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四五十年代，爱尔兰爆发大饥荒，数百万贫苦民众无以果腹，只得漂洋过海，希求移民他乡开始新的生活。关于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的记载，往往由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半真半假和冷冰冰的统计数据组成。《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这部历史作品则对这段历史做了另一番呈现：当饥肠辘辘的人们奔向海边，令人失望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没有足够可供远航的船舶可以搭乘。而那些费尽千辛万苦踏上甲板的人，也同时把一只脚伸进了棺材——黑暗、潮湿、拥挤是漫长旅程的主基调，疫病肆虐之下，饥饿、脱水与眩晕完全不堪一提。许多人在船上死去，随即被抛入大海，因此移民船也被称作“棺材船”，成为19世纪移民航行中臭名昭著的标签。作者爱尔兰历史学家奇安·T.麦克马洪(Cian T. McMahon)对移民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部分——旅程本身提供了充满活力的新视角。
2024年6月14日下午，由苏州大学历史系魏涛副教授主持的长三角历史沙龙策划并举办了《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以下简称《棺材船》）的圆桌讨论会。报告人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初庆东副教授，他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与谈人有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陈瑶副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伍斌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教授陈丹丹创办的全球学术平台“全球研究论坛”（globalstudiesforum.com）在B站官方账号上对此次圆桌论坛进行了现场直播。本文内容整理自嘉宾发言，经发言人审定。
译者初庆东近年主要关注16-17世纪英国的法律社会史，在发言中他分享了这项翻译工作的心得体会，并从三方面谈了《棺材船》在学术上给他的启发：
一，从英国史到不列颠史：研究视域的大幅扩展。
《棺材船》突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以爱尔兰移民为纽带，关注爱尔兰人在“英帝国”的遭遇，着重探讨爱尔兰人在“不列颠”的迁徙，从爱尔兰启程前往英格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初庆东认为，这无疑有助于国内学界思索英国史的研究视域问题，因为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将英国史基本等同于英格兰的历史，而对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缺乏足够关注。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与爱尔兰四者在英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择取有效的概念来含括四者，成为二战后学界在英国加入欧共体、殖民地独立浪潮的历史变局中不断思索的时代命题。“不列颠史”便是英国学界回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的钥匙。
在著名政治思想史家、“剑桥三剑客”之一约翰·波考克看来，“应该突破传统的以英格兰历史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强调历史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元的文化，首先在于如何定位爱尔兰的历史，既要保证爱尔兰史学的独特性，又不能使其脱离不列颠的历史叙事。为了兼顾爱尔兰史学家反对不列颠群岛的传统提法，波考克用不列颠史来论述早期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不列颠史”已然成为当代英国学界的共识，由牛津大学史蒂文·冈恩等历史学家召集的研讨班便是以“近代早期不列颠”冠名，而非国内更为熟知的“近代早期英国史”，便是一例。
二，倾听移民自己的声音：研究方法的独辟蹊径。
《棺材船》的作者麦克马洪通过爬梳三大洲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爱尔兰移民的书信和日记、政府文件及报刊，聚焦爱尔兰移民的亲身经历。他专辟一章详述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其目的不是干瘪地叙述事实和数字，而是饱含深情地将这些实物视为遥远的亲友用以修复脆弱的社会关系的手段。读者不难发现，麦克马洪在书中大段摘引爱尔兰移民的书信内容，作者辩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增强移民自身早已消失的声音。
我们对爱尔兰大饥荒的固有印象往往停留在马铃薯歉收引发大饥荒、大饥荒移民高企的死亡率等方面，但对大饥荒中的爱尔兰人的求生策略所知甚少，而《棺材船》的贡献就在于重新发现移民的声音，通过书信和日记倾听移民自己的声音，这一点难能可贵。作者有着深切的生命关怀、悲天悯人的同理心，将数百万爱尔兰移民看作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而不是冰冷的数字。作者通过重构爱尔兰移民的地方网络与跨国网络，透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全球扩展对爱尔兰移民的影响。
三，关注海上航行的过程：研究内容的推陈出新。
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远航船上的社会动力学不仅受到沟通不畅和暴力的影响，也由齐心协力和大无畏的精神所形塑。本书即透过乘客的日常生活来观察海上航行如何影响移民”。对移民海上生活的关注是重要的，因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研究视角，致使移民在海上航行的过程被遮蔽。《棺材船》以海上航行的旅程为中心，全书五章内容依次考察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人在启程、航行、抵达的过程中同心同德、相互支持的复杂面相。从挥泪告别故土到路遇利物浦的骗子和盗贼，从乘坐的船只启程远航到远航途中海上的生死历程，再到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目的地，这一海上航行的过程本身值得大写特写。不唯如此，爱尔兰人的海上航行是19世纪全球网络的连接链条，为理解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麦克马洪通过剖析爱尔兰人的海上航行，凸显爱尔兰移民的智慧、勇气和决心，借此为“棺材船”正名。
尽管学界已有著作探讨海盗、船员和奴隶在海上的经历，但尚未关注到移民在海上的经历，这是饶有趣味的问题，因为每个移居海外之人都会耗费数周或数月在海上漂泊，而《棺材船》的出版无疑弥补了这种不足。此外，《棺材船》对海上航行过程的关注，也意在让读者“学会同情和支持那些就在今晚带着行李前往港口、驶入黑暗中的人”。
在初庆东的分享之后，主持人魏涛补充谈到，麦克马洪的《棺材船》可以和匹茨堡大学历史系的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的《奴隶船：一部人类历史》（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进行对比阅读。
《奴隶船：一部人类历史》（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
《奴隶船：一部人类历史》主要研究奴隶船，侧重考察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及其背后所暗含的人口迁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奴隶从非洲西海岸被贩卖到加勒比海地区，然后来到北美。魏涛指出，雷迪克讨论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但是它没有分析族裔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性。但是，在非洲内部、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北美，族裔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商就偏好进口来自赞比亚和塞拉利昂的非洲奴隶，而对来自今天刚果地区的非洲奴隶却一直心有余悸，主要是因为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1739年爆发了一场由来自刚果地区的非洲奴隶发起的反叛。麦克马洪的《棺材船》强调爱尔兰裔这个族裔身份在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
另外，魏涛还指出，雷迪克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历史学家，但麦克马洪并不是，尽管二者都倡导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麦克马洪强调爱尔兰移民的亲身经历，包括他们从上船，在船上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抵达目的地的特殊经历。比较遗憾的是，麦克马洪不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这本书里没有讨论由爱尔兰移民发动的叛乱，以及爱尔兰移民的暴力反抗。相比之下，在《奴隶船：一部人类历史》里，雷迪克时常讨论奴隶反叛和阶级冲突。关于奴隶船上的奴隶反叛，雷迪克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阿米斯塔德叛乱：一部关于奴役和自由的大西洋奥德赛》（The Amistad Rebellion: An Atlantic Odyssey of Slavery and Freedom）。而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1997年拍摄的《断锁怒潮》（Amistad）就是以阿米斯塔德叛乱为主题。
《阿米斯塔德叛乱：一部关于奴役和自由的大西洋奥德赛》（The Amistad Rebellion: An Atlantic Odyssey of Slavery and Freedom）
电影《断锁怒潮》剧照
接下来分享阅读体会的是厦门大学的陈瑶，长期以来她学习、研究的领域是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去年她的新著《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出版，将学术目光投向长江上流动的船民。陈瑶先后求学于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上受历史人类学影响颇深，对于书信、档案等文献的解读很有经验。她认为，《棺材船》一书的实证研究史料扎实，叙述细致有趣，译笔流畅文雅，好读又给人以启发。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经验，她从三个方面谈了她的阅读体会。
首先，作者的现实关怀是对近年来欧洲难民问题、劳工问题和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很深的契合。这种契合，最根本的，体现在我们所搜集和使用的史料的类型和性质上。
麦克马洪表示，他选择的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研究路径，而相关路径的社会史研究已经书写了水手、海盗、奴隶等社会群体的历史，但他们这些社会底层群体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历史资料，而爱尔兰人大饥荒时期的移民则留下不少书信、日记，还有档案和报纸中的信息和描述相印证，可以很细节地展现爱尔兰大饥荒时代移民的逃难生活。麦克马洪谈到，在资料上他觉得很遗憾的，是没有找到用威尔士语书写的信件，因此现有的史料证据无法充分代表在移民整体中一贫如洗的穷人。
那么，就他找到的移民书信和日记，如何处理和解读这些文献，麦克马洪在《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一部分进行了深刻的史料批评和方法论反省。他认为连贯的、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不适用于该书使用的书信资料，这点与华侨侨批的研究极为相似。麦克马洪承认，他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极为直截了当的摘抄引用。关于19世纪中期爱尔兰农民到底拥有什么水平的书写能力，麦克马洪认为，大多数爱尔兰乡村人口是文盲，目不识丁，无法亲自写信，书信是找人代写的，一些书信、日记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也证实了书写者的文化水平较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移民书信中有三分之一出自女性之手。在对这些书信史料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麦克马洪提出，应当关注19世纪中叶爱尔兰本地的社会经济、地域、性别、年龄、语言等差异，并对这些因素与爱尔兰农民读写能力之间的互相影响的方式，展开研究。陈瑶由此联想到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关于乡村人口“识字率”和读写能力的深入讨论，她感觉，相较于麦克马洪所述爱尔兰的情况，似乎中国史研究中可以搜集和处理的文献对象更丰富。
就麦克马洪所提出的“共同体”概念来说，报纸可能是作者处理的更重要的一类史料。报纸报道对于移民的共同体意识或者说“棺材船”刻板印象的形成，到底起到多大的影响，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二，《棺材船》一书主要谈的是19世纪中叶大西洋航海移民的故事，很多中国读者自然会联想到19世纪中后期华南地区主动、被动前往海外各国的华工群体，在这个议题上，两者或可稍作比较。麦克马洪在《中文版序》中特别提到，1852年秋，从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启程来厦门的“格特鲁德”号，在厦门征募300多名契约华工，启航驶往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充当劳工。他认为契约华工的遭遇与《棺材船》中逃离饥荒的爱尔兰移民非常相似，航程中乘客的死亡率也差不多。麦克马洪甚至认为，“棺材船”这一术语带来的刻板印象，遮盖了爱尔兰移民的声音，类似的，“苦力”（Coolies）一词也同样遮盖了19世纪契约华工的鲜活生命历程。契约华工很少能够书写文字材料，不过，他们也留下一些找人代写的零散的侨批，侨批既是汇款，也是家书，目前像厦门，还有很多福建、广东各个侨乡出版了很多侨批汇编资料，其中有一些不具备“归户性”的侨批书信，较难与原来归属的家庭和乡村勾连起来，所以侨批文献的利用在方法上存在难度，这与《棺材船》一书遇到的方法论上的困难是一样的。“虽然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据我观察，一些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的学者现在要寻找契约华工、早期华侨的生活印迹，最好的方法就是前往他们生活过的社区，从他们的子孙后辈的生活中发现他们留下的文化基因。”陈瑶说道。
最后，陈瑶分享了阅读《棺材船》，她注意到的一些史实上的细节。例如，所谓“棺材船”上的生活条件，实际上有医生、基本充足的食物供应。船运公司，如科普家族邮轮公司档案说明，邮轮公司竞相提供最好的船上条件，承租最好的船只。英美政府甚至在1847—1855年间多次更新《乘客法案》，确保正常的移民船只不会太拥挤、有更好的通风条件并配备更舒适的补给品。所以，有乘客写信给亲友说在船上过得很好，身体很健康。相比之下，契约华工的旅程应该辛苦很多。
东北师范大学的伍斌专注于移民史研究，他认为《棺材船》为中国学者展示了一项典型的跨国移民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他在发言中说：
移民，尤其是早期移民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之所以说他们特殊，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说其是普通人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可能比普通老百姓更加普通，更为贫困。这里所说的他们中的多数，不排除部分受过教育，在经济上也比较宽裕者。另一方面，他们是一批极其不平凡的人。为什么说他们不平凡，一个层面是他们移民的勇气和所经历的艰难。可以想象一下，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可能离开自己生活的村庄都不是容易的事，更遑论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尽管他们尽可能地做好了各种准备，但是路上的突发情况和各种意外仍然让他们措手不及。死亡也是他们时常要面临的事情。这种经历，没有超凡的勇气和毅力，是很难迈出移民这一步的。另一个层面是，这些移民作为文化的载体，他们在促进文化交流，甚至新文明的生成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肯定移民的勇气和毅力的同时，不能过分夸大他们的勇气和毅力。海外移民总体来说其原因无外乎内部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而内部的推力往往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爱尔兰移民便是在天灾人祸之下被迫移民的典型。与其说他们有多勇敢，不如说他们是被逼无奈和求生的本能。这与当代移民不太一样。当代移民也有在母国无法生存而移民海外的，但更多的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移或者不移更多的是内部的推力作用，而往何处移，则是外部的引力所致。
在《棺材船》这本书中，作者试图“更全面地了解饥荒期间的爱尔兰移民，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作者实现了这种写作目标。这本书非常真实和详细地展示了移民的过程。“从启程前与海外亲友的联系到如何筹钱购买船票，从如何了解所有相关信息到以何种方法抵达启航港口，从如何才能上船和在航行中发生的一切到抵达目的地之后如何上岸找到立足之处”等等，不一而足；即描述了移民在旅行途中的苦难和心酸，也涉及其中不多的愉悦和快乐时刻。可以说《棺材船》这本书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即海洋漂泊中的移民。最近比较活跃的海洋史更多的关注物资、商品、各种动植物、信息等跨大洋的流动，但是人的流动似乎被边缘化了。事实上，在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中，上述各种要素的流动都离不开人的流动。而《棺材船》则细致地展示了一部移民在海上漂泊的生活史。
作者运用跨国视野对爱尔兰移民的旅行经历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与以往学者关注爱尔兰去往北美的移民不同的是，《棺材船》也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去往澳大利亚的移民。强调在全球网络下移民的体验。这是颇为典型的跨国研究。不过话又说回来，移民史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国属性，如果以移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跨国方法是必然需要用到的方法。
在用到跨国方法的同时，《棺材船》也进行了非常出色的细致研究。这种细致的研究展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即对历史中普通生命的体验的关照，同时也将移民史的当然主角，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忽视的主角——移民，放在了移民史书写的中心位置。很长一段时间，移民史学界关于移民历史的研究其重点仍然是各种层面的移民政策，其主角仍然是民族国家，以及对这些政策施加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除了个别特别重要的移民人物外，普通移民在这些移民史的书写中仍然处于失声的地位。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客观的障碍，占总人数比超过99%的普通民众，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研究的材料，尤其是文献资料，要建立这些人连贯而有逻辑性的叙事，其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微观的实证研究是非常见功力的。伍斌表示：“我个人是非常钦佩这种揽九州史料来做实证研究的论著。从这本书的参考资料可以看到，其史料涉及爱尔兰、英国、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正是在这些丰富文献的基础上，作者对爱尔兰移民的旅行经历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其叙述非常生动，细节感人，可以说即便不是研究者，广大普通读者也会为书中精彩的故事所吸引，为移民的各种遭遇而牵动心绪。”
最后，伍斌谈及《棺材船》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的意义。首先，毋庸置疑的是，这对我们总体认识世界和相关国家有帮助。其次，伍斌指出学术研究还是要多一些包容，不要过于强调有用无用，不能排斥微观研究，微观研究不等于碎片化，只要是基于史料扎实，对相关领域有所开拓，能够提供新知识和新启发的研究就是好的研究。《棺材船》就是这样的研究。他强调了扎实的实证研究训练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就书名“棺材船”，伍斌分享了他与作者不同的看法。在作者看来，以“棺材船”这一术语作为描述大饥荒时期的移民航船状况的流行表述，会使爱尔兰移民被束缚在“棺材船”的形象中，忽视了他们的活力、创造性和能动性；“这种表面的刻板印象不经意地剥夺了移民的人性，将他们的声音淹没在历史档案之中。”伍斌认为，作者不必急着否定“棺材船”，“书中也提到，爱尔兰人移民到海外的路途中的总体死亡率大概是3%左右，这当然与以前有些研究强调的10%、20%甚至更高的死亡率有很大的差距，但事实上3%的死亡率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死亡率，爱尔兰的200万移民，就意味着有大约6万人在旅行的途中丧生，就此而言，将装载移民的船只形象地称之为‘棺材船’似乎也谈不上毫无依据。这种死亡率也在事实上证明了移民在途中的艰辛与危险。”最后伍斌说道，“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在想象与爱尔兰人几乎同时的华人移民，他们又是一种怎样的经历？他们在准备出发、在航行途中、在抵达目的地后是否也经历了与爱尔兰人类似的体验？还是说那些华人移民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我对这些问题充满了好奇和无限遐想。我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一本讲述华人移民在海上的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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