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英]布鲁斯·M. S. 坎贝尔著，王超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1月出版，524页，118.00元
全球史研究至今方兴未艾。从1963年麦克尼尔所著的《西方的兴起》算起，全球史已经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岁月。作为一门从新角度、新理念、新方法来研究世界通史的史学流派，其影响力和传播力日渐增长。其中，关注跨国别属性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在全球历史进程中作用的研究往往能够产生新的见解与富有启发的发现，从而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青睐与关注。相应的，这对全球史研究者的跨学科、跨国别的学术能力要求也更高。
布鲁斯·M. S. 坎贝尔所著《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The Great Transition: Climate, Disease and Society in the Late-Medieval World，后文简称《大转型》）便是一部典型的通过关注社会-生态变迁的关键要素——气候和疾病来解读中世纪晚期西欧在“大分流”前实现“大转型”的全球史著作。
本书以宏大的视角探讨了13世纪60年代至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西欧社会因遭遇气候变动和疾病的侵扰而完成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两百余年的“大转型”被作者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3世纪60年代/70年代至14世纪30年代，被称为大转型启动时段。在此时期，由于太阳辐照度减弱，全球和北半球温度下降造成了大气环流模式的改变，亚欧大陆不同地区的降水格局发生变化，鼠疫耶尔森菌从青藏高原扩散出来。加之国际贸易的衰退、极端天气频发、歉收频繁和战争成本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此前的繁荣开始退却，亚欧大陆开始告别稳定的气候环境。
第二阶段是14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被视为社会-生态系统改变的时代。亚欧大陆各地的极端旱涝灾害持续增多，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恶化以及欧洲白银产量的下降让此阶段的欧陆陷于混乱之中。而同时爆发的黑死病更是导致了大约50%的欧洲人口死亡。
第三阶段是14世纪70年代至15世纪70年代，被看成是长期低迷的阶段。转入小冰期的气候持续恶劣，鼠疫依旧在活跃，加之欧洲白银短缺和泛亚欧大陆商路被穆斯林所控制，迫使欧洲北方低地国家商人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为之后的繁荣时代做好了准备。至此，作者笔下所描述的两个世纪的大转型结束，为之后亚欧大陆的“大分流”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作为一部全球史作品，作者试图借助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来整合欧亚大陆在13世纪到15世纪间的历史，并寻找亚欧“大分流”的前提条件，给人以颇多新意。尤其是作者在书中不断提及东亚和中国在这一时期气候上的同步性表现，来与同时期欧洲的遭遇进行耦合式对照，更是将气候变化的遥相关性和全球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试图构造出亚欧大陆在气候转变背影下同命相连的特征，从而加强彼此间的历史关联度，其中鼠疫起源于青藏高原的气候背景论证即是典型案例。另外，作者对于历史气候变化的影响分析也非常克制，并没有走向“气候决定论”的研究路径，也值得称道。
然而，作为一部全球史作品，书中对中国季风气候特征的认知、中国历史上南北方干湿变化的了解略显不足，对极端旱涝灾害的表述也存在不够严谨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值得注意。
季风与干湿变化的关系
中国是季风气候为主的国家，每年5-9月雨带的进退及其降水情况深受东亚夏季风的影响。又由于降水的季节分配年际变率较大，旱涝灾害频繁，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极大影响与危害。正因如此，通过季风变化对中国降水和干湿变化的影响来观察其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往往得到更多关注。
但需要注意的事，季风的强弱变动与中国季风区的干湿变化关系并非简单对应。如果仅仅拿季风的重建结果来代替中国季风区的干湿变化则失之于简单。
其实，除东亚季风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太平洋海温、北极海冰、大陆高原积雪、地表热状况、北极涛动变化以及太阳活动等诸多因子均对中国夏季降水有着影响作用。而且，这些因子彼此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它们一并构成了超级复杂的气候系统。这就极大增加了预测我国东部地区降水多寡的难度。所以，仅仅依靠夏季风的强弱来推断夏季降水量太过于武断。
更重要的是，我国东部地区受季风影响的范围广大，不同地区的降水多少并不一致，甚至彼此间存在显著的反相关关系，不可等同视之。所以，气象部门往往将东部地区夏季旱涝分布划分为三种雨型。第一种是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多雨，江淮流域大范围少雨，江南南部至华南相对多雨；第二种是淮河流域多雨，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少雨；第三种是多雨带位于长江流域或江南，淮河以北大范围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少雨。
所以，夏季降水多寡也要分地域来讲。中国的地域之广大，哪怕夏季风偏弱，东部地区内部不同区域的旱涝也会存在差异。
然而，在《大转型》中作者认为季风减弱就意味着降水的偏少和干旱，从而将季风的重建结果直接拿来当作降水指数，去反映研究时段内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干湿变化。这极容易造成对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误判。而且，中国保存有海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尤其是宋朝之后文献数量更是爆炸式增多，对于中国东部地区公元1000年之后的干湿变化重建，利用历史文献作为代用资料较之作者引用的资料更为可靠。
本书作者引用了张平中等人利用甘肃武都万象洞石笋同位素重建的过去1810年亚洲季风数据和当地降水重建结果来指代中国北方的降水指数；引用汪永进等人利用贵州董哥洞石笋同位素重建的过去9000多年亚洲季风的数据来指示中国南方的降水指数。尽管两份研究成果异常卓著，但以此作为降水情况的重建结果值得商榷。一方面，利用石笋来重建季风强弱的机制中存在分辨率偏低的现象。无论是董哥洞还是万象洞，石笋样本的分辨率约为4-5年，这就意味着重建结果会存在数年的误差。这与研究历史事件的时间尺度并不匹配。另一方面，万象洞的石笋所能反映的是陇南地区，即季风与非季风区交界地带的降水情况，并不能充分表现出华北内地季风区的降水情况。董哥洞的石笋所代表的也是西南降水情况，与周边贵阳、遵义和兴义的降水趋势相吻合。用其来指代整个中国南方地区的降水并不合理。
况且，相较于陇南和贵州，在作者研究的13-15世纪期间，华北、江淮和江南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影响更深，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也更多。所以，中国北方与南方此期间的降水与干湿变化情况应该采用以历史文献作为代用资料的重建结果。其实，郑景云等人在2006年就已经利用东部地区的历史文献记录重建了过去1500年的东部地区降水变化情况。该研究将中国东部地区划分为华北、江淮和江南三大区域，分别给出了三区的干湿变化。这一研究成果更适用于《大转型》一书。
在此特举一例。
作者为论述14世纪40年代亚欧大陆社会-生态的改变，认为“到14世纪40年代，1082-1268年近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盛行且罕有中断的定期强季风降雨，已经永远结束，这对依赖稻米的中国南部和东南亚文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298页）。但事实却正相反。中国江南地区在1070年代至1200年代，江淮地区在1020年代至1220年代均处于偏干状态，反倒是作者认定的1340年代江南地区处于偏湿润状态，这对于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其实是十分有利的。
之后，作者在论述15世纪气候变化时说道“从15世纪40年代开始，过多的季风降雨在中国成了更大的问题。特别潮湿的年份包括……中国南部的1450-1456年”（362页）。然而，中国江南地区作为典型的中国南方在1450年代处于偏干的阶段。
另外，季风强弱与青藏高原的降水关系也颇为复杂，不能简单对待。作者为了应和13世纪60年代鼠疫耶尔森菌系谱突然翻倍的发生时间，从而论证青藏高原乃是鼠疫发源地的观点，引用了杨保等人2014年重建的青藏高原东北部降水量数据。作者认为“在青藏高原，1255-1260年连续6年干旱，其中最糟糕的是1258年。……接下来是持续50年的最糟糕的干旱期，……这些干旱现象的开始与整个北半球极端气候出现的时间一致，当时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北大西洋涛动和亚洲季风都处于最强状态”（261页）。
然而，青藏高原东北部因受海拔、地形、环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降水空间差异很大，至今对该区域的降水认识仍然存在多种研究。杨保等人的重建结果自然重要，但其研究所选择的树轮采样点均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周边的山上，这点值得注意。为此，邵雪梅等人选择了更为干旱的柴达木盆地内部的树轮做降水量的重建工作。因此，对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历史上的降水情况需要慎重对待，综合各种重建结果后再做结论为好。
因此，作者将青藏高原的干旱与鼠疫大爆发联系起来还是缺少充足的论据，强行将鼠疫按在青藏高原的做法非常冒险。
干湿变化不能代替极端旱涝
干湿变化与极端旱涝事件是完全不同的气候现象，并不能轻易地混为一谈。干湿变化指的是一个区域多年内降水多少的变化，侧重于长时段整体的干湿特征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则指的是“特定时段内某类气候要素量值或统计量显著偏离其平均态、且达到或超出其观测或统计量值区间上下限附近特定阈值的事件”（郑景云，郝志新，方修琦等：《中国过去2000年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1期，第3页）。现今科学上普遍使用的标准是采用某类气候要素量值或统计量在某一个时段内的概率密度函数，并用该事件发生概率≤1%或5%或10%等几种情况来定义极端气候事件的阈值标准。
因此，极端旱涝的重建有属于它专门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研究成果，并不能简单地由干湿变化的研究结果代替。然而，作者在全书中给出的极端旱涝灾害的判断均缺乏明确的发生概率。比如，在论及13世纪60年代气候不稳定性加剧处，作者说到“在整个亚洲，季风的力量开始变弱，这在13世纪70年代引起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由大干旱导致的歉收”（208页）。作者的表述并不严谨，1270年的确发生了出现概率在10%的极端干旱，但是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当年长江流域、西南地区和华南均没有出现极端旱涝。而且，1270年的极端干旱也并非一个世纪以来首次由大干旱导致的歉收年份。我们翻开中国的史书便能发现此前一百年有数次因极端干旱所带来的农业严重歉收事件。1204年华北发生大旱，“自春至夏，诸郡少雨”，到年底旱灾已经引发人口买卖，官方不得不“敕陕西、河南饥民所鬻男女，官为赎之”（《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中华书局2013年版，270页）。1221年华南地区发生严重旱情，“是岁……浙、闽、广、江西旱，明、台、衢、婺、温、福、赣、吉州、建昌军为甚”（《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1446页）。官方因此对浙东、江西、福建诸路给予了赈济。1239和1240两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旱，前一年九月“江、湖、浙东、建、剑、汀、绍旱伤，核所部州县常平仓之储，以备赈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宋纪》第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2016年版，4616页）。转过年来正月“临安大饥，饥者夺食于路，市中杀人以卖，隐处掠卖人以徼利，日未晡，路无行人”（《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宋纪》第一百七十，中华书局2016年版，4641页）。以上仅举数例，1170年至1270年间实际发生的极端干旱事件并非仅有以上几年。
另外，作者对西藏东北部极端干旱事件的认识也值得商榷。“在青藏高原，1255-1260年连续6年干旱，其中最糟糕的是1258年。”（261页）但这样的极端干旱事件的发生概率究竟如何，作者并没有去界定。作者只是做了这样的对比“1255年是1207年以来最干旱的年份，1258年是1200年大旱灾以来最干燥的年份。……在青海，1271年的旱灾远比1258年严重，成为自360年以来最干燥的年份”（261页）。
然而，在缺失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多少年一遇”的判断是极其冒险的。中国的科研人员根据青海柴达木盆地树轮记录，重建了过去2800年来的极端干旱事件。结果显示13世纪柴达木盆地的确发生了一次发生概率为0.32%的特别极端干旱，但同等强度的干旱在10世纪和12世纪也分别出现了一次（黄磊，邵雪梅，刘洪滨：《树轮记录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过去2800年来的极端干旱事件》，《气候与环境研究》2010年第4期，379-387页）。因此，并不能将1271年青海的这次极端干旱简单判定为360年以来最干燥的事件。
当然，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还是为了论证13世纪中叶青藏高原东北部突发的极端干旱事件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增加了人类与病菌及病媒生物的接触，从而将鼠疫从当地带向了世界。然而，这样的判断还是没有为佐证鼠疫爆发于青藏高原提供更可信的证明。
模糊与失真的中国
本书将气候变化作为串联起亚欧大陆中世纪晚期历史进程线索的著作，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认识并不能够令人满意，这就使得全书中作为西方参照系且与其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国处于一种模糊和失真的状态。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不同海洋-大气环流模式下欧洲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做了详细的区分。作者对北大西洋涛动强盛时欧洲不同区域的气候情况非常了解，“向西的冬季风暴路径偏向北，由此‘剥夺’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降水，并在温暖而潮湿的欧洲西北部与炎热而干旱的欧洲南部和北非之间创造出一种明显的气候对比”（47页）。同时，“较强的正位相北大西洋涛动升高了北大西洋的海面温度，使欧洲西北部免受寒冷、干燥和极地空气的冬季入侵，并在欧洲北部和欧洲南部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降水梯度”（49页）。而当北大西洋涛动减弱时，“欧洲南部和北非的降水量增加，而极地高压的侵入为欧洲北部带来了严寒和干燥的天气”（213页），“深冬的寒潮侵入欧洲北部，……欧洲南部和北非带来了更多的降雨”（408页）。作者从海洋-大气环流变化的角度切入，准确地给出了“大转型”过程中欧洲北部气候变化的表现，进而将这种寒冷、干燥气候所带来的危害与当地人口减少和农业种植结构变化联系在一起，成功构建起了社会与生态间的整体性，这是本书的亮点与特色。而且，如果能够建构起中国气候变化与北大西洋涛动之间的遥相关关系，则可以实现亚欧历史解读上的新突破。
遗憾的是，作者对于中国气候特征的表述却显得很模糊。仅仅通过季风强弱来去判断中国南方降水的多少，甚至整个中国东部地区降水的变化，是相当大胆的。因为中国东部地区的旱涝格局变化虽然受到海洋-大气环境转变的影响，但两者的作用机制异常复杂，对应关系远没有欧洲那般简单。而且，在中国的农业生产结构方面，作者只一再强调旱涝对水稻生产的危害，并未提及小麦和豆类等其他作物，也没有涉及元明已经广泛种植的诸如棉花等经济作物，似乎有些遗憾。这让中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内容显得格外单薄，难以顺利完成对中国与欧洲应对气候变化复杂性上的对比。
作者对于青藏高原气候的认识使其鼠疫源自中国的论断失真。即便是极端干旱能够促使鼠疫向人类传播，青藏高原在1250到1260年代的极端干旱放在整个历史长时段看也非特殊和唯一。而且，13世纪后期也并非柴达木盆地历史上典型的干旱阶段。因此，气候变化并不能成为论证14世纪欧洲鼠疫源自中国的新证据。
作者一再强调中国史与欧洲史在气候主导下的同步性，值得称赞。但在同步性的论证中，中国一方的历史气候并没有显得很清晰和准确，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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