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2日下午，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第四十九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本次研习会和“清朝与内亚工作坊”合作举办，主题为“帝国·边疆·移民——简牍学与内亚学的会面”，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孔令伟，希望以“移民”的话题为桥梁，跨越领域与断代的鸿沟，促进简牍学与内亚学两大领域的青年学者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秦朝洞庭郡迁陵县的移民
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游逸飞根据近年最重要的出土简牍之一——里耶秦简，探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遗址的移民问题，亦即战国楚国旧地、秦朝洞庭郡迁陵县的移民问题。游逸飞2012年曾亲访里耶古城，深深感到其僻处深山、交通不便。科技发达的今日尚且如此，二千年前的迁陵县只会更加闭塞。然而游逸飞研究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迁陵县的驻军、官吏，惊讶地发现他们全是外郡人，本地人竟然无法在家乡担任小吏，修正了我们对秦汉史的既有认知。当地平民与刑徒亦有大量外地人口。“深山里的外来移民”现象不仅吻合杜正胜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历史脉络：“秦分置天下为郡县，派遣守令治理，郡守县令都是秦人。在山东人看来，这些秦吏都是征服者，是外国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洞庭郡迁陵县几可视为秦朝在楚国旧地、深山之中设置的殖民地。
循此脉络，游逸飞注意到完整的里耶古城可能只是面积约四万平方公尺的小城。若无里耶秦简出土，考古学者只会将之纳入”军事堡垒”的分类，将无人知道两千年前秦始皇在湘西山地筑城置县。换言之，里耶古城并非一般的县城，其军事性质不容小觑。而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官吏与编户齐民的数量有限，亦反映当地自然聚落缺乏置县的经济、社会基础，秦始皇在此置县的政治、军事考虑更加突出。
不管里耶再怎么偏远，当地终非一片空白的处女地。秦始皇在湘西山地设置迁陵县，对当地土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游逸飞指出里耶户籍简里“荆不更”等楚爵记载，反映迁陵县的编户齐民里存在一定比例的楚人。里耶秦简9-2307则反映濮人、杨人、臾人等当地土著不能住在迁陵县城里，大多应被驱赶到更偏远的深山之中。秦朝区分移民与土著的政策昭然若揭，但其中仍有更多细致的区分值得我们深究。
湘西里耶古城复原一景（游逸飞 摄）
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移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凌文超指出，随着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陆续刊布，临湘侯国这个即使在孙吴境内也不太重要的地域，逐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以本次研习会探讨的“帝国”主题来说，过去我们的研究不是重视中心，就是关注边疆，中心与边疆之间的内地，反而常常被不经意地忽视。其实中心与边疆都过分特殊，最能真实体现国家统治普遍状况的地方，很多时候既不在中心，也不在边疆，而在最平常、最一般的内地。那里往往有最能体现国家统治力及其治理效果的日常行政秩序，也正是那些凡常而广袤的内郡县，支撑着中心的繁华兴盛，也影响着边境的伸缩消长。相较于里耶秦简反映的边疆小城，走马楼吴简呈现的临湘侯国更适合当作内地的代表。孙吴历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中心如建业、武昌的盛衰，边疆如江淮防线的攻守和交州的经营，更体现在整个江南地域的普遍统治情况，尤其是人口管理、经济开发、物资征集等情形，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孙吴的进退存亡。
吴简中所见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移民，其身分主要有新占民、私学、州军吏、师佐、叛走者和生口。相关简例分属于《隐核新占民簿》、《举私学簿》、《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兵曹徙作部工师及妻子簿》、《郡县吏兄弟叛走人名簿》、《生口买卖簿》等簿书。
隐核新占民的目的在于将方远客人占着户籍，既加强对流徙吏民的管理，又增加孙吴编户民的人数。流民占上户籍是汉代以来的例规，然而，这次隐核新占民却由太常府发出指令，由劝农掾临时清查。事实上，隐核新占民是“举遗脱为私学”的预演。因为两者针对的都是遗脱、流民，在隐核新占民的过程中，各级官吏自然会有意识地隐匿其依附民，致使即将到来的举私学难以顺利而有效地搜括出更多的遗脱。
举遗脱为私学，是孙吴安置流民的另一项措施，背后更反映孙权企图追夺将吏、官属的部曲、私客，借以削弱雄踞地方的豪将势力。孙吴向郡县下达了选举遗脱为私学的政令，具体由选官系统执行。孙权还规定要发遣一定数量的私学送诣宫，这样就确保能将一定数量的投附者从豪将、官僚那里剥离开来。此措施既然会导致官僚的依附者离去，损害其利益，官僚自然会有所抵制。于是我们看到官僚将临湘侯国领有的遗脱选举出来，回避了自身的依附者，由官府负担了绝大部分由举私学带来的损失。
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是根据“保质”的需要而制作的名籍。州、军吏不仅来自编户民，也来源于遗脱、流民、方远授居民，其中不少是北方南下者。以方远客人任州、军吏，且对其人身并无严格的控制，可能是孙吴建国过程中为招徕流民而实施的优待政策。正是因为不少州、军吏本为“遗脱”，孙吴官府需要经常对其叛走、物故、疾病等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制作相应的簿书，以加强人身控制。
兵曹徙作部工师及妻子簿是临湘侯国兵曹负责调徙长沙郡中部临湘、下隽、醴陵、建宁、攸、永新、罗、刘阳、吴昌、广兴、安成、茶陵等县的师佐，为征讨武陵蛮而制作兵事器械所编制的簿书。作部对师佐有严格的人身控制，且师佐按指令强制调徙。
郡县吏兄弟叛走人名簿显示，郡县吏男性家属多在始役年龄和征役时叛走，主要是为了避役和解除吏家的束缚。乡吏在核查叛吏时记录了叛吏的大致去向，供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逐捕。孙吴对诸吏、士卒父兄子弟叛走的惩罚十分严厉，不仅籍没其家产，还将他们传送大屯耕种限田，交纳沉重的限米。
吴简中有不少官方生口买卖的记录，由兵曹出售的“夷生口”很可能就是俘获的武陵蛮夷。如何处置这些蛮夷生口，据《吴书》所载，主要是“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前者即吴简所记的“部伍夷民”、“夷新兵”；后者是否直接成为户下奴婢并登入户籍，是需要再考虑的，至少有蛮夷生口部分成为了屯田民。
整体而言，孙吴对待新占民、私学、州军吏、师佐、叛走者、生口等移民，虽然采取了不同于编户齐民的控制手段，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企图从事役和赋税两个方面实现官府的最大收益。官府让他们落籍、迁移、遣送或出售都是从赋役收益的角度来考虑的。
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隐核新占民”木牍
明清河北地区的孔氏“圣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建以“北孔氏‘圣裔’源流考”为题，指出宗周以还，“华夷之辨”屡经士大夫阶层渲染，形成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波峰，而“北族汉化”未经稍歇，构成波涛下的潜流，非爬梳文献、深入基层，难辨其本色。居住河北献县，被孔府承认为“圣裔”的孔氏即是一例。孔氏其家本为驰骋塞上的故元武人，被明朝封为“达官”，调入近畿，捍御蒙古。明清鼎革，孔氏族人永吉投效清朝，藉助家族关系招抚山东，又联络孔府投清。清廷酬庸其功，编入八旗汉军，为“世管佐领”。后嗣几经修谱，竟成为兼具“圣裔”与旗人身份的豪族。直到辛亥之后，彼等才完全融入汉人。孔氏的传奇经历体现北方胡汉融合的全面彻底。可知研究“北族汉化”，不可囿于一朝，而须自长时段入手，打破断代的局限；北族政权治下的“汉化”决非单向，往往伴随着“胡化”；北族选择“汉化”，与其说出自文化感召，不如说是现实需要的驱动。“华夷之辨”作为文化概念，对“北族汉化”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由胡汉共同缔造而成。
清嘉庆十年（1805），衍圣公孔庆镕为河北献县孔氏支谱撰写的序言，承认他们“圣裔”的身份。
十八世纪的土尔扈特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孔令伟报告“流散于欧亚之间：十八世纪土尔扈特移民与西藏及清朝的交往”。他运用托忒蒙古文、藏文、满文及汉文等多语种史料，指出居住在中央欧亚地区的土尔扈特蒙古，曾经在清俄两大帝国的博弈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十七世纪初，原居于今日新疆北部一带的土尔扈特人，因准噶尔人的兴起，迁徙到今日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流域。而十八世纪下半，土尔扈特人又因与俄罗斯政府的龃龉以及清朝的招抚，而徙回新疆境内。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这段期间，游移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土尔扈特人不仅广泛地沟通了中俄双方的交流，更深刻地促成了欧亚大陆的全球化。不仅如此，依违于清俄两大帝国之间的土尔扈特人，其主体本身可以深化“离散”（diaspora）的概念，藏传佛教与帝国势力的互动亦对“离散”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十八世纪土尔扈特移民社群是深具意义的研究个案。
北京故宫藏咱雅班第达铜像。咱雅班第达为卫拉特著名高僧，也是托忒蒙古文的创制者。
结语
随着四场天南地北的移民研究报告结束，简牍学与内亚学初步达成了“会面”的目标。与会学者彼此之间均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下次会面、更深入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打下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是探讨移民，但游逸飞与凌文超两位简牍学者较为重视国家对移民的控制。他们即便关注移民本身，研究也必须从国家控制移民的手段切入，仍不脱从制度史切入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这可说是研究简牍、研究地方行政文书，必然面临的深层限制与挑战，无所逃于天地间。相反地，张建与孔令伟两位内亚学者，参考资料虽然不乏官府档案，但对移民本身的主体性、移民自己在想什么，显然着墨更多。两相比较，简牍学者不宜以缺乏史料为遁辞，必须正面应对移民主体性缺失的质疑与挑战，让简牍学研究不限于制度史，更能深入社会史，使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史书写成为可能。但内亚学者似亦可更加重视制度框架，将移民的主体性置入制度框架底下思考。毕竟人生于天地间，亦生于制度之间，无所逃于天地的同时，亦无所逃于制度。对制度框架的重视，或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像胡恒等清史学者对“皇权不下县”的老命题提出了精彩质疑，类似现象未必不能发生于内亚学之中。（文/游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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