,当时丈夫和儿子在美国。她害怕独自死在家里。她生平第一次拨打120,让救护车把她送去医院”(224页)。这举动近乎疯狂,查出来是患了“神经官能症”,虽然没死,却陷于恐惧的阴影中。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具“时光雕塑”的特征,这也可用来形容《淑女》对黎朵等人形象的铸塑艺术。“在小米眼里,黎朵是她的人生样板。”(175页)“小米曾经把黎朵视为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但黎朵的内心世界于小米仍然是个谜。”(177页)“谜”是个修辞策略,引动读者侦探般的兴味,却意外让人发现雕像上新砌的最初心动的时光。那是小说到第四章才回述的小米初见黎朵的一刻,在郊区农场的食堂,“小米不敢相信,黎朵和她一样沦落在这散发这烂菜叶腐臭味的地方?黎朵可是他们街区的星啊!从前小米只能远远看黎朵,怀着惊叹和羡慕。当黎朵走过弄堂或者街道,她周身的空气都会发生变化,变得兴奋和灼热。黎朵聚集了所有的目光:窗户、阳台、后门口,以及迎面过来的行人,就像一场不需要台词的单人表演。那个年代,美是稀缺物,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更像是撩拨,撩起人们死水一般的欲望”。这一段文字松弛而精萃,顺着小米的视角插入“那个年代”一句,不动声色地对她的内心感受加个评注。“小米把遇到黎朵那天,堪称她的人生转折,笼罩在她额头的阴霾在那天云开日出一般,让她豁然开朗。多么奇怪的治愈力,因了一位让人仰望的街区美女跟她一起沦落在同一黑暗处。”(175页)这揭示了追星现象的秘密,明星无非是自我的镜像投射,小米的崇拜中不无幸灾乐祸的心态。

这样的美女站在小说前台的聚光灯下,自然吸睛令我们艳慕,但十年后黎朵回国,已物换星移,人事皆非,她的偶像光环在褪色。在小米看来,“黎朵有了中年人的富态,原先清秀的鹅蛋脸下巴变圆润了,苗条身材变丰满了,她穿一件中式缎面外套,更显老气,曾经的绰约风姿丢在美国乡下了”(149页)。小米的偶像崩塌,“富态”也像是物质的表征,当“阿兰告诉小米,黎朵看到上海变化这么大,想要搬回来”,小米说:“所谓变化不过是造了很多楼,更多的五星酒店。”又说:“这些变化只能说明有钱人的日子更好过了,物价更高了,你我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吗?”(150页)小米的反应犀利,富裕时代并非雨露均沾。那一天她去阿兰安排的衡山路五星级酒店和黎朵会面,抱着十个月的婴孩,衣衫不整,因为点不起六十元一杯的咖啡而要了一杯白水,此后一想起那天的尴尬,她心头就隐隐作痛。

这决定了小米的视点转向,从天真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向,也是她的心理成长的表征。对十年后的黎朵,“富态”成为一种时尚与价值指南。“现在她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吗?这些年她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首先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让社会不稳定,让朋友之间产生沟壑,小米和黎朵的关系早已失去平衡。”(174页)“这些年,黎朵越来越不甘寂寞,需要人们围着她。她是家族公司副董事长,被人逢迎惯了,沉溺于热闹的生活场景。”(180页)黎朵说申盛打算搬回上海,正托她买房,“不过,最终是由申盛的买房预算决定,一分价钱一分货,看得中的房子要有能力买下来”。小米听了“刺耳”“非常不爽”,“此时小米再一次意识到,黎朵早已不是那个没有烟火气的美少女,她和目前的商业社会多么合拍,只是出于两人之间的交情,在小米面前,她小心掩藏了她那个阶层的价值观”(201页)。当初申盛追求过黎朵,她嫌他“花哨”“浮夸”而拒绝,反讽的是,和申盛好上后,如小米所观察到的,黎朵的新房及其为两人举行的派对尽“艳美浮夸”之能事,如奇幻的电影场景,房中挂着黎朵与申盛的照相,用人工合成的二十年前“一对貌似偶像明星的年轻男女,更像一段虚构故事的角色”(208页)。客厅里放着专为申盛买的一架一百多万的施坦威三角钢琴,然而“黎朵和申盛的关系,藏着不为人们所知的暗面”(209页),这只不过是装点黎朵的感情空虚时段的摆设,照申盛的说法,他只是充当了一回她的“门面”。

小说越到后面越扎劲,笔力毫不松懈,为黎朵做多侧面雕刻。从黑鱼口中爆出农场里最疯狂的“大事”:某夜在仓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男女野合事件,事后被严肃处理,而黎朵是目击者之一,却能若无其事,守口如瓶,大家不得不折服她“内心比男人更强大”(217页)。申盛向小米吐露他和黎朵走不到一起,因为在性的方面黎朵对他“完全冷感”(221页)。这一切似乎在加强黎朵的“冷美人”的人设,却现惊人“反转”:黎朵还是忘不了费恩,不仅有情,且执着。黎朵自己对小米叙述她从加州飞到纽约,找到费恩经常出入的市中心广场的老咖啡馆——这完全不像黎朵的做派,结果发现他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因车祸而瘫痪的妻子。黎朵并未上去搭理,就悄悄回来——一个淑女的悲壮姿态!

小说少不了对白,而唐颖在处理对白方面殊为独到,不仅使故事流畅,更富于景观、声口与气息,这在《家肴》中已有演示,在《淑女》中更得心应手:尽量减少全视叙事,通过我说你说他说在众多视点中构建人物的立体塑像,让叙事者融入各人视点,更体现信息时代叙事的多元化与碎片性。黎朵和小米的朋友圈一一浮现于时间长廊里,各具个性。阿兰属于较低社会阶层,通过众人时空错落的视线显现她的整体拼图:中学毕业后进一家小厂,很快结婚,后来成下岗工人,闲时搓麻将,喜欢时髦的东西,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觉得与黎朵在一起是一种荣耀。在小米看来,她更是黎朵的知己。在黎朵的派对上,阿兰穿着黎朵自己穿过并送她的三宅一生,经小米点穿后,后悔与黎朵抢锋头,对小米说:“主要是她的衣服不是我的风格,特别是那些大牌子不是我有能力买的,人家……我是说我另外一拨朋友还以为我买假名牌,多没面子呀!”(213页)一语道出她的身份焦虑。像这样细节透露人性的对话在小说里比比皆是。

两位女性与黎朵同属漂亮而被物化的系谱。一是欧阳林宜,黎朵的中学同学,那天聚餐她一定要AA制,小米因为钱不足而显得狼狈。她“是小米见过最势利的利己主义者。她歧视贫穷,歧视得直接歧视得毫无罪恶感”(163页)。欧阳中学毕业后不知靠什么关系被分配在一家邋遢小店上班。她高智商,有主见,发奋读书,高考恢复后考上上海外语学院。另一位是甄真,父亲是军官,每月来农场一次交病假单,后来回到城里,顶替她母亲在百货公司上班。她一直活得潇洒。那天在黎朵的派对上亮相,“脸盘小五官俏丽,双眸灵动鼻尖微翘嘴唇小而丰满,令她到中年仍有一缕稚气,加上盛年后满溢的性感,如今甄真的美貌仍不减色”(211页)。难怪在她面前黎朵自觉矮了一截,意难平,凡她争天夺地所得到的,在甄真只需举手之劳。

几位男性也是,妖头、姚哥、黑鱼、申盛等,差参对照般凸显各自容貌和性格特征,让人印象深刻。说实在,我一边读《淑女》,一边刷手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大约也是叙事危机时代的阅读和写作方式,但小说似一镜到底的拍摄,叙事逶迤流长,悬念和惊喜不断。我寻思其写法,确乎很独特。唐颖读过很多作家,毛姆、米歇尔·布托尔、卡佛、萨冈、艾丽丝·门罗、张爱玲等,当然他们与她的写作有关联,但我却想到了《儒林外史》,这比拟似不大高明,当今中国作家言必称西方经典,这很正常,但我觉得如“四大奇书”之类的中国经典渗透于我们的肌肤骨髓,而且经典也应当是从本土之树长出来的。《儒林外史》如一幅山水长卷,凝聚着中国传统的观看方式,大卫·霍克尼说:“中国画没有固定观点,其观看系统依赖的是移动视点。”“我们日常观看风景的方式,也不像欧洲文艺复兴式透视那样,从一个静止不动的观点去看。我们总是在风景中移动,不论何处。”(《图画史》,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83页)《淑女》所呈现的正是有悖于西方古典小说写实原则的散文化“移动”景观,其人物与情节跳来跳去穿越时空的“藏闪穿插”的叙事手法或借鉴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在张爱玲的《小团圆》里得到发挥。《淑女》中“藏闪穿插”愈加频繁,比《小团圆》更顺畅易读,其独创之处在于始终从小米的视点叙述故事,仿佛呈现了信息与讲述的关系,从性别角度看,这不仅打破了历来美女被男性凝视的书写范式,大概也与一般闺蜜小说有别,也是难以复刻的。

把黎朵看作信息,与其说是与韩炳哲共情,毋宁是表达了我的疑问。信息与讲述对立的确触及当下的真实,但艺术领域另当别论。正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指斥真实的幻影,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而幻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对现实秩序具颠覆性。小说里把“淑女”作为小米审视的对象意味着背对那个被异化了的世界,在黎朵的炫富派对上,“小米对自己穿着T恤和牛仔裤,成为客人中一个不和谐符号而感到满意。她此时对黎朵涌起的反感,真的是为了阿兰的服装吗?”(213页)从这个细节可见小米的自觉对抗的姿态及其自我追问。其实在小说里小米的人生已有够多的戏份,她的家庭与剧场生活、她的农场经历、与黑鱼的传谣、因姚哥而“失恋”,更不消说她那“树洞”般的记忆,装满了她农场朋友圈的故事。让这样一个普通人担负讲述的主体,对她的心理浓描细写,那种琐碎的直观体验和反复自诘的疑虑、碎念和省悟,代表了日常生命对信息的主控与超越,也赋予了讲述以强大动力。对作者来说,如果三年前的《个人主义的孤岛》表现了家国叙事中的个人命运,那么《淑女》则进一步拓展了日常生活和个人史的书写。

唐颖著《个人主义的孤岛》


既是以小米为主体的心理叙事,她是个小剧场编剧,这一角色设置也妙不可言,让她扮演作者的“枪手”。她性格直率,有想象力,使情节不可预测而富于戏剧性。一开头由于听了小米的“馊主意”,“黎朵打开他的手机,就像打开潘多拉盒子”(146页),使故事无厘头发展,不断制造谜团与悬念。第三章的大部分篇幅描写小米为陷入感情危机的黎朵编剧本,“小米的想象力开始活跃,假如写成剧本,剧本应该这么发展:没良心的情人从外地旅行回来,给黎朵带来当地特色产品龟苓膏榴莲酥诸如此类”(167页)。小米想象黎朵在情人回来后跟他摊牌的场景,至为详细,不止一个版本,然而结果纯属意外:费恩从广州回来,不再见黎朵,她突发心脏病而被送进急诊室。作者操控读者期待可称一绝。我和小米一样沉浸于黎朵的种种纠结、痛苦和希冀的情绪,结果大呼上当。

小说里出国潮这一代当初削尖脑袋搞签证,争先恐后奔赴海外,二十年后风云变幻,世情沉浮,小头出去三年后在香港跳楼自杀,似患了忧郁症,是个极端例子。黎朵回国后做房产风生水起,美丽转身,但对她在美国十年家庭主妇的经历不堪回首,结果感情上还是一片空白。申盛仍抱有理想,在海外蹉跎岁月,回国后努力发展其音乐天赋,却从头开始缺少人脉资源,困难重重。他们大多混得不怎么样,毕竟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拗不过历史的胳膊。一代人的“美国梦”幻灭,人生吊诡莫此为甚。然而妖头和姚哥一对兄弟不在此例,他们时时萦回于小米的心头,特别是姚哥对黎朵和小米至关重要,而作者对兄弟俩的处理一显一隐,另有一番深刻意涵与高超的叙事艺术。

小米始终对妖头捉摸不透,反复盘旋在她脑海的是在农场的一幕:妖头突发神经病,小米和黎朵都是卫生员,小米惊吓不知所措,却见证了无比冷静的黎朵,在众人按捺下给妖头打了镇静剂。过后妖头鲜蹦活跳,完全像个正常人,却时而歇斯底里发作,让人吃不准是否是装的,但他的人生匪夷所思:在绿皮火车上他认识一位在上海大饭店当服务员的年轻女子,这女子认识某外交官太太,妖头通过她拿到签证,女子通过和他结婚出国,她怀孕,妖头又看上她的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姐姐,对她疯狂追求,也怀孕,结果与妻子离婚,与她姐姐结婚,两个孩子在同一年出生。那天是妖头与他的妻子回国,约见小米、黑鱼和申盛在饭馆里,听了那位姐姐的叙述,小米不禁内心惊叹:“这种事也只能发生在妖头的人生里。”然而“他不停转动圆盘的动作,在小米的眼里并非‘正常’,至少相当神经质”(219页)。这是她过于敏感?她甚至认为“那个年代摧残了很多人,他们精神上出了问题。妖头是其中一位”(180页)。奇怪的是,“自从妖头精神失常之后,接二连三,在一年的时间里,十多个同龄人精神失常,好像‘神经病’也能传染似的”(199页)。“小米在农场当卫生员期间,流行过五花八门的传染病,包括麻风病、两号病、乙型肝炎、菌痢、疥疮。小米相信,还有未被命名潜伏在神经系统的病毒,遇到突变或刺激时会被激活,于是做出正常人觉得不可理喻的动作,比如妖头,和妖头之后的那些与他病症相似的患者。”(同前)

妖头成为小米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时代阴影,当她得知黎朵从加州飞至纽约找费恩时,觉得极其反常,完全不像淑女,黎朵说:“就当我发神经病好啦!”小米自然联想到妖头,“是的,黎朵也没有逃出病毒的潜伏,否则如何解释黎朵的不可理喻?”然而黎朵的话更使她惊恐:“也许有一天你也难逃……”又说:“害怕,说不出的害怕……”(199页)

在农场的日子里,因为给妖头治病,认识了他的哥哥,因为妖头,称他为姚哥。他“是个极其正常,长相相当英俊性情安静的人”(153页)。小米与姚哥有过短暂的相处,“小米成长迅疾,他是第一个接近她的年长异性”。不久姚哥同妻女出国,临走前他依依不舍向小米告别。姚哥使小米产生“失恋”的感觉,“恋爱何其短暂,却让她尝到失恋的痛楚。小米呆头呆脑的样子让人们以为她也开始精神不正常。自从妖头因为精神问题回上海,相似的病人接二连三出现,仿佛精神病也有传染性”(155页)。因为姚哥,她心头留下精神病灶。此后凡是有人提起姚哥,她心头就会悸动。就像小说所描写,姚哥原先是学画画的,到美国之后拿到艺术学硕士学位,做艺术品买卖,住在纽约上州,过得不错。他专门收集东欧无名画家的画,将它们重新包装而卖出。他经常回国与艺术圈来往。在小说最后,小米偶尔和朋友进入一家在花园酒店里新开的画廊,全是东欧画家的画,她从柜台上拿到一张名片,得知画廊的主人是“费恩”,又在二楼露台上看见了他,不是别人,真是姚哥!

“小米坐在饭店的花园长椅伤感,呼吸急促,透不过气来……这两年,不时会有的症状,每一次她都以为‘快要死了。’她知道自己没有心脏病,不过是一次神经官能症的发作,但身体发麻无法起身的感觉仍然这般真切……”(224页)小米一向以“正常”与否来衡量她周围的一切,此刻底线沦陷。这里你也可以想象黎朵说的“可怕”,似乎不限于黎朵和小米。妖头和姚哥,一个是装疯卖傻游戏人生,一个是温文尔雅,犹如一个美丽的谎,都能够穿梭时空无阻无碍,活得滋润潇洒,躲过历史的拨弄。

回到开头黎朵带男友来小米的剧场看戏,“黎朵将他屏蔽在身后”,所以小米没见他真身。这“屏蔽”暗藏玄机,黎朵给小米看他的照片,“他戴着墨镜……嘴角的一缕微笑令小米觉得眼熟,好像跟某人相似……小米奇怪自己的心脏部位为何被咯了一下,就像一颗小石子进了鞋子,被咯痛一秒钟”(142页)。“他”即姚哥,小米一下子记不起来。这里打下伏笔,如小米向黎朵隐瞒了与姚哥的交往,或黎朵告诉小米,见到费恩明明拍了照却莫名其妙不见于手机的图库,这些情节都在说明为什么小米始终不知费恩即姚哥,直至最后一刻。作者利用亲密而疏离的闺蜜关系,包括众人之间的说与不说、见与不见的情状,不断制造断裂、悬念、转折与惊奇,似精心布局,滴水不漏,又像漫不经意,把“藏闪穿插”手法玩转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总之,《淑女》宛现大时代里的个人命运,阅尽世情沧桑,撕开人性真实,给我们带来启示,是个耐人咀嚼的精致文本,如果谈到是否“有所希望”“开启未来”,至少我相信,这样的作品绝非AI软件所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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