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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种植的全球史

稻米是现代人类的主要粮食。既然农作物相同,种植方式和农家生活便自然相近,包括在每一个春天,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种植稻米的农民都在焦急地等待同一事情——第一场大雨。

稻米是现代人类的主要粮食。既然农作物相同,种植方式和农家生活便自然相近,包括在每一个春天,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种植稻米的农民都在焦急地等待同一事情——第一场大雨。天降甘霖,农民便可以将秧苗移插到大田里了。

哈蒙德(Winifred G.Hammond)把这种心情,通过虚构的人物活灵活现地表达了出来。她说,如果你到了印度,你可能见到辛格先生正在巡视他的稻田。稻田的泥土早已被太阳晒得干涸到即使犁头也翻动不了的地步。辛格先生拾头望着灼热的天空,喃喃自语:“唉!什么时候才下雨?只要下雨,我便可以立即插秧了。”他的太太和儿女待在泥草盖搭而成的屋子内。在4、5月时,热浪逼人,除非在早上和晚上,大家都避免进行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当辛格先生进屋,辛格太太问道:“看不看得到云?”他摇了摇头,说:“还没有。让我们一起祈祷下雨吧!”

在印度数千里外的韩国,蔡先生有着类似的心情。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向外面地上的雪张望,他想,雪减少了,很快便会消失了。他关上门,对太太说:“我想我们可以明天移秧,今年的春天来得迟,已经是5月中旬了。”蔡太太张大眼睛说:“每天夜晚仍然会结霜,把秧苗都冻住了。”蔡先生回答:“就是这样啊!我现在每晚都出去在培田上洒水保温,好让秧苗不会冻坏。每天早上又把水放走,好让阳光的热力不会被水减弱……”

在菲律宾群岛,克鲁兹先生跟他的孩子们说:“今日带上那头懒惰的水牛,将它在河中洗擦干净,明天它要工作了。到时我会用一根绳子穿过它的鼻孔,驱使它在稻田上走呀走。已经下雨了,是时候移秧了。”孩子们都很高兴,嚷着明天跟爸爸一同下田。克鲁兹笑着说:“可以,可以,我们一起去,到时我牵引水牛在田上拉着耙来回走,你们两个可以骑在牛背上呢!”

不止印度、韩国和菲律宾群岛,还有中国、缅甸、泰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只要是种植稻米的地方,农民的日常担忧都大同小异。他们最担心天气——春天会否迟来抑或太冷?雨水会否太少或太迟?会否有洪水把农作物冲走?……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和经济被认为是两个独立且不相关的概念。即使没有人否定农业的重要性,农业也往往被排除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之外。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国内的粮食生产尚不能自给自足,一旦开战,粮食不足的问题,便会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政府于是将目光投向农业改革,邀请了卜凯等外国农学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开发高产的水稻和小麦品种,以求养活更多的人口。尽管政府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却认为农业无关乎国家的现代化。对政府来说,现代化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尤其是重工业。

在国策上追求粮食自给自足,不等于中国的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单位。陶尼(Richard Henry Tawney,1880—1962)在1932年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并非单单为了果腹,更重要的是针对市场所需。在山东,农民尽量将小麦卖出,而自己吃较廉价的高粱,这个情况也见于四川省成都市。他又利用卜凯在中国各地调查的共2866个农场的数据,得出53%的农产品是卖到市场的,其中包括超过1/3的水稻,1/2的小麦、豆类和豌豆,2/3的大麦,以及3/4的芝麻和蔬菜等。陶尼的结论是,在中国,无论是棉花、茶叶、烟草和丝绸等经济作物,还是粮食作物,主要都是为了出售而种植的。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1902—1998)也质疑农民对市场活动一无所知的说法,问道:“读写能力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即使农民是文盲,也不等于他们对投资和回报缺乏敏感度。舒尔茨指出,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甚至那些被西方视为落后的地区,农民都会对市场做出反应。例如,中美洲危地马拉的帕纳哈切尔(Panajachel)地区,地处偏远,以耕种为主,但从来不是自给自足地孤立地存在,而是紧密地融入更大的市场。该地的农民勤俭持家,也精于交易。他们将农田租出,或将庄稼卖掉,换取金钱,好让他们在市场上换取家庭日用品或农具。美洲原住民也是如此,他们会在自己耕作与做他人雇工之间做出理性的比较。同样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旁遮普(Punjab)邦的棉农,与他们在北美的同行一样,会因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做出生产的改变。

罗友枝(Evelyn Rawski)表明,市场状况甚至影响了一千年前中国农民对农产品的选择。占城稻这种耐旱的早熟稻品种,在11世纪前期已经被引进中国,促成了华南地区如广东和福建的双季稻种植。虽然占城稻有种种好处,这一新的稻米品种却无法打入江南的农业生态系统。苏州的农民还是宁愿继续种植粳米。这种本地稻米虽然种植时间长、产量低,却在市场上得到了更好的回报。

自16世纪开始,中国水稻的产量有了长足的增长,其背景不是人口压力,而是海上贸易。首先是日本发现银矿,导致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是浙江和福建)的商人纷纷利用帆船,满载丝绸和瓷器,开到长崎,以求交换白银。这突如其来的蓬勃繁荣的私人海上贸易,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常规,被明朝禁止,而海商被视为私客甚至海盗。但利益当前,帝国的禁令无法阻止白银贸易。占据马六甲海峡的葡萄牙商人,马上占据澳门,充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中介人。当时中国白银的来源,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当地不产白银,但当1565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便利用这个港口发展对华贸易,出口他们得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到了18世纪,日本的白银矿藏已经所余无几,而西班牙的海洋帝国也走向衰落,但英国东印度公司乘时接棒,把公司从欧洲赚取得来的白银运到中国广州,交换茶叶。

明清的长程米粮贸易是从蓬勃的海上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在白银贸易下,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都成了国内丝绸、瓷器和茶叶出口的总汇,也是外国白银进入中国的港口。城市的经济规模扩大,不断从本省农村和邻近省份补充劳动力。无论是本省的,或者新到来的人口,都变得比以前富裕。他们逐渐放弃吃粗粮的习惯,餐桌上改放更有体面的稻米。正如安部健夫所言:“只要把一般人的想吃更好吃的东西的欲望看作问题,米谷就的的确确是不足的。”邻省的农民,针对这个庞大的新兴市场,纷纷投资和发展种植廉价稻米,再利用大江大河转运到这些沿海商业城市。在这个发展势头下,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米谷贸易便因而蓬勃起来。

中国对大米需求的增加和发展是与世界其他地方同步发生的。1670年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洲东南沿岸的南卡罗来纳建立查尔斯镇(Charles Town),并开始在当地种植稻米,作为从欧洲新来移民的粮食。不过由于缺乏经验,以及资源投资有限,早期的稻米种植点多选择在不受涝害影响的高地。缺点是收成不多,仅够应付本地的需求。随着查尔斯镇的发展,以及更多拥有经验的欧洲稻农的到来,在18世纪头十年,稻米已经成为南卡罗来纳的最主要农作物。不过南卡罗来纳稻米的真正发展,是1731年英国国会容许从南卡罗来纳出发的英国货船装载稻米到达欧洲。这个弛禁命令,让南卡罗来纳的农民看到了潜在的庞大的海外稻米市场,开始花费巨额金钱和大量人力,在低地修筑灌溉系统,种植水稻。果然,1731年后,南卡罗来纳的稻米出口持续增长,而1760—1780年欧洲的农业失收,更把这个美欧的长程稻米贸易推到新的高峰。为了投入更多劳力、增加产量,南卡罗来纳从西非输入大量黑奴。1770—1775年,到达南卡罗来纳的非洲黑奴,40%都是从事稻米耕种的。在1785年一艘抵达查尔斯镇的从事黑奴贩卖的货船上,船主广告中便写着船上的黑奴都是勤力和精于耕种稻米的。

供应欧洲市场的也有来自印度孟加拉(Bengal)地区的大米。1820年前,孟加拉地区已经成为欧洲主要的稻米进口地区。1912—1913年,孟加拉地区的大米出口超过一千万英担(cwt),约相当于五亿千克。进口国家和地区包括锡兰、英国、法国、德国、毛里求斯、东非、南美、西印度群岛和阿拉伯等。不过,并非所有的孟加拉大米都能达到市场要求的质量。孟加拉大米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叫aush,是耐旱的早熟稻米品种,4月至5月播种,生长期只需100~120日,7月至9月便有收成。不过aush质量低下,不大能在市场出售,所以多是作为耕种者自己食用的品种。第二种叫boro,在潮水涨落的地方种植,12月至2月播种,4月至5月收成。与aush一样,boro同样是粗粮。第三种是aman,是秋冬品种。aman的特点是它需要悉心栽培,不过在市场上,与前两种品种比较,aman的质量是最高的,也最受市场欢迎。

总括来说,自16世纪开始,在地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包括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稻米的产量大大增加。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应单纯用人口压力来解说。稻米的商品化,是愈来愈多人放弃杂粮的表现;而食用稻米,不单是因为口感问题,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示。所以,1958年的广州人,即使在困难的日子里,也不大愿意吃番薯。同样的情况是,在2010年,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呼吁人们多吃稻米以外且较为高产的碳水化合物(包括玉米、西米、木薯、番薯、土豆等)时,印度尼西亚社会有很大的反应。一个23岁的印度尼西亚学生对记者说:“我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是吃米饭的。”“如果我不吃米饭,便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吃过,我还可以吃什么东西?”记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在传统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稻米是尊贵的餐桌主粮,不像木薯那些根茎类杂粮带着贫穷的含义。

(本文选摘自《想吃好的:明清中国的稻米种植和消费》,张瑞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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