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第20期三联学术论坛“两个美国：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晓力、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树军，三位学者就“两个美国”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展开及其影响展开对谈。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左亦鲁主持。
论坛现场，左起：左亦鲁、欧树军、赵晓力、田雷 图/三联书店提供
今年年初，欧树军的新书《失衡的利维坦：美国分裂的文化与政治根源》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书中第一章便以“两个美国”为题，提出在过去的20世纪，美国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文化都出现了裂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思想观念、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孕育了一个失衡的利维坦。”
欧树军在书中还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一个美国”又重回“两个美国”：这次的主角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双方都试图将美国历史从两百年拉长至殖民以来的四百年，把各自版本的“美国例外论”追溯至“两个新英格兰”：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英格兰例外论”，将新英格兰视为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大陆，将美国视为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示范区，所谓“美国就是世界”；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将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体制、制度和道路溯源英格兰和欧洲，将美国视为共和主义的保留地，是以“美国只是美国”。双方紧紧围绕“一个少数族裔的美国与一个多数白人的美国”展开斗争，却心照不宣地竭力绕开“一个（多数）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少数）富人的美国”。
“总之，正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和阶级分化的日益加深，让美国在晚近40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20年中变成了一个‘无共识社会’。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美国社会的裂变所形成的‘无共识社会’并不是有益的经验，而是需要记取的教训……这个“无共识社会”将会走向何方？这也许是留给整个21 世纪的大问题。”欧树军写道。
“美国正在变成一个非常慢的国家”
当天参会学者都有过长时间在美国工作访学的经历。论坛开始后，他们先就谈了各自对美国的观感。欧树军最近一次访美是2019年秋季，并经历了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后美国国内疫情处理方略的重大调整。“我最大的观感，美国正在变成一个非常慢的国家。”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树军
“当时下了飞机来到住处，就去小镇上办电话卡，一张电话卡竟然办了5个小时，愣是没有办完？！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可能五分钟就解决的事情，在那儿却需要5个小时。费孝通先生1976年访美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高效率的现代国家，和现在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然我也看到了特朗普和拜登第一次竞选时的状态，我记得拜登是在千呼万唤的状态下，才出来对‘黑命贵’运动发言。我当时的观感跟昨天（美国东部时间6月27日）的辩论是一样的，就是那么一个状态。”欧树军说。
田雷在2008年至2010年间在美国访学。“2008年9月份刚到美国时，赶上了大选季，民主党的奥巴马对阵共和党的麦凯恩。现在回头去看，感觉那个时候美国的民主好似突然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竟然选出了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也许未来再过几年还会有一个女性总统。一转眼，历史从那个时候宪法的议程走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了，这是我挺大的感触。”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
田雷介绍说，回国后便着手翻译布鲁斯·阿克曼的《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其实我在2010年秋天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心里还有些打鼓，作为年轻学者我不希望被贴上某个标签，当时法学界总体上还不认为美国的共和制已经产生了危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晓力
2001年，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发生前两个月，赵晓力去到美国访学。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关于美国印象其实只是‘一个美国’的印象，就是自由派的美国印象，这其实跟我们真的去美国之后的印象是有落差的。实际上当时我从机场一出来，第一印象就很奇怪，美国的路边怎么会有垃圾呢？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在发表演讲说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你不跟我们一道，就是跟恐怖分子一道。从今天起，任何一个继续窝藏或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将被美国视为具有敌意的政权。’这绝对是之前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1997年出版）中传递给我们美国的印象是不一样的。”
“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认识美国的思想资源”
回到“两个美国”的论坛主题，欧树军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梳理了过去60年间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叙事上的论争，并认为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裂也已经走到了一个大周期的终点。“在今年拜登和特朗普的首场辩论中，我们看到了两个老头间的唇枪舌剑，其实这场争论在美国已经持续了至少60年。”
“说起来，不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他们都是婴儿潮的一代人，是美国在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拜登生于1942年，记者注）。大概是从1964年开始，民主党在南方传统的铁票州，有五个州被共和党拿到了，而且从此以后就几乎再也没有变过，至今也是共和党的铁票州。而与之相对应，要强调的是这个‘对应’往往被忽略，就是东北部的六个州，相当于美国的兴国之地，变成了民主党的铁票州，而它们原本是共和党的票仓。”
欧树军认为，要理解美国政治尤其是对外政治的变化，关键在于观察它实力的变化。“今天我们要认识美国的话，当它看成是‘一个美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是近100年来的美国，它曾经被视为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不管它有多少不美好的东西，我们总是要学它好的东西。当然，支撑这个美国的背后是它强大的工业化组织、生产能力。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要有一万架战斗机来保卫美国的安全。到现在，这个数量也没有降低，美国还有1.3万架战斗机。”
“当然，美国实力也在下降，它遇到了跟当年英国称霸全球后一样的问题，在维持世界霸权时，花费越来越多。如果特朗普2.0时代真的到来了，美国的盟友们首先要考虑最直接的议题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因为这是特朗普的一贯要求，只要我当选，你们不能让我平白出兵，不能再心安理得地接受我的核保护伞。而这恰恰暴露了美国的衰落，它的钱不够了。如此现实主义强调自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美国，的确和我们之前看到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美国是不一样的。其实从‘9·11事件’发生后，这多少已经显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保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大家就开始反思有‘第二个美国’，另一个美国。而在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把美国作为要超越的对象，认为过去四十年我们对‘第一个美国’的理解要翻篇了。”欧树军说。
田雷在发言时认为，之所以今天会去讨论“两个美国”，正反映出之前的美国观站不住脚了。“之前我们的一个美国观是从罗斯福新政以来，大概从1930年代初之后到1940年代的那个美国，是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的美国。而现在的美国则是测不准的美国，是1970年之后各种各样政治力量塑造出的美国，是‘不光荣、没梦想’的美国。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认识美国的知识或者说思想资源。”
在田雷的新著，今年三月出版的《八十七年：美利坚的创制（1776-1863）》中，作者将美国建国至林肯作为第16任总统发表葛底斯堡演说，这八十七年来的若干政治斗争和关于宪法的论辩，以及不同的政治人物在不同时期做出的不同努力，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既在历史的纵深中梳理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展示各种力量在历史重大关头的选择，并且不忽视历史行程中的偶然和复杂，进而组织起对美利坚创制的讨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评价该书，“直接挑战了美国学界普遍接受的宪法史分期结论，以中国学者的视野重构美国宪法历史的关键时刻”。
今次论坛上，田雷也谈了自己新书写作的初衷和现实观照。“我是用美国这八十七年的历史作为经验的材料，或者说是作为观察的样本去探讨美国的政治秩序在一个时间的维度里是怎么形成的。但我现在特别害怕遇到这样的提问，比如今年谁能当选，当选后会怎么样？实际上，我一直觉得说美国现在处在宪法危机也好，宪法失序也罢，但实际上有点像‘依法而乱’的状态。你不能说他们没有遵守宪法，总统还要出来辩论，四年了还奔出来竞选，即便是特朗普当选了，也不构成对大选结果从宪制意义上的挑战。美国文本意义上的宪法是改不了的。”
“故事场景中往往有最重要的信息”
在论坛最后一个环节，三位学者从法律与文艺的视角谈了各自的体会。赵晓力认为如果不依赖好莱坞电影和美剧等娱乐方式，而是从美国文学中了解美国，19世纪的美国文学会很有帮助，“比如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而说到当代美国文学，我首先会想到著名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他被誉为‘美国的契诃夫’，在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已经在写一个不一样的美国。其实按照他的风格，写的是他们那一代美国人或者他那个阶层的日常生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卡佛的第一本小说集中有一个短篇《这么多的水，这么靠近家》，描写了一个非常让人不舒服的场景：四个钓鱼佬发现河里有一具女尸，他们只是把女尸拴在河边，然后继续钓鱼、喝酒，甚至在河里清洗餐具。过了两三天后，才在回家的路上顺道去警察局报案。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很难纳入任何一种叙事里的美国，他书写了一个在非常光鲜亮丽的好莱坞影视作品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不为世人所注意的世界。”
“当然，近些年J.D.万斯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乡下人的悲歌》写得也不错，他写了美国爱尔兰裔四代工人阶级的故事，拍成电影后变成了一个家庭故事。类似的还有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的访谈录《故土上的陌生人》，挖掘了当下美国社会中保守派人士内心的深层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此前不太为人所知的美国社会的一个面向。你会发现，原来自由派学者实际上也不了解有另外的美国。” 赵晓力说，“我们能不能从一部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去理解一个国家，关键还在于你要‘会看’，这要靠训练自己可以在别人看不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需要读者或者说观众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视野。对于一些影视作品，其实不能仅仅去看它前台发生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场景中往往有最重要的信息。”
欧树军则分享了自己看美剧的感悟。“同今天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的，我首先会想到《24小时》，总共八季我一直追到最后。主角作为反恐战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断地挑战美国之前建立的法律正当程序，冲击既有的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原则。此外，对美国政治斗争揭示得最充分的自然是《纸牌屋》；反映资本对国家深层控制的，《西部世界》是一部佳作，它也对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给予了反思；这两年我印象最深的美剧是《东城梦魇》，悬疑题材却把一个铁锈小镇的破旧氛围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实在我们学生时代看的《老友记》，它也揭示了‘两个美国’，现在回过头去看它反映的纽约生活是礼崩乐坏的生活。”
“我看的美剧不多，但在《老友记》中特朗普就出现过。钱德勒和莫妮卡偷偷打着开会的旗号去外地幽会，但是他们都提到在等电梯时看到了特朗普，现场观众听到这有笑声，但我们当时还get不到他们在笑什么。”田雷在发言时另辟蹊径，从中国国内影视剧中所展现美国的角度切入，“其实在《北京人在纽约》中，在展现曼哈顿的大全景中就出现过特朗普大厦。”
“疫情前，我重看了一遍《北京人在纽约》。记得有个桥段是姜文饰演的王启明，他的格陵兰制衣公司第二天要开张，就预先演练一遍自己做老板要怎么向员工训话。大概的意思是，‘我是老板，我雇佣了你们，所以我就是爷爷，你们就是孙子。孙子天然是亲爷爷的，或者爷爷骂孙子一下这都很正常，因为是我给你们这碗饭吃。’后来我就把这个场景作为素材援引在一篇写美国的文章里。”
“上世纪90年代央视播放《北京人在纽约》时，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把这部电视剧当悲剧看。我们从电视剧里看到的是光怪陆离的曼哈顿，是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东西。现在再去看，大家的共鸣点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当初我们的共鸣点是王启明，他在国内已经个大提琴家，到了美国发达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的社会，他的转变和奋斗。”田雷表示可以将《北京人在纽约》、电影《中国合伙人》，包括旅美作家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作为曾经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理解美国的研究素材，“它们都构成文化史、思想史的一部分，很值得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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