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步入新疆考古，当年晚秋，就领着“文物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墓地进行了发掘实习；1961年5月，又偕任冠志、马衣提进入交河故城，详作踏查。吃尽了天气炎热、平日难以体验的苦头，但也收获了平常情况下难以经历的诸多细节。
收录在这本书中关于交河故实与吐鲁番文明碎片的文字，可以作为这一段考古实践中留下的局部感受的记录。
交河故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
交河故城
当前，人们关注着丝绸之路及西域古代文明的研究，而吐鲁番是人们注意的主要地区之一。每年前来新疆吐鲁番地区旅游的各方面人士，都把有助于认识这一历史文明及其真谛的古城、石窟寺及各类出土文物，放在参观的第一位。保存完好的交河故城因此成了人们主要关注的对象。
交河故城，是古代新疆重要的政治、军事、交通中心。在交河故城的断垣残壁之中，饱蕴着新疆各族人民早期开发、建设吐鲁番盆地的炽热感情，积淀着丰富而又多姿多彩的历史故实。古城建筑，显示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古城郊区的丛丛墓葬，记录着当年交河城主人的离合悲欢。而鳞次栉比的佛教寺院，更显示着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人们普遍而虔诚的信仰。
交河沟西墓地发掘现场
一
不论任何人，来到吐鲁番，面对交河苍凉的古代废墟，首先出现在脑际的一个问题是：这危崖峭壁上的古址，始建在什么时候？经历过怎样的世事沧桑？
交河城，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屹立在吐鲁番大地。这主要得之于张骞出使中亚时的考察结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的西域及中亚形势，介绍了大宛、康居，说明西域地区最近汉王朝西境的是楼兰、姑师，它们虽是“小国耳”，但“当空（孔）道”，地位重要，“邑有城郭，临盐泽”（罗布淖尔湖）。这里说到的“姑师”，即“车师”，而车师前部王国的都城，就在“交河”。车师前部什么时候立国，王国都城交河何时建就，历史文献没有留下记录。但从出土的文物分析，说车师很早即已停居在吐鲁番盆地，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而张骞出行中亚，时在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足见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前，交河城确实已经傲然踞立在吐鲁番大地。因此可以说，交河城出现在这个世界，已不下于2300—2400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屹立在大地的土城，并且地面建筑井然有秩，房屋、道路布局清楚，环顾海内外，难求其匹。
两汉阶段，车师前部及其都城交河，处身在激烈的政治、军事风暴之中，经受着时代风雨的洗礼。汉武帝刘彻决定扩通西域丝路，反击匈奴军事霸凌。第一步，必须占领控制塔里木盆地与河西走廊交通的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楼兰、车师就是首当其冲的战略要地。自此，交河城下，旌旗摇动，刀光剑影不断。匈奴为维护对西域及丝路的控制，自然不会轻易退出这一舞台，汉王朝与其在这里展开了近百年的军事角逐。直到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败降，郑吉攻破交河，汉、匈争夺车师控制权的斗争才初步停息，车师归属于汉朝。
汉王朝控制车师后，为了在这里站住脚跟，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组织屯田。戍守士兵，平日为农，战时为兵，以农养兵，以兵卫农。为此，汉王朝在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就在交河城内设置戊己校尉，料理西域屯田事务。戊己校尉受西域都护统辖，但与西域都护一样，可开府行事，下属史、丞、司马、军侯，集军事、生产为一体。
1996年，我们在交河沟西进行考古发掘，在相当于西汉王朝时期的墓葬中，不仅发现了汉五铢钱、汉武帝前期铸造使用的星云纹镜，而且发现了具有北方草原民族艺术风格的虎纹金冠、变体兽纹金箔饰带，西汉时期在交河城下与匈奴、车师展开过的政治、军事冲突，通过这些片鳞支羽，油然显现在了今人的面前。
1996年发掘交河沟西墓地，左起：长泽和俊、王炳华、王宗磊
西汉王朝统一新疆后，在政治上管理着车师前部，但车师前部王国原有的统治秩序并未变动。据史籍记录，在车师王国内，除国王外，还有辅国侯、将、都尉、译长等职官，实施着日常的行政。车师国王、吏属，仍然活动在车师城中。
西汉晚期，西域都护弃守，西域重陷于匈奴统治之下。车师前部，是匈奴在新疆东部地区驻守的基地。东汉初兴，匈奴借西域侵进河西。为安定河西，保证汉王朝对中原大地的稳定统治，恢复对西域大地的管理又提上东汉王廷的议事日程，汉军首先征取哈密、巴里坤，随即进兵车师。位居冲要的交河，又一次处在了军事斗争漩涡的中心。东汉名将班超之子班勇，长时间驻屯柳中（今鄯善鲁克沁），车师前部也是他经营西域、进行屯田的重要基地。
公元3世纪，三国曹魏政权，总体上虽无力顾及整个西域，但对邻近河西的吐鲁番地区还是能够控制的。曹魏黄初二年（221），敦煌郡功曹张恭，就是魏文帝封任的西域戊己校尉，驻节在高昌。车师前部王国及其都城交河，进入曹魏政权的控制之中。
3世纪后期，鲜卑部势力深入河西走廊及西域部分地区，与魏、晋设置在吐鲁番的戊己校尉发生冲突。咸宁元年（275）戊己校尉马循曾率部连破侵扰的鲜卑部。稍后，车师前部国王遣子入侍晋王廷，表明车师前部王国对晋王朝的臣服。
公元4世纪前期，西晋衰落。在与鲜卑抗争中发展起来的河西走廊张氏家族建立了前凉王朝。张轨去世不久，其孙张骏，雄才大略，对仍奉晋朔、不服前凉的晋戊己校尉赵贞进行讨伐。先让驻在楼兰的西域长史李柏进行征讨，失利后，他即统率大军远征吐鲁番，获得全胜，并于咸和四年（329）在吐鲁番地区设置了高昌郡。这对吐鲁番地区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去高昌不远的车师前部，虽仍保留着王国的称号，但政治上已在前凉的统治之下。前凉设立高昌郡后，河西走廊地区大量汉族居民陆续迁入吐鲁番地区，这里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更为迅速、长足的发展。
4世纪70年代，前秦苻坚击灭前凉，并任命杨翰为高昌郡太守。稍后不久，距离河西最近的车师前部王及鄯善王亲赴中原，朝见苻坚，并请求苻坚出兵西域，甘愿为大军前导。苻坚命吕光率军西征，车师前部王弥阗及鄯善王休密驮参与吕光军事。弥阗受封为平西将军，帮助制订行军路线，率领车师前部军队为吕光大军之前导，直袭焉耆、龟兹，并在吕光攻伐龟兹的重大战事中立下过殊勋。焉耆对车师前部存在的军事威胁被完全解除。
吕光西征，是西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车师前部王扮演了重要角色。吕光东返，在河西建立后凉政权。他对西域地区重要地位有深切了解，十分重视对西域的统治，沿袭前秦之例，在高昌设郡，并由自己儿子吕覆任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其与车师前部的关系相当密切。
后凉王朝历时短暂。继起的北凉沿袭后凉政策，对西域同样关注。在5世纪前期十分纷乱的新疆东部历史舞台上，西凉、西秦、柔然、高昌阚爽、北凉沮渠氏角逐纷争，“城头变幻大王旗”。但车师前部王车伊洛却是方寸不乱，始终忠诚于代表中原王朝的北魏政权，“恒修职贡”（《魏书·车伊洛传》）。这一态度，当然难以见容于已经夺取了高昌的沮渠氏政权。车伊洛秉承北魏意旨，不仅与沮渠氏抗争，而且还积极派兵参与北魏王朝对焉耆、龟兹的讨伐。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九月，车师前部王车伊洛率军随北魏万度归征焉耆，留下儿子歇守卫交河城。车伊洛焉耆之征虽得到胜利，但后方基地交河城却被沮渠安周与柔然的联军重重包围，车歇久守无援，孤城不支，终于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弃城突围，西奔焉耆。立国在交河达600年以上的车师前部王国最后降下了旗幡，宣告了王国的覆灭。
460年，柔然攻灭沮渠氏高昌，扶植阚伯周为高昌王；501年，麹氏高昌王国建立，直至640年，高昌统治相对稳定。交河，是高昌王国之重要属郡。高昌王每每以世子驻节交河。
晋代以来，北部中国战乱频仍，百姓生活苦难不堪，中原人民一批批西迁避祸，多入居吐鲁番盆地。这些西迁的汉族，逐渐成了吐鲁番地区高昌王国的主要子民。这大大改变了当地居民构成，经济文化生活呈现了新的面貌。
640年，唐王朝攻灭高昌。长时期中高昌割据一方，重税苛剥往来于丝路之上的商胡贩客，使经济交流不畅。唐王朝削平高昌后，设立西州。交河，因为它险要的军事地位，曾一度成了唐王朝安西都护驻节之所。但长时间看，交河一直是唐西州的属县。唐王朝用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的行政管理制度治理交河地区。交河历史，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840年，回鹘自漠北大规模西迁，其中一支以吐鲁番为中心，建立高昌回鹘王国，都城高昌。交河归属于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之统治，持续400多年，交河得以有较长时间平静地发展、建设。
元代，西北地区的封王与元王朝中央因汗位继承问题有尖锐矛盾。察合台汗国之汗王都哇与窝阔台汗王海都结盟，大力扩展统治地域，战火延及吐鲁番大地。13世纪80年代，卜思巴率军12万围攻早已归顺了元王朝的高昌回鹘，战事断续达半年之久，回鹘高昌国王战死在沙场。高昌、交河深受战火摧残。此后，吐鲁番地区由察合台汗国统治，原来统治高昌大地的畏兀儿亦都护家族东迁甘肃永昌，察合台汗在此另立亦都护。这时的吐鲁番，既必须向察合台汗国尽纳税义务，也须向元朝王廷进贡葡萄酒，人民负担沉重。上述战役，给过交河重大打击，但最后使交河毁灭的，还是14世纪80年代中发生的伊斯兰圣战。1383年，别失八里的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派兵攻破高昌、交河，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传统的佛教信仰，改宗伊斯兰教。此后，交河逐渐废毁。明永乐十二年（1414），吏部员外郎陈诚衔命西使，途经吐鲁番，来到交河古城，当时这里已是废墟一片。他在留存至今的《崖儿城》一诗中，感慨万千地写道：“沙河二水自交流，天设危城水上头。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可以肯定，交河古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至此确已画上了大句号。
交河卫星遥感图
总结文献中揭明的交河历史，可以得出结论：交河始为车师前部王都，至14世纪末叶沉落在战火之中，在历史舞台上至少活跃1600年。在这16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最早的车师王都，至高昌王国交河郡，唐安西都护府及西州属下的交河县，以至高昌回鹘王国的军事重镇，政治地位或稍有变异，但一直是新疆地区的重镇，在整个西域历史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二
交河古城，高踞于天山山前冲沟形成的土岛上。土岛西北—东南走向长1760米，总面积43万多平方米，现存遗迹全部为生土建筑物，主要分布在土岛中、南部，绵延长达一公里。它们是不同形式、规模、建筑工艺的生土、夯土、版筑、土坯类建筑物构成的群体。丛丛密密，铺盖在土岗之上，彼此断续连接，高低相错。粗略统计，现存建筑遗迹仍达30多万平方米。既有规模宏伟的官署，也有湫小狭窄的民居。还有大小不一的佛教寺院，大量古井、古窖。古城当年形势，仍约略呈现在眼前。
交河故城东城门内瓮城一角
交河，虽大家习称其为“城”，实际并没有一般概念上的城墙、城濠。古城所在土岩，峭然壁立，相对高度最高可达30米。左右河道抱拥，河谷宽阔，最宽可达百米。既有天然河道之阻隔，又有难以攀越的立壁陡岩。交河城之防卫功能，即使只有这点天然屏障，也远远超过一般的城墙沟濠。但从安全防卫角度想，为万无一失，古城的主人们还曾在环岛周边修筑过一道不高且较薄的胸墙，高度只有一米左右，用土坯砌筑，但达到了掩护、遮蔽守城武士身体之目的。这类胸墙，在土岛北部、西门附近还保留得比较清楚，其他地段保存不佳，偶尔能见残迹。土岛北缘还保存着一些较隐秘的地穴式瞭望孔，也与防卫设施有关。自孔内向外观察，远近景物可入眼底，侦察敌情相当方便。
古城南、东、西三面，有劈岩成阙的“城门”，是当年进出古城的通道。东门目前仍相当完整，形制也比较清楚。自东边河谷入城，须经过一条宽4.1米，长约30米，坡陡60—70度的门道，才能抵达东大门。自东门至河谷，垂直高度达8米。门关两侧，岩阙耸立。当年安置门额的方洞依然清晰。进入大门后，还有一条长约5米的门道，门道一边设有暗井，这对仰攻入城的少数敌人会是致命的陷阱。过此门道，为一面积达800平方米的瓮城。不大的瓮城广场上，既有可取得清水的深井，也有满积卵石的窖穴。在高近10米的城楼上，这类重达数公斤的礌石是杀伤力不小的重兵器。瓮城左右的陡岩上还有可供戍卫者活动的土室，居高临下，在那里或射或刺，对可能突入了瓮城的敌手是又一道险关。过瓮城后，通过两条狭道可以进入古城之中，狭道两旁为陡然峭立、高达10米、长达百米以上的生土岩墙。岩上守卫者可以十分方便地以礌石、弓箭消灭进入狭道的任何人。古城形势险要，易于防守、难以强攻的特点，至今仍一目了然。
南门，是目前进入交河古城的主要通道。古城废弃后，城郊农民以城中有机土肥田，为利骡车、牛车出入，对当年门道多有破坏，目前已难看清古城门道当年的形制、设计。在现行通道东侧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一处宽不过一米多的缺口，进入这一缺口后为一稍宽阔、可容数十人活动的场地，形若小瓮城。如同东门形制一样，这一小瓮城四周同样是峭壁陡立。进入这里的城外敌人若陷身于此，也会如入瓮之鳖。过此小广场即可进入城南巷道之中。认真分析这一小缺口及城关遗迹，让人有理由相信，它应该是与当年南门有关的一处防卫遗址。
唐代诗人曾经在一首诗中满怀深情地吟咏，戍守交河的将士们驻足西门城楼遥望远方，期盼远征军凯旋。从诗中看，交河应存在过一座西门。但在现有写交河古城遗址的文章报告中，从未见有人提及古城西门遗迹。近年新疆考古研究人员为破解交河古城建制中的这一谜团，沿古城西侧岩沿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踏查，终于在西北小佛寺偏西北土岩边缘发现了一些异常迹象，组织清理后，觅得了已经湮没在沙土下的西门遗迹。它与古城西北小寺相去不远，门道是劈土岛西缘岩壁而成，宽不过1.7米，门道下段近河谷处，崖岸崩塌，已无法窥见原貌。上半段在清理去积沙后，粗显当年面目：门道缘岩蜿曲上行，部分路迹仍然清晰；进入城内后，稍偏南行，用土坯砌成之胸墙仍缘岩边屹立；这道胸墙与一道生土墙之间形成长条形的封闭空间，作用一如瓮城，同样显示了古城强大的军事防卫功能。
交河故城中的古干道
古城道路，与土岛呈东南—西北向长条状一致，有一条南北向干道，基本纵贯全城。干道宽10米，长350米。干道北端与一东西向干道通连，可抵东门。与主干道平行、偏居古城东部为另一条宽约2米的南北向通道，同样与古城东西向干道连通。交河城内规模最宏伟的建筑群，即居于这几条交通道路之间。在这几条主要交通干线之间，另有宽约1米的巷道，形如网络，曲折回环，并不规整，既与上述3条主干线联络，又把城内所有建筑物串联成一体。城内居民只有通过这些小巷道才可步入主干线，出入古城各门。在纵贯南北、东西的主干道上，除一区规模宏大的官署有地道可通达南北干线外，没有其他任何居室门户是可以直接通达主干线的。行走在这些主干道上，全城深沟高垒，建筑均隐没在生土墙后面。道路两旁只见陡立峭壁，森森然让人感到强烈的压迫感，总感到在莫测高深的土墙后面，到处隐藏着警惕、敌视的眼睛，监察着你的一举一动。这种布局，基本特点是防护严密，全城形如一座巨大堡垒。交河古城的军事基地特点，毕露无遗。它与开放的商业、贸易中心是无缘的。
交河，不论作为车师首都，还是高昌国属郡，或唐西州属下的交河县，承担这些政治中心身份的主体建筑，只有南北干道东部偏南一处建筑群。这区建筑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形制特殊，是全城难求其匹的所在。
这区遗址，地面建筑已残毁。从墙基分析，主体建筑面积达8000平方米，如果包括北侧广场，占地面积达20000平方米左右。外层墙垣厚达2米。主体建筑物深入地下达3米，地下庭院保存完好。其天井略成方形，庭院天井东侧，有宽5米的斜坡楼道出入地面。楼道左右各为一长达8米，宽达3米的窑洞式居室。地下庭院天井南侧，曾有高层建筑物，土墙上保留至今的数重梁柱孔洞，说明当年也是楼亭轩昂。庭院北侧，有宽3米，高2米的宽敞地道，全长达60米，折向西北通达城内主干道。20世纪50年代，也是在这区宏大遗址内，新疆考古学者李征先生曾经采集到一块莲花纹瓦当，鲜明的唐代风格透示了唐西州时期这里曾有的辉煌。
这区宏大建筑的使用权，只能属于交河城中的最高统治集团。地下庭院、天井、隧道这些挖地而成的建筑物，一旦成形，改变不易。地面建筑物，随时代发展，当然存在改建、扩充、重新布局的充分余地。因此，按常情分析，地下庭院及地道，形成应该最早，当在交河城始建的车师时期。这种结构，既适应着吐鲁番地区夏日酷热而地下凉爽的特点，也满足了交河作为一处重要军事城堡在战事频仍的紧急情势下安全转移的需要。自车师前部王国在此掘土成城，到其后的高昌、唐代西州显宦，再到高昌回鹘重臣，大概都曾使用过这处规模宏大的地下设施；只是地表建筑物曾有过不断的改建、扩充，而目前保存的地面基址，当然只能是交河城废毁之前的建筑物之残留了。
古城内普通民居，规模与这类官署无法相比。它们主要分布在南北干道以西，东西大道以北，鳞次栉比，多数为方形或长方形宅院。院墙多在生土地基上挖成，所挖废土，层层夯实或版筑在生土墙基上，形成二层居室。宅院后部地下，部分挖有穹形窑洞，既可用为仓储，而且冬暖夏凉，也不失为主人必要时适宜的活动场所。穹室附近，或者还有口小底大的袋形窖穴。仔细观察这些院墙仍存的民居，墙体上往往仍见支架楼板或屋顶的木椽孔。木板铺垫在梁椽上，由土墙承重。所有建筑物，门与小巷道通连，经由小巷道可以通达城内主干线，室院不能直接与干线连通。这种布局，清楚显示了统治者对子民严加控制的意图。
古城居民的供水系统，是城区生存的首要一环。平日，当然可以取水于左右河沟，一旦有警，则饮水取之于深井。这类水井大多布置于民居小院前部或院外墙角路边，官署及大小寺院内也都有水井设置。粗略统计，全城共有水井300多口。凭借这些水井，坚守岩城，可无断水之忧。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清理多口古井，水井内陶瓮碎片很多，清理至27米深，井水涌出，仍清冽可口。
自高昌国到唐代西州、高昌回鹘王朝时期，佛教曾是吐鲁番地区居民的主要信仰。交河城内现存遗迹群，明确可以判定为佛教建筑的仍有50多处，达整个建筑遗存的12%，面积近3万平方米。漫步城中，环顾四周，随处可见寺院、佛坛。不少民间院落中，可寻见一方形土台，土台与四壁之间形成回廊。参考塔里木盆地南缘尼雅精绝故址、克里雅河喀拉墩遗址、策勒县北丹丹乌里克遗址等处发掘资料，可以清楚这是一种家庭寺院布局。土台之上，当年当有佛像，回廊四壁，或有宣示佛教教义的壁画，清晨晚暮，人们可在这里顶礼膜拜，进行佛事活动。除这种小型寺院，古城内现存最恢宏的地面建筑，除前述官署外，就是坐落古城南北大道北端的一区大型佛教寺院。寺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88米，东西宽59米，主体建筑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院墙基本完好，仍高8—9米。在距地表3—5米处，可以见到排列很有秩序的孔洞，是当年安置横梁的痕迹，说明寺院当年曾是高达3层的楼宇，气概不同于凡俗。佛寺布局，前部为庭院，后部为佛殿，左右为栉比的僧房。彼此对称，稳定而和谐。院内有供全寺僧众饮用的大水井，直径近两米；后殿中央，为夯土筑成的塔柱。塔柱上部四面开龛，小龛中残破的佛像，暴露出草束骨架、黄土身躯，完全消失了当年曾有的魅力和光彩。寺院建筑方法为垛泥版筑，每版高度不足一米，夹版中垛泥内还填塞断碎土块。这大概是高昌回鹘时期的遗存。寺院最后毁于大火，烧得黄黑透红的院墙，述说着这区佛寺最后的一页历史。
在大寺东北，为一区布局整齐的舍利塔群。塔林中心为一大型佛塔。四边，各有25个方形小塔，彼此对称，拱卫着中心大塔，布局规整，蔚为壮观。
公元14世纪，随着伊斯兰教逐步进入，并凭借统治者的扶持而迅速扩展，佛教不得不逐渐从吐鲁番地区消失。但它在人们精神生活领域里已经渗透近千年，其内在的影响当然不是单纯暴力就可以消除的。近年，在交河城北清理了一处地下寺院，面积达500平方米，地面虽了无建筑遗存，但在深3米的地下挖出了穹顶式的土窟，窟壁彩绘壁画，供奉佛像；清理积土后，还发现了泥脱佛塔、佛头像、小铜佛及银质舍利盒、残损的汉文文书等。据分析，其时代已晚至明初，正是佛教在吐鲁番地区兴盛1000多年后，面临最后劫难的阶段。寺院即使在地下，最后也未能逃脱被破坏而覆灭的命运。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已经植根在人们精神生活里的哲学、伦理观念，即使面对严酷的统治，也绝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一定会想方设法觅求自己生存的土壤。这应该是思想、文化生活中发展、递变的规律，而我们通过交河城北这区小小的、相当破陋的地下寺院，又一次具体品味了这生活的哲理。
在交河古城现存大量宗教寺院遗址中，应有摩尼寺院遗存。在已经出土的一些回鹘文文献中，可以见出交河城内有摩尼寺，人们要向其交纳贡赋。只是遗址残毁过甚，只凭目前颓垣断壁，已无法判明摩尼寺的遗痕所在了。
古城建筑集中在土岛中、南部，北部基本上是一片相当空旷的荒漠。这片空旷地带，地表既曾发现过细石器，也可见出两汉时期的竖穴墓，更后的斜坡墓道洞室墓，说明从原始社会时期至两汉，交河古城所在台地一直有人类活动。车师前部王国建都于这一形势天然的台地之上时，也只是主要使用了台地的南半部。南部营城，北部营墓。
交河城从始建到废毁，经历了1600多个春秋。从车师王国到汉王朝、高昌国、唐代西州、高昌回鹘，至于元代，不同的民族在古城建筑风格、工艺方面都曾留下过自己的痕迹。粗粗观察，在现存的交河遗址之中，建筑工艺既有在原生土上挖地成墙、成院的减地起垒，也有密实的夯筑土墙，较粗的垛泥版筑工艺及土坯砌垒的遗存。屋宇可见券顶、平顶之别，平房、楼阁之异。但对建筑工艺的时代属性，仍欠深入的研究。逻辑推理，这里最早的建筑工艺应该是减地起垒式，是车师人的创造。他们面对平展的黄土台地，利用挖掘原始窖穴的方法，在土岩上据总体设计，掏挖出主要道路、住室、门阙。此时，土岛没有任何地面建筑，因此得可能如是施工。而在出现地面建筑后，再作掏挖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官署所在，有大型夯土墙环绕，夯层平整、密实，营造时可谓一丝不苟，每层厚8—10厘米，具有唐代风格。城区内，多有所见的版筑高墙，如南北大道北端大佛寺，是高昌回鹘时期的遗存。从这一角度去仔细观察交河城内现存的每一区遗迹，许多遗址都曾有不同时代的人延续使用，地表建筑或有过改建、扩充，显示着交河主人们曾经历过的兴衰哀荣。
三
交河城，所在地理位置冲要，交通方便。这不仅透露车师王国当年选址建城的匠心，也是其后1000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继续经营交河，使交河古城长期据有重要军事、政治地位的原因。
公元2世纪以前，车师民族主要分布在吐鲁番盆地及对应的天山北部吉木萨尔一带。自吉木萨尔翻越天山达坂，南下吐鲁番绿洲，交河是必经的，又比较方便的要隘。从车师民族当年自身的需要看，选择交河地区作为政治中心，既有利于天山南北的呼应，也方便高屋建瓴总揽吐鲁番盆地。
历史实践表明，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从较大的地理空间观察，交河古城所在土岗，正当天山之前山——火焰山与盐山交接之处。控扼火焰山、盐山之间的天然豁口，这在古代以士兵、马、冷兵器为主要战争工具的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自天山阿拉沟、白杨沟、石窑子沟等处要隘、达坂进入吐鲁番绿洲的铁骑，穿越这一豁口，可以十分方便地进入吐鲁番盆地中的片片绿洲。而从盆地中心的高昌，北入吉木萨尔地区的北庭，西北向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乌鲁木齐，西向玉尔都斯草原，更西北进入伊犁河谷，通过交河古城所在的盐山、火焰山豁口，也是最为便捷的通道。历史的实践，曾一次又一次揭明过交河古城在吐鲁番发展史中不可取代的、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
交河，作为吐鲁番地区交通枢纽，是自高昌进入“银山道”去焉耆，通过“白水涧道”入西突厥，翻越天山进入准噶尔盆地的最重要站点。
银山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段。出交河城，沿傍城的河沟南行，很快即可抵盐山脚下。盐山绵延至此，只是一道相对高度百米左右的黄色冈峦。河沟与盐山相接处，长期冲刷成一道天然豁口。豁口左右山头，古代烽燧犹存。西侧山头古烽，残高仍达4米。驻足其上，远近景物尽收眼底，身后的交河城如一叶橄榄形航船，泊靠在茫茫瀚海边；西南望野木什小村，又一座古烽依稀可寻。“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贴切而准确，唐代诗人岑参当年描写交河古城军事设施的这一名句，这时会自然涌现在脑际，也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穿过盐山豁口，斜向西南，过布干土拉、大墩子烽火台，到托克逊境的天山县，进入苏巴什沟，过“礌石碛”“银山碛”，通达焉耆盆地中的焉耆镇，塔里木盆地内各绿洲城邦就呈现在了面前。
自交河城向西，傍盐山北侧斜向西北行，经过三个泉，即可进入中天山腹地的一条主要沟谷——白杨沟。唐代防御西突厥的白水镇城，即建置在这一沟谷之中。坐落在盐湖北岸的一区唐代烽燧，虽已半倾颓败，但还顽强地屹立在一处低矮的小山梁上，面对着人世的沧桑。顺着这条天山腹地的沟谷西行，可以通达乌鲁木齐，唐代，这里是西突厥民族活动的舞台。
交河，也是唐代古籍《西州图经》中提到的“他地道”的起点。“他地道”，也称“金岭道”。汉唐之时，一直是吐鲁番盆地与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地区之间联系的干线，人员来去频繁。车师，地分前、后两部，前部国王驻交河，后部国王驻节在吉木萨尔县境，他们彼此来去，主要即穿行在他地道上；唐代西州、庭州的交通联络，它也是最重要的途径。高昌回鹘王国，都城在高昌，但高昌夏日太热，王公贵族就住到天山以北的庭州。天山中的这条隘路，不知多少次目睹过王公显贵们煊赫的仪从穿越天山，驰骋在这条谷道之上。宋王朝使者王延德衔命出使高昌，到了吐鲁番，正遇上国王去了山北的庭州，他也只好穿越这条隘道，赶往庭州去完成使命。据唐代文献，这条重要交通路线是“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车，唯通人马”。用今天的概念，就是从交河城向北，沿河谷上溯，经过红柳河、桃树园子、大河沿牧场到石窑子，翻天山达坂，缘山北大龙口河谷，经长山渠、贼疙瘩梁，直下北庭故城。
至今仍保留在交河城北、西、西南许多地点的古烽，多少还可以帮助勾勒汉唐以来交河古城这一重要的、无可代替的军事交通地位。
四
交河古城，在1600—1700年中作为吐鲁番地区重要政治、军事中心，发生过许多动人心魂，也震撼过当年西域甚至中国大地的事件。但这些人世的烟云，随着历史的风雨早已消散，留给今人的只是满目的颓垣残壁、零落的寺院和在凄风中呻吟的荒草，让人感到苍凉，而难以觅见它曾有的英雄光辉。
除历代文人墨客在正史、诗文中的记录、吟咏，可以帮助唤起今天人们对交河历史荣光的零散记忆外，能让我们对过去交河居民的生活、追求、痛苦、欢乐有具体认识的，莫过于当年交河主人生前处心积虑、殚精竭虑经营之逝后的乐园。他们根据当年的习俗，去到冥府后如何拥有生时曾经有过的物质享受，都需要周详考虑，仿照生前居室建造墓穴，并在墓穴内安排了可能的一切。今人可以从中清楚感受到当年交河居民搏动的血脉、绵长的情思。
历代交河主人觅求的地府，距生前所在的土岛并不远，就在土岛的北部荒漠，与交河城隔河相望的沟西台地、沟北台地。这些台地一如交河城所在土岛，只是古城主人生前的住宅在地上，于台地营造的埋骨之处则在地下。至于规格、设施、殉物，当然都要与自己生前的地位相当。
对交河古城近郊古墓的正式发掘，据现有资料，最早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初，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员的青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交河沟北、沟西发掘了一大批汉、晋、唐代墓冢，第一次让世人大概了解了自汉代至唐代，交河居民在这些荒冢中深深埋藏的感情。但大量的科学发掘工作，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之风吹进新疆大地，中、日考古学者合作，又在这里联手进行了科学发掘工作，把交河考古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许许多多的发掘资料说明，人们死后的安息地，其规模、布局、随殉物品，既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强力束缚，也曲折表现主人现实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实际状况。因此，虽都曾是交河古城的居民，车师与晋唐时期的交河主人，民族殊异，传统文化观念不同，埋葬方式因而截然不一致，发生过极大的变化。
两汉车师王国阶段，埋葬逝者的墓穴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或在竖穴土坑一侧，更掘偏室。随墓主人社会地位之不同，墓穴规模也相当悬殊。交河沟北台地发掘过一些大型竖穴墓，地表有块石封堆，最长直径可达40米。石堆下，有直径10米左右的圆形土坯围垣，高1米上下，如一个防卫严密的堡塞。围垣内是墓主人及亲属安居的墓穴。大型墓穴有长约5米，宽1米多，深近5米的竖穴墓道，似乎象征着进入地宫前又一处必经的道路。紧接这一墓道，才是长近6米，宽2米多，高2米左右的墓室。这里是主人最后的安息地，墓道连同墓室的空间达100立方米，用普通、原始的铁锹、铲，在严实的黄土上掏挖出如是规模的墓室，需要动用的劳力总得数百工，数量是相当不少的。围绕墓穴所在的土坯围垣，有十多座附葬墓，西北侧还有18个排列有序的圆形驼、马殉坑，共杀殉了驼、马32匹。身份最高的主人入寝于圆形围垣内的主墓室中，下属且关系密切的臣僚、妻妾、亲随，则拱卫在围垣外侧。生前的统治秩序，死后仍然继续存在。供他们驱使的骆驼、马匹，葬埋、排列有序，一样不缺，保证着主人逝后乘骑、出行的需要。
大墓的主人生前煊赫的声势从墓穴的规模、安排，毕现在了今人面前。在车师王都附近，再没有较此更加显赫的墓群，因此，说它们的主人是车师王国最高统治层的人物，看来不会大错。
如是周密安排、深近10米的墓穴，是墓主人认为万无一失的安息处，但实际却一点也没有能提供墓主人曾经企望的安全。随葬的大量财宝，成了激发盗掘的强大诱惑。发掘表明，墓室中的各种随殉物早已被搜掠一空。什么时候发生，或发生过多少次盗掘勾当，目前发掘资料未提供充分说明。但从残留的劫余文物中，有不少十分精致的金器、铜器、骨雕小件看，当年墓穴中的殉物确是非常丰富而且相当辉煌的。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强大的诱惑力量。劫余的金质饰牌中有虎与鹰头兽相搏图像，金质小鹿、骨雕鹿头都十分传神，具有显明的游牧民族艺术特色。除这些地域文化特点浓烈、表现了北方草原民族风格的艺术品外，劫余物中还见到了丝、漆之残留及五铢钱，显示了车师王国与中原王朝的关联，与历史文献中的大量记录可互相印证。
不言自明，交河城北台地上这些巨型大墓是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处。与它们相比，在交河城西南台地上发掘的小型竖穴墓就显得十分卑下而渺小了。它们一般不过是长约2米，宽1米多，深2米左右的小墓，也有一些墓葬在墓室一侧掏挖出简单的偏室。埋葬制度中凝聚的社会文化心态是一致的。虽然埋葬制度相同，然葬穴简单，与前述堆石、围垣、巨室大穴相比，高下悬殊，反差强烈，墓葬主人生前社会地位十分一般，难登上层之列，大概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在这些小墓葬中，大都只见墓主人尸骨旁边放置一两件生活中不可以缺少的供饮、食、炊煮用的陶器，基本不见黄金珠宝。生活中不时会有出人意料的事情，考古发掘也不例外。就在这些一般殉物很少的小型竖穴墓葬中，让人大吃一惊的是：1996年夏，一座小型葬穴中竟然出土了黄金质冠饰、金质足腕饰、衣饰，及镶嵌绿松石的金质胸针、具有西汉前期风格的星云纹铜镜、五铢钱。黄金冠饰上是两虎相对的图像。威猛的兽纹、金光熠熠的纯金材料，缀附于冠上，加之身别黄金绿松石胸针，甚至足腕部都缀饰兽纹金饰片，还可以使用中原大地来的星云纹铜镜，主人身份之不同凡俗，当无可怀疑。但如是身份高贵的人物，却草草埋葬在了这样陋小而简单的土穴之中，后面有着怎样曲折、离奇的故实，还留下怎样的悬念，也是我们今天还在探索、分析的。
交河沟西墓地出土镶绿松石金饰件
交河沟西墓地出土黄金颈饰
公元4世纪以后，交河大地的埋葬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此，一种地表有规整的长方形围垣、门道的墓茔出现在吐鲁番大地。茔区内，聚族而葬，长幼有秩。每座墓葬的墓室上部，地表有覆斗形封堆，封堆上积石。封堆前部是长长的墓道，墓道上同样堆石，使人一目了然。星罗棋布的茔区，封堆规模大小不等，门阙方向或东或南，在平展的荒漠台地上蔚为大观。从高处俯视，不仅秩序井然，而且确实气度轩昂，不同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人丁兴旺的程度，均清楚展现在面前。当年的豪族大姓要在这方面争强斗胜，一展本族本姓的风采，是不言自明的。
发掘这类墓冢，只要清除积石、墓道填土，就可以见出精心设计的葬穴。长达10米以上的墓道，缓坡深入地下，即连通墓室。墓室基本为方形、长方形，面积大概都在10平方米，高可有2米左右。墓道前部侧壁龛室内，往往放置墓志，说明墓葬主人的姓氏、职官、生卒年月、道德素养。墓室后部是一区不高的土台，其上是墓葬主人夫妇安置棺柩之处。棺柩或朽或失，余下的只是多已扰乱了的森森白骨。部分墓室规模稍大，附有耳室，墓道中开凿出天井，这代表了墓葬主人曾经居住过的深宅大院，重重院落、廊厢，气势不同一般。
这些斜坡墓道洞室墓，因为沟谷左右河水、泉水之影响，室内湿度均重，有机物多已朽烂无遗，保留至今的大多只是成组的陶器、食案，及少量铜、铁用器。从这些有限的殉物内，已难以觅见当年这些豪族大姓曾有的追求与奢华。
埋葬制度，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居民集团最富文化特色的环节之一，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而且难以轻易改变。交河与高昌及吐鲁番盆地内其他绿洲一样，在埋葬制度方面发生由竖穴墓到斜坡墓道洞室墓这一变化，与汉代以后中原河西地区居民不断西徙，进入吐鲁番盆地定居、屯田，把自己熟悉的生产技术、经济生活方式及传统的文化观念带到了吐鲁番盆地密切相关。前述斜坡墓道、掏洞墓室，本来就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华北大地、陕西关中、河西走廊、敦煌嘉峪关等地通行的一种墓葬形式。它们取代吐鲁番盆地内曾经延续数百年的竖穴式墓葬，并成为吐鲁番大地各族居民认可、接受、普遍实行的安置死者的方法，清楚表示吐鲁番大地这时发生并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原大地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居民成了吐鲁番大地的新主人，并成为吐鲁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在这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切都随居民成分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最保守的环节——埋葬制度也不能例外。
从交河沟西斜坡墓道、掏洞墓室墓葬出土的墓志，可以看到来自甘肃的大族麹氏、河南的大族张氏，是这里占重要地位的豪族，他们彼此联姻，世代居官从政，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家族，地位显赫一时。其他如史、王、画、田、索、孟、赵、任、毛、白、卫、马、巩、唐、贾、刘、曹、康、范诸姓，也是交河古城中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家族；康、曹、史诸姓，可能来自中亚；白姓可能来自龟兹；王、赵、孟、刘、唐等，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汉姓居民；索姓，在甘肃河西地区具有显目地位。车师王国子民，有“车”姓之称，后随王族西徙焉耆，或入居中原。车姓人氏，在交河地区已不占有重要地位。交河大地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交河古冢出土墓志看，交河古城下一湾清流，在当年交河人的心目之中，竟是一片“洋洋之水”。地理形势使然，当年交河居民主要的农业垦殖区，也在城东平野，有水田、旱地。除种植桑麻、棉花、麦粟外，葡萄、枣是主要果品。有关出土文书中保留下来了“今日缘有客，须葡萄、枣”的记录。
交河沟西墓地出土康业相墓志（吐鲁番博物馆藏）
出土的100多方墓志，不少记录着当年墓葬主人为将军、做主薄的得意心态，及不幸罹病、亡逝的伤悲；在高昌城北郊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文书中，有不少也记录着交河居民的辛酸，留下了交河社会底层居民的苦难与无奈。如交河豪族翟忠义的一名奴隶逃逸，官府动用政权力量为之缉捕。还有一个名叫张式玄的男子在交河车坊服劳役，久久不见音信，其妹阿毛上书官府，称其兄“至今便不回，死活不分……阿毛孤身一人，又无夫婿，客作佣力，日求升合养性命”，“恐兄更有番役，浪有牵挽”，再把自己牵连进去。思念亲人、痛苦、无奈而又恐惧的心境，毕显在今人的面前。因为劳役兵役负担苛重，不少农民采取逃亡的方式消极反抗。一件官府文档记述交河县有3人“方沾宿卫”却“情乖奉上，假托事故，方便解免”，因而“须解官推勘辨定”，予以处分。由于服役中的苦难、危险，稍有经济实力的富户，凭借钱财雇人顶替，只要花“钱五文”，就可雇人至烽火台值勤。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当年的交河大地，随处可见不平与不满。这深重的社会矛盾蓄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成为交河城社会生活动乱不稳的根源。
（作者注：本文是一篇未刊稿。1996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丝路研究中心达成合作协议，对交河沟西墓塚全面测图，择点发掘、研究。长泽和俊教授与我分别为日方和中方的队长。此文为适应合作研究之需所做的背景分析，时间当在1998年前。本文选摘自《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王炳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6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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