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柄睿一向偏好读汉诗，他认为和唐诗比较起来，汉诗没那么注重格律，表达感情也浅白直接，好像经历风雨长满苔藓的墙面，生出一种粗粝的美。汉朝人也是这样，简单、直接，有什么说什么，说了也不怕翻脸，他们活出了今人想要而不得的洒脱模样。而最直观体现这种人生观的人，莫过于游士和游侠。他们在数百年间出入诸侯王廷，周旋贵戚百姓，经行千里万里，谈笑霸业宏图。他们经历挫折，遭受磨难，朝为座客，暮成楚囚，很多人一生经历不到的浮沉，他们或许在一日之间就已万死万生了。这么看，游士与游侠的决绝，正是在向死而生中生出的大气概。惟其如此，他们的生命也如流星划过，不求永恒，但一定要璀璨。
近日，研究这一群体的《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叙述了秦汉时代游士与游侠兴起又渐趋消亡的过程，描绘了这一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多彩的社会风尚。在关注历史运动的大背景和大关节的同时，将学术研究和非虚构写作有机结合起来，对于范雎、张良、韩信、刘敬、贾谊、汲黯、郭解等前人虽有了解但又缺少细致解读的人物，由心理历程到生命历程，做了深入挖掘和解析。澎湃新闻对本书作者曲柄睿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谈这一特殊群体的“任侠故事”。
曲柄睿副教授
澎湃新闻：为何会对游士、游侠这个群体产生兴趣？这项研究缘起是什么？
曲柄睿：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说我自己从精神气质上感觉和游士和游侠比较接近，会不会显得有些自吹自擂？实际上，游士和游侠群体在秦汉时代，虽然有着很丰富的表现，但是他们却属于颇为边缘的一群人。正因为他们不属于“主流”，所以他们可以较为自由地彰显自己的个性。受到的束缚比较少，故而敢言人所不言，敢为人所不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对游士和游侠一直非常歆慕。
谈到研究的缘起，有两个原因。一个便是几年前，我在苏州大学任教的师兄丁义珏，请我来做场讲座评议。评议对象是我另一个师兄，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孙闻博，闻博的讲座主题就是东方朔。两位师兄学问都很好，我不希望在他们面前露怯，不过我确实没有思考过和东方朔有关的问题，所以临时备课，讲了一点想法。
正是在备课过程中，我意识到东方朔以及司马迁、扬雄之类的人物，他们固然生活在汉代，身上却很有战国的气质。用胡宝国老师的话说，他们属于文化上的战国时代人。这种战国气质，就是“游侠气”。循着这个观察我进一步注意到，司马迁其实没有给东方朔立传，而到了《汉书》中才有了东方朔的传记，原因恐怕正与司马迁和东方朔精神气质接近有关。司马迁伤悼同类，所以不忍写下东方朔的事迹。他们同属于《报任安书》中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蓄之”，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可是我们看东方朔来长安找汉武帝求官时，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做“天子大臣”。大臣和弄臣，距离何啻天渊。“游侠气”到了汉武帝时就不灵了，那汉初是怎么样，汉末又是怎么样呢？循着这个思路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从东方朔看汉代政治与学术的转向》的文章。先受邀到中山大学与周文俊、李丹婕两位老师对谈，又得到了景蜀慧老师的评价，我对这个文章就很有把握了。文章后来投往《文学遗产》，也很顺利发表出来。由此我对游士、游侠这批人在整个汉代的情况，有了心得。
另一个原因就是《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这本书形成的近因。北大出版社的武芳老师是丁义珏的师姐，她得到丁义珏的推荐，联系我写一本和游侠有关的书。正值去年暑期北京下了很大的雨，我天天看着窗外的大雨，盘算着怎么把轻学术的书写活。于是每天动笔写几千字，后来到九月中旬，我去济南开会的时候也一直在写，返回北京就写完了。因为思考得深入，所以下笔就很顺畅。实际上第一稿比现在刊出的文本要多得多，是我自己觉得有些地方情绪太过饱满，很容易被带入到历史情境里去，所以便作了很大的删节。
澎湃新闻：游士、游侠产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游士、游侠的转变反映出社会形态怎样的变迁？战国、秦、汉的游士、游侠有哪些区别，转变从何时开始？
曲柄睿：游士和游侠的出现根源于社会的巨大变动。一方面是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在战国时代解体了，社会身份上的人的界限被打破了，上下阶层可以流动。于是可以看到有一些衰落的贵族和士人，他们和社会的底层有了接触。同时一些过去的平民，通过受教育，也能够向上突破，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一上一下之际，就是游士和游侠活动的场合。另一方面是随着战国大争之世的出现，各个诸侯国都在招揽人才，人又在空间上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周游天下。所以游士和游侠，就是摆脱了身份和空间束缚，进而又摆脱了心灵束缚的那批人。
诞生于权力缝隙间的游士和游侠群体，到了汉初还很有些表现。这是因为，汉初的政治格局，延续了关中和山东的对立格局，一如战国时代。所以李开元老师说刘邦的皇权是有限皇权，汉初的政治局面也是“后战国时代”。这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意义。因为东方诸侯国与汉廷分庭抗礼，所以双方就展开了人才争夺。我们看到，游士继续在汉廷与诸侯王廷之间游走，或者侍奉这边，或者侍奉那边。特别是汉廷，为了从诸侯王那里争夺人才，很花了一些力气。在基层社会，也有一些天下知名的大侠。他们属于地方上的民间领袖，很有影响力。比如鲁国有个叫朱家的大侠，他保护了一个叫季布的人。季布是刘邦钦点的通缉犯，朱家不仅敢保护下来，还成功地扭转了刘邦的心意。这件事做成了，朱家就是有天下影响力的大人物了。据说“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如果说交朋友，没有人会排斥朱家的。可要是站在国家的角度看，朱家可是很危险的。只是刘邦本身也有游侠经历，对大侠们比较友善；加之他现在也顾不上处理关东的大侠，所以汉初游侠还有些生存空间。
等到了汉武帝时代，王国问题彻底得到解决了，汉朝真正实现了一统。这时候，长安成了游士们必然前往的地方，汉廷便是游士们当然的效力场所了。以前汉廷需要着意和诸侯抢夺人才，现在用不着了，可以对人才做一番挑选了，合适的留，不合则去。故而游士就分化，一些留在皇帝身边，成为专司文章的文学家；另一些，不再谋求仕途的进步，专心在地方上成为豪强，也就是大侠了，招揽宾客，武断乡曲。皇帝对于前者是欢迎的，对于后者则无情打击。因为此时再不能容许出现朱家一类的人物，和朝廷分享统治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郭解。郭解是汉武帝时全国知名的大侠，去哪里都有朋友，自己有什么心意，不用言语，一个眼神就有人替他办妥。所以很多人为了巴结郭解，不惜替他铲除那些批评他的人，制造了一些暗杀活动。这些事郭解或许知情，或许不知情。不过在朝廷眼中，一个布衣百姓，居然能够因为名声而令人生人杀人，岂不是夺了天子的权柄吗？故而郭解被处死。汉朝对大侠开始强力镇压。当时设立的刺史，也就是地方上的监察官有六个职责，被称作六条问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针对的对象就是大侠。
分析这些历史情况，我们能看到游士和游侠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逸出权力控制。一个是物理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游士和游侠到处周游，便是物理上的不受控制。而他们自由选择侍奉的对象，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会因为对方权势大就合作，也不会因为对方权势小就不合作，完全凭借自己的心情和判断，这便是精神上的不受控制。
《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书封
澎湃新闻：您能否想象一幅秦汉游侠在社会生活中的图景？您把从刘邦、张良、韩信到三曹父子都归为“游侠”，是否说明秦汉士人都有“侠”的一面？
曲柄睿：我想秦汉游侠可能分几种。一种是初级游侠，他们刚踏上游侠之路，全部的资本就是自己。这种游侠应该是要去找一个大一点的游侠投奔，做宾客。比如韩信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看韩信是个贫穷的布衣，做不了官，也不会做生意，天天寄人篱下吃饭。但是这么困顿的一个人，身上还要带着一把剑，剑就是显示自己身份的证明。饭都吃不上了，偏偏还要摆个架子，说明游侠是一种很倔强的人。
接着我们看中级游侠。这一类属于在游侠中有个人威名了，可以被豢养成宾客，且得到重用了。比如像荆轲就是这类人。他也是带着剑到处周游，遇到一些比自己厉害的人呢，就灰溜溜跑掉。最后来到燕国，受到太子丹的重用。太子丹养他，是作死士来利用的，所以尊他为上卿，安排了最上等的住宿，还每天来拜访他。荆轲日日食用美食，享用车骑美女，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看，这幅图景其实非常恐怖。但是很多游侠都难以摆脱这种命运，因为食人禄终人事，好处并不是白拿的。诸如信陵君豢养的侯嬴，其实也是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以后便自杀了。他们一旦成为某人宾客，就进入到了一种委质的关系中，命运也就不容易自主了。
最后是高级游侠。他们就是能成为豢养宾客之人。有些是地方上的豪强，比如前面提到的朱家、郭解，还有些人就是诸侯公子，比如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都凭借政治权势豢养宾客。到了汉朝像一些公卿也豢养宾客，诸如窦婴、田蚡、郑当时，都是游侠之属。
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真正的高级的游侠，有时候可能混迹在人群中看不出来。从外貌上看这些人很平凡，甚至透着点平庸。比如朱家，这个人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日常的活动就是干农活。要是我们穿越回汉朝，看到朱家可能就以为看到一个普通的农夫，很本分的样子。郭解也是，这个人短小精悍，不饮酒，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我们看也是很本分的样子。所以只从外表，是很难打量一个人的内心的，越是本事大的人，看起来就越普通。《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放在最高级的游侠身上，非常的贴切。
游侠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禁绝的。前面提到，游侠产生的空间是权力的缝隙。缝隙是始终存在的，所以汉代社会一直都有游侠，这是从游侠的政治属性来看的。倘若从社会属性来看，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游侠“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也就是急公好义。急公好义之人什么时候都有，符合了这个条件，自然就具备了侠义之心。一个人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当然可以称之为侠。站在游侠的精神属性上说，追求身体和心灵的自由，过一种不受拘束的生活，便是游侠了。这么看，很多人都可以说，自己便是游侠。
澎湃新闻：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游侠故事？
曲柄睿：在《忽如远行客》这部书里我写了很多游士和游侠的故事，其中不乏有胆有谋之辈，也有高行死义之士，后来人读起来，很有几分惺惺相惜的味道。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秦昭王时代的范雎。这个人的生命历程很坎坷。他想要在魏国出仕，但是魏国的国相魏齐不信任他，将他打个半死，还狠狠地羞辱他，令人在他身上便溺。范雎辗转流亡秦国，一开始也没受到重用。等了很久才和秦王说上话，又用了很久才被秦王信任。这以后他开始报复魏国，他说，魏国如果不把魏齐交出来，那我就发兵屠大梁。到这儿，我们看的是快意恩仇。范雎忍辱负重，一直到大仇得报，是一个男人成长的生命史，很有一种古典戏剧的风格。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武侠小说的内核，都是复仇，比如《射雕英雄传》，比如《连城诀》。因为主题特别鲜明，看起来就很过瘾。
可是范雎故事的后半段同样精彩。魏齐知道魏王不会保护自己，魏国也不堪与秦国抗衡，所以他就逃往赵国，躲在平原君家里。秦昭王听说了这件事，便给平原君写信，请他来秦国作客。平原君一到秦国，就被扣押下来。秦王的意思是，你把魏齐交出来，我就放了你。平原君在战国四公子中不是很出挑的一个，这次却表现得很硬气。他的意思是贫贱之交不可忘，就是不交人。秦王又给赵王写信，逼着赵王交出魏齐。魏齐只好再次出逃，去了赵相虞卿家里。虞卿思考之后，放弃了赵相之位，和魏齐一起投奔了信陵君。
信陵君开始有点犹豫，要不要接纳这俩人呢？他的门客侯嬴告诉他，虞卿为了魏齐连国相之位都可以不要，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士人，还有什么人是呢？想到这里，信陵君开门迎客。可正因为他的迟疑，魏齐发怒，自杀而死。
范雎复仇故事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是一个男人的成长史和复仇史；下半场，则是魏齐的逃亡史。魏齐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是一个同样能引发诸侯争夺，获得当世最一流的人物肯定之人。读史至此，竟不知应该更青睐谁。历史上很多事我们能够看到表象，有时也能看清本质，但是却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态度和评断。我们往往想从历史中得到一个道理，可有时候道理却是很复杂的。
另一个例子我想举的不是纯粹的游侠的例子，而是一个关于分别的故事。汉文帝的皇后窦氏，本来是侍奉吕后的宫人。吕后将自己的宫人分派给诸侯王，作为笼络乃至监视他们的工具。窦氏是赵国人，她想被分配回赵国，也和宦官打了招呼。宦官把这事记差了，把她分配去了代国。这么看，窦氏的命运无法自主，是很悲哀的了。可是到了代国，她深得代王宠幸，生下了一女两男。等到代王入继大统，做了皇帝，也就是汉文帝，窦氏的长子就被立为太子，她也自然成了皇后。无法自主的命运居然出现了巨大的转机。
窦氏的出身应该不太好。她有两个兄弟，哥哥叫窦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窦广国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只能把他卖了。卖到哪里去了，家里也不知道。就这样，窦少君被转卖了十几处人家，后来到宜阳入山烧炭。这天晚上，大家宿在山脚下。山塌了，上百个炭工都死了，唯独窦少君活下来了。他跑去算命，卜者说你运气来了，若干天内就要封侯。窦广国听说新立的窦皇后是赵国观津人，他约略记得自己家乡姓氏，也记得小时候和姐姐的一些往事，就前往长安试试运气。窦广国见到窦皇后，说了几件事都和记忆相符。窦皇后问他，还有没有别的回忆了。窦广国说，姐姐和我分别西去长安的时候，向别人借来淘米水给我洗头发，要来饭喂我吃，这才走了的。听了这话，窦皇后抱着窦广国泪如雨下，再无怀疑了。
这个故事胜在细节。一个几岁的小孩子，记得和姐姐分别时的细节，成为扭转命运的关键。可这个故事背后透露出的历史信息太丰富了。窦氏入宫和窦广国被卖可能都是家贫的结果，卖儿卖女以改变家庭生计，在汉代是很常见的做法。今天我们读《史记》《汉书》中外戚的记录，往往能从中提取出类似的信息。汉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迁徙、远行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而其中有很多是不由自主的，和当时的游士与游侠的迁徙不相同的。与游士和游侠力图自主命运的，彰显人性光彩的情形相反，更多的人只能如同浮萍飘絮，随着命运之风的吹拂上下翻舞。这种对照给人带来一种相当沉重的感觉。
在这里我不想说一些鼓励人心的话，说什么坚持就会有未来，脚踏实地就能有所作为之类的。窦皇后成为了黄老的忠实信徒，自然有她的生命体验作为凭证。我想说当命运的风浪拍打过来的时候，不妨就在水中放松身心，躺平，先适应水的流动，感受风浪的气息。等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再考虑该做点什么。有时候，安静可能比挣扎，更有效果。
澎湃新闻：游士、游侠是怎样消逝的？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曲柄睿：其实游士和游侠一直也没有消逝。前面我们纵览秦汉历史，因为权力始终存在缝隙，所以游士和游侠的生存土壤一直存在，故而招揽宾客的人也一直存在。更何况，拥有侠义心肠，周人急难的人也一直存在，所以类似的人物不能说消逝了。只是随着不同的历史境遇，有着不同的历史表现罢了。
在后代的历史中，关于侠的记录和侠的想象始终都存在。汉魏六朝时期有很多诗歌描写侠，比如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写道：“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到了唐代李白写《侠客行》，算是对魏晋以降讴歌侠客的一个大成。唐传奇中有各种各样关于侠客的故事，比如《虬髯客传》。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有女侠出现，虬髯客的义妹红拂女就是有名的女侠。另外大家都熟悉的聂隐娘，也大致可以归入女侠的行列。再到宋元明清乃至当代，各种曲艺形式和文学作品中，都少不了侠的形象。虽然侠在实际的历史活动中表现可能各有千秋，但是人们对于周人急难，总是怀有几分期待的。
我最近读《王文成公全书》，就是王阳明集，才知道他少年时也好游侠。这样就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建立起一种打开心量、无所不包的学说了。王阳明评述张仪、苏秦，说他们善于揣摩人情，中人肯綮，形容他们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的人。能从游士中得到共鸣性的体验，王阳明的广大之处与一般儒者自不相同。他的门人王畿同样少年豪迈，人们评价他：“宁为阔略不掩之狂士，毋宁为完全无毁之好人；宁为一世之嚣嚣，毋宁为一世之翕翕。”《明儒学案》中引唐荆川评价王畿说：“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广大，无净秽之择。”这番话，恐怕秦汉人看了也一样心有戚戚吧。
所以侠很大程度上凝聚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人们的一种想象。这无疑是对平静乃至凝滞的生活的某种反抗。我们回避平庸，厌恶流俗，试图在无常中劈开一条路。可与相伴者，惟有侠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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