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傅抱石(1904-1965)，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江西新余，现代著名国画家。傅抱石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1949年后曾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等职。擅画山水，中年创为“抱石皴”，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尤擅作泉瀑雨雾之景。晚年多作大幅，气魄雄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人物画多作仕女、高士，形象高古。著有《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等。

××同志：

您给我的信，收到多时了。因为正在写一篇别的东西，放不下手，迟迟奉答，甚是抱歉。

您要我谈谈这次和国画家们到外面跑了一趟有些什么体会，在国画创作——尤其山水画方面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就个人肤浅的体会，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随便谈谈。

去年九月，美协江苏分会组织了以江苏国画院为中心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出省参观、访问，目的是：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虚心向兄弟省市学习，从而改造思想，提高业务。一行十三人（六十岁以上的三人：苏州余彤甫，无锡钱松喦，镇江丁士青；五十岁以上的两人：我和苏州张晋，这是我们此行中的“五老”，此外都是青壮年）扶老携幼，队伍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的生活圈子大都非常狭窄，尤其我们几老，多数长期范围在“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个别的还是由于此行才第一次渡过长江。

我们是先到郑州的。先后访问了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嵋山、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前后三个月，包括来往路程大约旅行了二万三千华里；参观了祖国伟大的工业建设；访问了不少全国知名的人民公社；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韶山毛主席故居，炭子冲刘主席故居，重庆的红岩村、曾家岩，长沙的清水塘，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革命遗址；游览了龙门石窟、华山、峨嵋山。此外就是和各地的兄弟协会、艺术院校举行观摩与座谈。在这些活动的同时或空余时间，有条件则勾勾画稿，大家掌握，没有规定。

建国十一周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过的。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同时又深深地感到在延安尽管只有四天，却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教育。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毛主席的旧居，我们都一一瞻仰过……看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志那种异常简朴、异常艰苦的生活，饮水思源，大家莫不肃然起敬。

延安您是熟悉的，我想告诉您一个小插曲：国庆节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阳，照得延安分外美丽。我和钱老不约而同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桥，只见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两岸的杨树，虽然已是深秋天气，还是那么绿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峦起伏，雄浑极了，动人极了。钱老欣然说：“若是把延安如实地画出来，人家一定要说我画的是江南了。”一点不错，陕北江南，差不多了。您相信么？这一切一切……包括后来瞻仰过的许多革命遗址，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但诞生了不少新的美丽的城市（像三门峡市），旧城市的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这次所走的地方，别的不谈，四川是我曾经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尤其重庆，抗日战争时期，整整八年半，难道还不够“老资格”？一路上，我总喜欢向同志们谈四川这，四川那，表示自己“硬是得行”的样子。谁知一到成都，连“祠堂街”也找不到了。这还可以原谅，成都只住过一个短时期。“重庆看我的吧”。哪晓得重庆的变化更大、更彻底，自己出门都要请人带路，别的就不必谈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自然很有限，也很表面，然而对我们特别是几位年事较长、长期在旧社会混过的人来说，一方面是欢喜赞叹，一方面又是感念万千。

伟大祖国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幸福的远景，深深地教育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它绝不是苏东坡说的“烟耶云耶远莫知”那样，而是大家从亲眼得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加以肯定的。九分钟出一部拖拉机；一部机床要装三十几个火车皮；一个公社为了全国一盘棋，自愿节约一些，外调了一千多万斤粮食；到处是建设工地，绿荫中还不断送出雄壮的歌声来；还有，过去又脏又闹而现在已是花园般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到晚上就灯烛蔽天，展览、演奏，诸般杂耍，要吞吐好几万劳动人民的广州市文化公园……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我们画山水的，难道还会有人留恋那“古道、夕阳、昏鸦”么？

为什么？现实的教育，思想的变化。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就我们此行来看，在西安和成都还不怎么样。到了重庆，据个人浅薄的看法，变化的苗头渐渐露出来了。我对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同行的各位的笔墨，不加任何款识，我也能清楚地指出来。可是在重庆的观摩会上，却有好几幅使我踌躇了。我不好意思直接请教诸老，只悄悄地牵个年轻的同志过来，问：“这是谁的？”“这是丁老的。”原来古人早就说过“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兴奋极了。我们的这种“变”，是气象万千、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发和教育。从业务的提高来看，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个蛙步，距离形势的要求还差得太远。

我们一路，不管是火车上、轮船上、旅馆里还是古庙里……只要大家凑在一起，就读读报纸、谈谈政治理论，或者聊聊一些有关业务上的问题。没有固定的会议形式，也不作任何的结论，大家随便谈。但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有关业务——如何把国画创作提高一步，如何突破自己的水平等等问题。

当我们从华山脚下玉泉院上山向娑罗坪进发的时候，不久就峰回路转，看到排列在前面高耸云端的西峰，真是壁立千仞，奇峭无伦。忽然后面有人高声叫着：“哈哈！这才解决问题呵！”那种兴奋的情绪，的确用文字很难形容。今天想来，“解决问题”固然有待于今后不断的努力，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平畴千里的江南水乡的山水画家，对于长期沉潜在卷轴几案之间的山水画家，一旦踏上了“天下险”的华山，您能禁得住不惊喜欲狂吗？

于是大家的谈锋很快地就集中在明代以画华山得名的王安道（即王履，他名作《华山图》现存）身上。您一句，我一句，不经意处倒牵扯到不少如何体会古人和怎样表现时代气息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优秀的绘画传统问题。

多数认为王安道的《华山图》是有生活根据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华山的气概、面貌，是祖国一位杰出画家。也有的从“皴法”来研究问题，认为华山最突出的是“荷叶皴”，过去在《芥子园画传》看到的固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王安道的《华山图》也意多于法，并不怎样典型。记得钱老从北峰一下来，劈头就说过：“我今天找到真正的‘荷叶皴’了。”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我们从《华山图序》里，也清楚地知道它不是无动于衷地仅仅把华山抄录了下来，而是画了之后很不满意。怎么办呢？于是就把它（华山）“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存乎饮食，存乎外物，存乎听音，存乎应接之隙，存乎文章之中……”（《华山图序》），放到整个精神生活里面去，反复洗练，不断揣摩。等到“胸有成竹”执笔再画的当儿，自然而然地就“但知法在华山，竟不知平日之所谓家数何在！……”（同上），完成了有名的《华山图》。我们后来在游峨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三步一停、五步一搁”，边走边谈，边谈边画。尽管减头去尾，不成系统，但都是从亲切的现实感受出发，也是从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愿出发。我相信，要不是跑这一趟，呆在家里是无论如何谈不出来的。

于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哪怕是不很巩固的体会，却清楚地、有力地推动了画家们思想上的尖锐斗争——对自己多年拿手的（习惯、掌握了的）“看家本钱”开始考虑问题。这是极为可贵，极为难得的。所谓考虑问题，绝非说“看家本钱”全要不得，笔墨全没用了。决不如此。而是由于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不能不要求“变”。

我们在艺术实践方面，此行也有两次比较深刻的教训，值得一提。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我们到了“三门峡”，就在三、四天之前，黄河的水经过蓄洪变“清”了。古人说“圣人出，黄河清”，几千年来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今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之下实现了。为害几千年的汹涌澎湃黄水怒号的黄河，变得一平如镜，清澄碧绿，将永远为人民造福了。我们谁不想把“黄河清”画下来呢？哪知道就是这个“清”字把我们难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笔墨是不会有办法的。一不小心，还容易画成“长江”或是“太湖”呢！这是一次。后来，由西安乘汽车到延安去，第二天由铜川开车，将要爬上洛川平原的前后，陕北高原那种雄伟而又朴厚的气象，激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除了陪我们去的石鲁、蔡亮几位画家之外，我们全是第一次的瞻礼者。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恨不得分秒必争地把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的一草一木都要画出来。事实上，大家也画了不少。可是，今天应该怎样画黄土高原，又怎样画“陕北江南”的延安？和“黄河清”一样，我们至今没有较好的解决，还是今后要深入生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逐渐解决的课题。这又是一次。

我们一路上还接触到这么一些问题。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毛主席的提示是多么正确！以前也多次学习过，可是今天才从心坎里领悟到它是真理。因而不同程度地也意识到光靠笔墨，光靠传统，不解决问题。认为必须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记得余老在一次讨论会说过一段比较沉重的话。他说：“我过去有三种病：第一是‘思想顾虑’的病，解放以来，党号召国画要反映现实生活，我也下厂下乡，画了一些，以为差不多了。实际，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解放，过于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东西就不太敢于尝试，万一失败，岂不见笑于人。第二是‘笔墨束缚’的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国画，习惯了的一套笔墨技法，像多年相知相亲的老朋友一样，提起笔就来了。因此，尽管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画面的精神、气息，因为受笔墨的约束，却变化不大。第三是‘贪多、讨好’的病，见什么就画什么，什么都向画上堆，惟恐别人说画的不‘丰富’，不‘全面’，再加上有意无意的在形式、笔墨上做文章，结果还是跳不出过去的水平。”话犹未了，真是满座为之一震。我们几老都觉得自己“三病”俱全。既是通病，于是赶快研究“经验良方”。通过反复讨论，结果一致肯定：只有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加紧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加强锻炼，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找到了“特效药”，满座又信心高涨，为之一喜了。

因为我们“五老”全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正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过去教教书，画画画，为的是糊口，用不着“走万里路”，甚至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开国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因而越来越感到党对国画事业和国画家们无微不至的重视和培养。曾经是织绸工人的丁老在路上就一再感动地说过：“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不是解放，我再活六十年，也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得到重视，跑这么多的地方……我真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一点不错，丁老的话正代表了同志们的共同心意。

拉拉杂杂地写了不少了，总之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如何提高的问题。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多多帮助我们。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南京

（文/傅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