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学术生涯戛然而止，留下大量已完成的项目尚未出版。他最后的课程和晚期的访谈提供了有关未来方向的多种征兆。从1974年到1984年，福柯出版了四部专著、一部合著和两部编著：《规训与惩罚》、《性史》的前三卷、《家庭的失序》、《生境政治》以及《艾尔库里娜·巴尔班》。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套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但他的写作和言说涉及的议题更为广泛，所发表的作品也经历了多次的改变。在他去世之后，我们已有很多的收获，包括：文集《言与文》；十三个年度的巴黎讲座课程，其中有九个是在最后的十年进行的；在伯克利、鲁汶、佛蒙特等地的讲座；以及大量其他方面的文本和证据。所有这些使我们能够对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做出极为具体细致的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这些材料，我们如今能更清楚地理解，福柯长期以来对于坦白议题的兴趣，何以在他这段时期的所有研究工作中一直是一个不断重现的重要主题。在1971-1972年的课程《刑事理论与刑事制度》中，坦白作为一个主题，它对于在刑事案件中运用精神病学专业知识是很重要的，后来福柯对基督教实践产生了兴趣，并从近代早期经中世纪一直追溯到基督教早期教父那里。对于坦白的关注伴随着福柯主要的理论兴趣，从权力机制及其与知识的关系转移到真相生产与主体性生产之间的关联。
福柯
主体性的历史或者说主体的谱系学，或许是福柯这十年的主要关切。他经常引用对他研究工作的这种描述，有时把它解释为主体与真相之间关系的问题。过去把这解读为福柯晚期研究中主体的“回归”，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试图通过对主体的历史考察来探求如何解决主体的问题。这既是特定个体的主体问题，也是一群人的集体的主体问题，福柯对于治理或者说治理术问题的兴趣，也是他借以探求该主题的路径之一。即使是他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试图追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出现。有关治理的作品至少包括从《必须保卫社会》到《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再到《对活人的治理》这些讲座课程，但也延伸到他最后的两次名为《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的讲座课程。正如他在1981年所言，治理术的计划应当理解为探寻“在与他人关系的连接中自我对自身的治理”。再回顾一下《主体解释学》课程中的建议，“‘治理’，‘被治理’以及‘关心自我’形成一个序列、一个系列”，福柯试图追溯从古代到公元三四世纪牧领权力的出现。基于这样的理解，很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关治理术的研究工作，绝不是对福柯总体计划的一个放弃，而是针对该计划的一个非常具有生产性的新思路，这促发了福柯日后的研究兴趣与研究方案。
这并不是说，在这些讲座中讨论的材料里没有任何偏离他主要的关切之处，我们也不认为，他完全清楚他将要走向哪里或他在试图做什么。为撰写一本有关基督教的著作，福柯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从1976年计划中宣称的第二卷，到80年代初对议题的重新调配，最后到1984年计划的第四卷，这些调整表明他在探讨这些材料时所面对的挑战。此外，他有几次也谈到，在调和《性史》最后几卷中两个似乎冲突性的计划——对古代性行为的研究和对自我技术的探讨——时所面临的难题。这两个计划的冲撞最明显地发生在《关心自我》上——这个标题原本是在《性史》系列计划之外的一本书，材料也有所不同，但它却成为该系列一卷的标题，同时也带有另一个平行计划的某些痕迹。
另一个持续性的主线是福柯对合作项目的热情。他的政治行动主义通常采取一种合作的形式——不仅有监狱情报小组，也有关注健康和精神病院的团体。他参与波兰团结工会法国分会的工作，并就一系列关切的问题参与数不清的呼吁、请愿和记者招待会，直到他去世。他在法兰西学院最早的研讨课促成《我，里维耶》档案汇编的出版，福柯在后来的课程中利用了让-皮埃尔·彼得等一些同事所做的档案工作。他与CERFI的合作及时促成了《规范化设施的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équipements de normalisation）、《生境政治》以及《治疗机器》这几本著作。为了完成长期计划的有关密札的工作，他与阿莱特·法尔热进行了合作。1981年在鲁汶、1982年在佛蒙特以及尤其在伯克利，他策划了在他死后完成的合著作品。伯克利有关“大战与战后时期的新治理艺术”的项目，原本会成为他希望探讨的社会主义治理术问题的方式之一。这是一个似乎尤其能激发他的兴趣的议题：这也是他晚年在巴黎与同事们所讨论的问题。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他实施《性史》计划的十年。最初开始于1974年，但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可以再向前追溯十年，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直到去世。这个计划历经一系列重要的改变。他承诺要出版的好几卷都只是起草了一部分，在讲座课程中有的试讲过，有的被放弃，也有些至少部分被销毁了。与最初按主题分卷的方式不同，该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初采取了历史分期的形式，福柯开始在图书和杂志中发表一些节选或者概要，但对于材料的重组仍在继续推进。仅仅到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福柯才最终出版了《性史》的另外两卷，而第一卷早在1976年末就已面世了。
《快感的享用》与《关心自我》这两卷，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两部专著，曾经看上去与福柯此前的议题不太相关。现在，从那些篇幅较短的作品和各种讲座来看， 我们可以认为这两卷处于一系列不断发展的兴趣和问题的语境之中。这两卷的最终形式是在该进程很晚的时候才确定的。我们有幸得见这些著作，因为此前的几稿仍然存在档案之中。除了《知识考古学》的一个早期书稿由福柯交给德菲尔阅读外，福柯销毁了为其他著作准备的材料。对于《快感的享用》与《关心自我》，福柯似乎未有机会毁弃这些草稿。在国家图书馆的四大箱文件中，有这些卷各章的许多草稿。第一箱包括导论和开头一章的几份草稿，从中可以看到这两卷被构想为关于古代的单独一卷的那个时期，然后是保留的各章的后续手稿。
福柯的书稿是手写的，因此每一稿都是从头写起：这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不仅对文字润色加工，而且将结构调整得更加严密。有些时候，福柯把文本交给法兰西学院的打字员，然后再对后者提交的文本加工打磨。偶尔，打字员们会用问号标出手稿上难以辨认的字词——对此我有很多同感。福柯会对这些机打的文本进行改写，有时把一页剪辑成几片，然后把片段贴在新页面上，写下关联的页码，再交给打字员以形成一个新的版本。与现代的文字处理不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文稿资料的原始情形以及它们发展与改变的物理痕迹。福柯1971年对谱系学所做的著名表述，认为它是“在被多次删改与重写的错综混乱的羊皮纸手稿上”进行的作业，这既适用于他的资料来源，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他自己的写作。我一直努力循着他的指示，即处理这样的材料必然是“沉闷的、谨慎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
直到最近，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克利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和当代出版纪念协会的档案研究人员，才有权从这些手稿中看到福柯的工作实践。尽管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早期草稿、讲座和准备性的阅读笔记的复印本，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他生前出版的作品之外，审视其思想发展与工作实践的最重要的依据是他的讲座课程，当然这些并不只是那些在法兰西学院所讲授的。在追溯他的主要关切方面，这些课程提供了一种优越的视角，但它们绝不能取代那些缺失的作品。这些并不是福柯所写的著作，而是这一过程中的思想记录。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以“概述”（survols）的形式指出了一些潜在性的项目，“这些概述只是一些标记，只是可能的工作”。福柯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就如何完成这些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他不断地修改和重新考虑早期的构想，但他的工作没有明确的阶段划分，而且往往补充而不是取代前期方法上的发展。正如考古学没有被谱系学所取代，而是由后者加以补充，关于权力与规训的研究同关于真相与主体性的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他在晚期的一次访谈中曾指出：“权力不是规训；规训是权力的一种可能程序。”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他自己的分析是有限的、特定的，也是非总体化的：“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分析绝不能等同于对每一种可能的权力关系的一般性分析。”在讨论、批评或者说在最有效地使用福柯的成果时，如果能记得这一点，将大有裨益。
这些书面证据的性质也让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在他死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对福柯作品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新资料一旦问世，原有的真知灼见就不堪一击。同样地，若是自以为本书能一锤定音，也是不明智的。对于德菲尔售卖的三万七千页材料，法国国家图书馆至今仍只允许研究人员接触很有限的一部分。在卖出之前，其中有些已为法兰西学院讲座的编辑们所获得，这对本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要把这些材料全部编目，可供研究人员使用，或许还包括出版，这些都需要一段时间。法兰西学院课程2015年中期完成出版，除此之外，福柯题名《当下的哲学》（Philosophie du présent）的多卷本作品以及包括未出版的材料，正由弗林（Vrin）出版社处理。目前来看，这一多卷本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各版本的讲座，有的是英文版的，有的是未被授权的法文版本：下一卷将会是1983年在伯克利关于直言讲座的校订版。此外，在可获得的档案中，还有以录音形式或书面形式存在的其他材料。保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量材料，包括《性史》第四卷文稿，也可能成书出版。
（本文摘自斯图尔特·埃尔登著《福柯最后十年》，鲍磊、刘北成译，文津出版社，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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