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与陈词滥调一战》：毒舌书评的洞察与冒犯

《与陈词滥调一战》，[英]马丁·艾米斯著，盛韵、冯洁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532页，89.00元

每次拿到一本新书，我都挣扎着不去看封底推荐语（blurb），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少数推荐是克制、平和、留有余地的，因其得体，所以更让人相信。大多数则是“尬捧”，令人尴尬的吹捧，让人怀疑推荐者是否真的看完过这本书。最近，看到一位英国作者说，绝不会看到《伦敦书评》的评语印在新书封底，我立刻对这份书评期刊肃然起敬，并相信世界上还存了一丁点儿耿直。

《与陈词滥调一战》是英国著名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2023）三十年间（1971-2000年）为英美多家报刊所撰写的各式书评的合集。这些书评集中于文学，也涵盖了广泛的社会话题。书中有对政坛名人的揶揄（撒切尔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有对当代小说家的挖苦（诺曼·梅勒、J. G. 巴拉德），有对少量经典作家的称赞（卡夫卡、纳博科夫），有对人类智力和体力痴迷运动的分析（国际象棋、足球流氓），还有对时代核心议题以及时尚的酷评（核威胁、男性气概、侏罗纪公园、刻板的政治批评）。所评书籍的题材，称得上五光十色，活色生香。但这还不是我喜欢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我最喜欢的，就是五百页的篇幅里，我几乎找不到能体体面面挂在他人新书封底的词句。也就是说，收在这本选集中的书评没有寒暄和客套，没有阿谀奉承，有的基本上是投枪和匕首。艾米斯让我重温了久被人遗忘的道理：书评不是请客吃饭，书评是冒犯的艺术。

艾米斯大部分的短书评都像马蜂一样挥着毒刺、淌着毒液。希拉里·克林顿请了一众影子写手创作出一部自传，结果被艾米斯做了新的文类划分：“看上去是一本再度竞选的宣传手册或竞选演说，一份三百页的新闻稿。”评论舞台上华丽扭动的猫王：“很难想象出一个比普莱斯利更平庸的人物。”评论安迪·沃霍尔：“要否定安迪·沃霍尔，工作量大，也不值得。他自己都没把自己当回事，也没把任何事当回事。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艺术，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趣的话（甚至连不荒唐的话也没有）。”读到这儿，我总想沃霍尔会不会跳起来急赤白脸地抗议：“等一下，我其实很值得被否定的！”评论D. M. 托马斯的小说，艾米斯对陈词滥调发起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在短短一段里我已经数到了五处陈词滥调……这些句子唤起的只有已经枯竭的想象力……托马斯似乎只会在俗套里打滚。”在正面进攻托马斯的同时，艾米斯还抽空踹了一脚当年风靡世界的《苏菲的选择》（“简直是陈词滥调堆出来的百科全书”）。评论高产作家A. N. 威尔逊写的弥尔顿传：这本书“就任何标准而言，令人印象深刻地固执、混乱和怪异”。

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肯定不是艾米斯最喜欢的作家，却一定是他最喜欢挖苦的作家。艾米斯对与自己父亲几乎同龄的梅勒，坚持不懈地冷嘲热讽，而且热辣的讽刺远多于清冽的讥嘲。1982年，梅勒七拼八凑了一本精选集，艾米斯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爆锤：“诺曼·梅勒的新书带着一个每年要付五十万美元赡养费的作家的全部痕迹。”这部摆明了要割粉丝韭菜的选集，封面是梅勒迄今公开过的“第二丑陋的照片”。梅勒是“被惯坏的超级熊孩子”“话痨”“发脾气大王”“抢镜高手”，他的某些作品完全是稚嫩、青涩（上面几句的译文我做了调整）。假如梅勒生活在礼仪之邦，他一定会穿过书评的枪林弹雨，跑到艾米斯的工作单位告状的。

1984年，梅勒出版了小说《硬汉不跳舞》。艾米斯不会放过这个钟爱的讽刺对象，他说梅勒也许会调皮捣蛋，但完全不懂整体的喜剧设计。“尽管他机智、讽刺、亢奋，但本质上毫无幽默：梅勒作品中的笑，来自仔细观察原本就很可笑的事。幽默永远不会转向内心。”把本已可笑的事，直接搬进小说里，这是在夸作家具有卓绝的搞笑能力吗？在为梅勒作品写的书评里，艾米斯经常一句话里埋藏着好几支毒箭。可怜的梅勒，变成了艾米斯的箭垛。

这些毒舌书评，系统展现了艾米斯的张扬、“恶趣味”和睥睨一切的才子腔。这样一组优秀品质，在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书评中已见端倪。1972年，艾米斯刚刚二十三岁，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担任实习助理编辑，评论了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选编的《柯尔律治诗选》。对自己的文学偶像，初出茅庐的艾米斯没有丝毫胆怯，在第一段结尾竟这样说燕卜荪：“但他一如既往地学问渊博，生动活泼，而且当他说错时常常最让人感到兴奋。”燕卜荪将《古舟子吟》中的破船解读为一艘贩奴船，因而将此诗与海上扩张、奴隶贸易联系起来。艾米斯显然不赞成这样粗犷的政治解读，所以温柔地讽刺道：“燕卜荪教授此处写到《古舟子吟》，仿佛那是18世纪顿河上的一场海盗侵扰。”（案：此处的River Don指英国一条河流）燕卜荪读后大怒，立即写信给编辑部抗议。好在那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所有文章仍是匿名发表，所以实习生艾米斯并没有丢掉饭碗。可见艾米斯在年轻时，脑后已有反骨。

其实艾米斯的毒舌也是有选择的。比如，对纳博科夫，他只有膜拜。这本选集中共收入六篇与纳博科夫相关的书评，分别评论他的文学讲稿、剧作、书信和小说。我们读到的其实是六首圣咏。这是1990年艾米斯对《纳博科夫书信选》的跪拜：这部选集印证了“纳博科夫写下的每一页，都闪耀着美德和力量；对，每一页，哪怕是最具破坏力、最残酷、最悲伤的一页”。我已听到背景中有管风琴在轰鸣。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如此；某些作家可以肆意挖苦，这能体现我们的品味；而另外的作家绝不敢去挖苦，否则我们担心被人说没有品味。

《与陈词滥调一战》一共编选了将近一百篇书评。很多书评印在书里，也就三两页，两三眼就可看完。最长的有三篇，每篇大约二十页。一篇评论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传记，刊登在《纽约客》上。另外两篇分别评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都登在《大西洋月刊》上。短书评大都登在报刊的书评专栏，我粗略统计，书中多达四十一篇书评最初发表在英国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都是清一色的短评，最长的不超过三页。有十一篇登于《大西洋月刊》，其中短的五页、长的二十页，这一组文章的平均质量最高。由此可见，不同的发表阵地对篇幅、内容和深度都有不同的限制。

艾米斯能写出这么大量的书评，也是依靠成熟而健全的书评制度。作为固定作者，编辑会把新书塞给你，让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命题作文。如果你有专门的领域，当然会自行跟踪行业最新的发展动态。艾米斯身为著名作家，会密切注视文学同仁们的动向，所以本集中对英美当代小说家的书评极多，可以说是艾米斯为小说行业中的新产品做出一系列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质检报告。但此类强调时效性的小说时评，有两个天生的缺陷。第一，为追求“短平快”，书评人务必在第一时间制造出响动，容不得太多的研究、思考，所以写起来难免仓促。第二，对刚刚出炉的文学作品，书评人有导读的义务，势必会放入情节简介，这属于无法规避的规定动作，所以本来就很简短的书评就剩不下足够空间来深入分析了。看艾米斯为巴拉德、艾丽丝·默多克、安东尼·伯吉斯多部小说所写的书评，便可发现这个问题。这些两三页的短书评，更像书讯，或者是开胃菜，用来吊起读者的胃口。

这样的职业书评写作，拼的是速度和数量。当书评作者需要大量、高速产出机智、俏皮的写作产品时，不太会考虑这些短文是否“留得住”。更有甚者，有时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去评论自己并不喜欢的书。艾米斯在评论厄普代克的书评选集时，就道出了书评人的辛酸：有时你需要给低质量的书（sub-standard）写出标准篇幅（standard-length）的评论，“所以就像奥运会级别的游泳选手在浴缸里扑腾一样”。幸好艾米斯能在长书评里找到游泳馆。在评论菲利普·拉金的一部传记时，艾米斯就舒展身体，畅游一番，还溅出了真知灼见的浪花。

传记作家莫申（Andrew Motion）在1993年出版了一部拉金传记，根据诗人与友人通信中的一些字句，将其定罪为种族主义者和厌女者。其他批评家纷纷跟进，也顺带贬低这位二战后英国最优秀的诗人。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作家的书信、日记这些第一手材料，是否一定呈现出作家“真实”的面貌？依常理，你在信中向密友吐槽，难道不是卸下伪装、敞开心扉吗？艾米斯虽然一向以文坛坏小子的形象出现，但此时却变得细腻周全、老成持重：“通信是一种自我戏剧化。无论如何，一封信里的一个词语永远不可能是你对任何话题的最后判语。”（164页）拉金信中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语句，“是说给喜欢听这些话的那些收信人听的”。这两句评论，体现出艾米斯知人论世的功夫，可以当作解读亲友书札的一条原则。朋友之间的书信，哪怕再坦诚、再私密，也不是完全的掏心掏肺（我们有那么多“心”和“肺”掏给他人吗？）。写信经常意在取悦对方，顺着对方说话，说对方想听的话。即使自己的内心独白，也经常是我们对着理想的自我侃侃而谈、展开戏剧表演。艾米斯在此提出了如何合理解读作家书信的原则，为拉金平反昭雪，对简单、粗暴、教条的政治大批判做了批判，这就是这篇长书评完成的光荣任务。《伦敦书评》主编维尔梅斯（Mary-Kay Wilmers）回忆，文学批评大家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在三十年间为《伦敦书评》写了将近两百五十篇书评（见盛韵翻译的《谁不爱被当成圣人对待》）。科默德是《伦敦书评》的创刊发起人之一，对自家刊物当然有所偏爱，但每年为这一家期刊平均写八篇书评，这样的产量和对书评的重视，还是让我惊诧不已。这也让我更好地理解艾米斯为何在持续不断的小说创作之余，还能持续不断地撰写书评。

从公共写作的角度，书评是广泛参与当代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在理想情况下，一个时代出版的重要书籍，应当得到这个时代知识界及时的关注和评论。不仅好书需要评论，带有时代鲜明特征的烂书和垃圾书，也需要评论。对一本书有回应，就是时代的一位成员能产生的一种动静，也就是抛出一个话题，提出一种意见。如果一本书能引来若干篇评论，就相当于产生了若干种响动。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凡重要书籍出版，各家各派的期刊和意见阵地，都必然会推出书评，这就是以批评和评论来参与当代文化和历史。所谓文化参与，其实就是多介入、多掺和，对好书和坏书都及时发表意见。如此一来，便可以造成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和撞击。虽然会产生微小的不快和短暂的冲突，但无论如何，活跃的思想冲撞一定胜过一潭死水或者阿谀奉承。酷评再酷，也胜过言不由衷的赞美。毒舌再毒，也胜过书商的软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