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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之战之后:晋国与楚国的南北对峙

春秋晚期,作为四大霸主的楚国,在与宿敌晋国和新生力量吴越的角逐中败败胜胜,反反复复,可是楚国仍然生趣盎然,顿足振袂,忽而偃蹇连蜷,或而挥戈返日,天地为之低昂。

晋楚鄢陵之战

春秋晚期,作为四大霸主的楚国,在与宿敌晋国和新生力量吴越的角逐中败败胜胜,反反复复,可是楚国仍然生趣盎然,顿足振袂,忽而偃蹇连蜷,或而挥戈返日,天地为之低昂。

从楚穆王元年(前625)到声王末年(前402),大致与秦康公到秦出子同时,224年间,楚国虽然频发变故,但屡创奇迹,就像弄潮儿,忽而坠入浪涛谷,转眼之间又跃上浪峰,举手投足都牵动着中原诸侯的神经。即使经历“吴师入楚”的巨变,楚人在休养期也没有忘了诸夏,在楚惠王时代一举灭了朝三暮四的陈、蔡,将中原南部变成了楚人的腹地。不灭郑,是为了战略的需要,楚人将郑变成了可攻可退的战略缓冲带。

春秋晚期,晋国内乱,陷入了分裂局面;齐国内斗,陷入了卿权独大的状态;秦国低迷,陷入了边缘化的窘境。只有楚国,是春秋时期的常青树,成为东周“一览众山小”的超级大国。

公元前578年,晋国联合诸侯在麻隧大败秦军,这是晋麻痹楚、孤立秦战略的胜利。楚人逐渐清醒,开始采取应变措施,最终引发了晋楚鄢陵之战。

共王十六年,晋厉公六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国以割让汝阴的领土为诱饵,笼络郑国。郑国君臣唯利是图,再次背晋从楚。同年夏,晋伐郑,楚救郑。这次晋、楚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彼此不再回避。

令尹子重进取精神不足,缺乏勇猛,但谨慎守城,是一位合格的令尹、基本称职的主帅;司马子反恰相反,勇猛有余而谨慎不足。如果二人能取长补短,和衷共济,会成为很好的搭档。可是子反不尊重子重,共王不喜欢子重,君臣之间有了隔阂,这给楚师的前途蒙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共王命子反为中军元帅,子重为左军元帅,子辛(右尹公子壬父)为右军元帅。楚人尚左,一般楚王都会随左军指挥战斗。这次,共王却偕王卒随中军行动,让令尹听司马指挥,等于让司马子反做了三军主帅,违背了楚国的传统,颠倒了尊卑的顺序,破坏了治军的规则。郑与楚是同盟,“东夷”的一些“蛮军”也参加了楚师。

晋师以执政的上卿栾书为三军主帅迎击楚师。在出师前,派使者到齐、鲁、卫诸国请求出兵相助。

楚师过申县,子反向已在养老的申叔时请教。申叔时认为现在楚国对内不施惠而无德,对外不守盟而无信,违背农时出兵而无礼,谁还乐意效死呢。申叔时尖锐而客观的批评,子反听后感受如何,史料无载,估计他是不以为然。

晋国将领也不是同心同德。当时晋国以栾、荀、郤三氏势力最大,这次出征的八位将佐,郤氏占了三位,荀氏占了两位,栾、韩各一位。主帅栾书和郤至主战最力,士燮则认为战不如和;其他几位不知可战可和,服从多数。

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其地古今同名,介乎郑、许之间,离晋远,离楚近。可见晋师求战心切,不先攻郑,而是越郑境直奔楚师杀来。这次战役与邲之战一样,只打了一天,从天刚亮一直战到天黑方收兵,但规模和激烈程度远不及邲之战。战前,双方都部署严整;开战后,由于地形的限制和战局的变化,双方都军自为战、车自为战和人自为战,打成了一场混战。晋人和楚人都是出色的将士,打得异常勇猛。

晋师受楚师紧逼的约束,不易施展。鲁师和卫师尚未赶到,齐师虽已赶到但暂时还不能参战。栾书准备固守三天,待楚师引退时再反击。郤至认为楚师有几个弱点,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令尹与司马不和,以及郑师军不整肃、蛮军无阵法,不难击败。晋厉公一度准备退兵,但被身为楚裔的苗贲皇(若敖氏后人)劝止。苗贲皇建议晋军的偏师应付楚人的左军和右军,以四个主力军团合击中军王族。晋厉公采纳了苗贲皇的建议,下令出击。

楚中军顶住了晋主力的合击,打得异常顽强。同时,郑师被晋师击败,郑成公奔逃。子重虽与子反有不同意见,但他指挥左军作战是不遗余力的。天黑了,双方收兵。晋、楚两军都没有松懈,而是休整待命,准备明天继续打仗。如果不出意外,楚师可能小胜,或者晋、楚打个平手。共王派人找子反商议下一步军事计划,不料子反的家仆为了让主人解乏,违反军规,献酒给子反,子反喝得酩酊大醉,无法晋见共王。

共王虽是第二次出征,但亲临战线还是第一次,实战经验不足,不谙兵法,看到楚师不能立刻取胜,不免忧虑,白天又受了轻伤,夜间休战时又听说主帅子反喝醉了酒,以为这是天意让楚国战败,竟不向将士通报,便径自与亲随跑回方城去了。将士以为大王决定撤兵了,也一窝蜂似的连夜弃营而去。楚师遗弃在营垒里的军粮,让晋师足足吃了三天。晋师在楚师不战而退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子反在子重的敦促下也自缢谢罪了。

鄢陵之战子反醉酒误事,诚然难辞其咎。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双方胜负未分,近乎势均力敌的混战兼恶战中,谁能坚持不懈,谁就多了胜利的机会。晋厉公的品行和修养都不及共王,但他没有弃军而逃,尽到了责任。共王却临阵而逃,必定使楚师陷入慌乱之中。《史记·周本纪》说兵者危事,必须慎始慎终,稍有疏忽懈怠,就可能因“一举不得”而“前功尽弃”,这样的战例层出不穷,楚师败于鄢陵就是一例。

共王也知道鄢陵之败错在自己,临终前还为此引咎自责,请大夫在他死后给自己加上“灵”或“厉”这样的恶谥。这恰如《庄子·天地》中所说的:“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鄢陵之役楚国是不败而败,但损失要比城濮之战轻得多,只把营帐和军粮丢了个精光,实力未受重大损失;晋国是不胜而胜,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不久,晋国就接连演出了君诛臣、臣弑君的惨剧,相比之下,楚国反而稳定。鄢陵之役打醒了楚国,此后,楚加强了与秦的联系,共同抗晋,形成了晋、楚南北对峙的局面。

晋楚战争:一场全方位的大国博弈

楚虽败,但未受大损。郑也是如此,而且没有因此而背楚从晋。郑是国家间局势的“风信鸽”,政治嗅觉灵敏,它的向背往往能反映晋、楚的实力对比。郑在楚鄢陵之败后仍能从楚,说明楚的实力总体上仍略强于晋。

共王十七年,晋厉公七年,即公元前574年,郑袭晋,侵占了晋的河南之地,再次表明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是名义上的胜利者。郑有了楚的支持,也敢有恃无恐,挑衅晋的边地。果然,同年夏,为防晋伐郑,楚派公子成、公子寅领兵帮助郑守国。晋与周、齐、鲁、宋、卫、邾、曹合兵伐郑,楚令尹子重率师救郑,联军望风而退。同年冬,联军又伐郑,楚公子申领兵救郑,联军又知难而退。

同年末,晋国内乱。晋厉公宠信胥童(胥克之子)、夷羊五、长鱼矫等人,其中胥氏也是晋国的大贵族。晋成公六年(前601),执政大夫郤缺罢免了胥克下军副帅的职位,胥氏与郤氏结怨。到了晋厉公时代,郤氏的势力强大,成为卿大夫集团的核心。晋厉公为了制衡郤氏,打击卿权,便利用胥氏与郤氏的矛盾,借助胥氏的力量诛杀了郤氏的三位大夫(郤至、郤犨、郤锜),陈其尸于朝,而纳其室财。随后,胥童又率领甲兵劫持了栾书和荀偃(中行偃),建议晋厉公处死二人,晋厉公没有同意,并任命胥童为卿。但晋厉公和胥童的行为却引起了其他卿大夫的怨恨。

冬去春来,栾书和荀偃先发制人,杀了晋厉公,迎晋襄公曾孙周子为君,是为晋悼公。随后又诛杀了胥童,灭了胥氏。晋厉公诛杀郤氏,是晋景公诛杀先氏和削弱赵氏的延续,说明晋国君权与卿权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只能用暴力解决。至此,晋十一家大族只剩七家,为不久“六卿政体”的确立创造了条件。同时,晋国的权力斗争也削弱了晋师的兵威,使晋在对秦、楚斗争中很难实现质的突破,只能苦苦支撑,勉强维持,将晋、楚与晋、秦斗争,打成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消耗战。

同年,不明天下形势的舒人以为楚败于晋,有隙可乘。于是,舒庸潜引吴师围攻巢邑。楚子囊率兵东征,赶跑了吴人,并一举击灭了舒庸。

共王十八年,晋悼公元年,即公元前573年,晋悼公为稳定政局和对外争霸的需要,开始改革内政,重用卿大夫。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一族的宗主)。为了制衡卿权,晋悼公增加了六军将佐的“军尉”(副官)人数。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成效,使晋能同时抵御楚、秦,但却埋下了六卿分权的隐患。

同年夏,在楚国的支持下,郑侵宋。随后郑成公与共王合兵伐宋,夺取了宋地朝郏(今河南夏邑);另一支部队由楚子辛和郑皇辰率领,夺取了宋地幽丘。然后两路大军会合,同伐彭城。在夺取了彭城后,共王将当初逃奔到楚国的宋国桓族五人送回国,为的是给宋执政大夫华元施加压力,让桓族去对付政敌华氏,达到控制宋的目的。

同年七月,宋老佐和华喜围彭城。楚令尹子重率兵伐宋,晋救宋,晋、楚战于宋邑鼓城附近,楚师因境况不利而退却。

共王对外用兵的同时,也不忘整顿内政。右司马公子申贪黩而跋扈,接受小国贿赂,侵夺令尹子重和左司马子辛的职权,于共王二十年(前571)被共王处死。

共王二十一年(前570),令尹子重率兵伐吴。楚师首次东渡长江,一度攻占了鸠兹(今安徽芜湖东),但楚将邓廖被吴师俘获。楚师刚退走,吴师便西渡长江,攻占了驾邑(今安徽无为)。吴、楚战争拉开了大幕。

不久,子重病故,子辛继为令尹。子辛的贪黩甚于公子申,因向陈国索赂太苛,迫使陈背叛了楚。公元前568年,共王杀子辛,以子囊为令尹。楚国令尹的权力交替正式完成。

共王二十五年(前566),子囊率楚师围困陈都。晋、鲁、宋、卫、曹、莒、邾虚言救陈,然而意见分歧,迟迟不出兵。陈不得已,向楚乞和。

这一时期的晋、楚战争,重点不在“战”,而在于“交”,说明晋、楚之间的实力逐渐拉平,双方的关系开始孕育出和平的曙光。但是,双方要想得到真正的和平,势必要用武力开启。这就是春秋,和平与武力总是如影随形。

一地鸡毛:晋楚南北对峙的落幕

共王二十六年(前565)冬,楚为敲打郑人兴师伐郑,子囊为主帅。郑国在晋、楚对峙中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国内的执政大夫有点忘乎所以了,居然去袭击楚国的附庸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引火上身,惹怒了楚人。

郑国的大夫商议对策,有主张向楚人求和的,有主张向晋人求救的,莫衷一是。最终执政大夫子驷(公子騑)的建议占了上风,主张从楚。其实在公元前571年,郑成公病重的时候,子驷是建议改服晋国的,但郑成公不同意,要子驷等继续从楚,子驷谨守先君遗训。

公元前565年,郑简公即位,子驷陪六岁的郑君参加邢丘之会,并朝拜晋君。晋悼公对二人无礼,子驷怨恨晋,所以坚持与楚乞和。《左传·襄公八年》记子驷说:楚攻郑,郑人已急不可耐,我们姑且先顺从楚人,以舒缓民众的恐慌,等晋人打来了,我们再顺从晋人。我们以后就放一些玉帛和牛羊在边境上,等待楚人和晋人,这是小国应对大国最好的策略。无论楚人、晋人谁来打我们,我们都毕恭毕敬地献上玉帛和牛羊,“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乐乎”?

郑人一面与楚议和,一面派使者向晋国说明事出无奈。晋人没有表示谅解郑人的处境,但这并不出乎郑人的意料。当时晋、楚势均力敌,郑国只能左右摇摆,以前多是自发的,现在则是出于自觉,郑人形成了应变各国局势的常态。

共王二十六年(前565)冬,秦景公派人邀请楚共同伐晋,共王既不想与晋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开罪秦,只派兵到申县北部的武城,不出楚境,声援秦人。此战秦师取胜。

同年十月,晋人联合诸侯伐郑,郑向晋求和。荀偃建议拒绝议和,继续围郑,待楚人来救,以逸待劳打败楚人,让郑人彻底归附。荀?不同意,向晋悼公献出“疲军”的策略。《左传·襄公九年》记中军元帅荀?说:“三分四军……以逆来者。”即将晋的中、上、下、新(新上、中、下三军合并而成)四军各分为三部,出征时每军只调用一部,加上其他诸侯的兵源,轮番与楚师交战。而晋国在作战时,有部分兵力休整待命,楚师则不能休整,很难长久支撑。这种策略,比围困郑,等着楚师来决战要好得多。所以,争胜不仅仅靠与敌人“力战”,也在于“智谋”。

《国语·鲁语下》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孟子·滕文公上》也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就是使用智,与荀?所献的使楚人疲于奔命的良策如出一辙。郑人见楚人果然穷于应付,就转而采取中间偏晋的立场,晋师来伐则从晋“告”楚,楚军来侵则从楚“赂”晋。如此一“告”一“赂”,郑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晃到晋人那边去了。

共王二十九年(前562)四月,晋人联合诸侯伐郑,郑与晋议和。同年,应子囊之请,秦景公派右大夫詹领兵与楚师会合,共伐郑。郑简公按照执政大夫子展的既定访方略,出城迎接楚、秦联军,表示对楚无二心,并自愿助楚伐宋。楚、秦伐宋,恰如一场武装游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楚、秦刚一撤军,晋便联合诸侯伐郑。未开战,郑便求和,表示对晋无二心;同时,郑国还派两位使者通告楚人,郑将服晋;共王对此大为不满,扣留了使者。这个粗暴的举动激怒了郑人,促使郑与晋会盟,郑简公还厚赂了晋悼公。

晋与齐结盟,并使郑和宋成为自己的附庸;楚的对策是加强与秦的联盟,巩固陈和蔡附庸国的地位,尽力夺回在中原丧失的优势。就在晋悼公正在为不战而服郑自我陶醉时,秦袭晋,晋因轻敌而大败。楚与秦相呼应,当秦在为伐晋做准备时,楚又拉拢郑共伐宋,中原为之骚动。

郑国是当时东南西北转口贸易的中心,最为繁华。打仗归打仗,经商归经商。在郑国君臣和商人看来,战争只是过眼烟云,无须介怀,只要有利可图,一切皆可用,至于从楚还是从晋,则根据需要和利益而定。

共王三十年(前561),秦、楚联合伐宋,这是对晋郑会盟的报复。同年,吴王寿梦去世,子诸樊即位。第二年,共王病逝,其子熊昭即位,是为楚康王。楚康王二年(前558),在位十五年的晋悼公去世。

共王晚年在北线的主要敌手是晋悼公。北线战场,楚人与齐交好,与秦结盟,以郑、宋作为与晋争雄的战略跳板,有得有失,得失大致相当。郑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双方的交往一直是频繁的。东线的主要敌手是吴王寿梦,但这时的吴刚刚崛起,对楚还不能构成战略威胁,东线得大于失,局势比较平静。

晋国在北线与齐结盟,与秦争斗,实力均衡,难分胜负;南线的主要敌手是楚人。晋人以郑、宋等小国为战略缓冲,并扶植东南的吴国,制衡楚国。但晋、楚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直接冲突,都以郑、宋为战略屏障,打摩擦战。晋、楚势均力敌,难分伯仲。

共王晚期和晋悼公时期是晋、楚对峙最关键的阶段,双方势力均衡,是一场大国之间全方位的战略博弈。随着晋悼公去世,晋国开始衰落,陷入内部争权的困境。共王逝世后,楚国进入中衰期,陷入内乱和外患的困局。这些都为弭兵之会和“政霸体制”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本文摘自李亮著《楚兴:霸主时代的政治与战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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