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关停潮
插画系学生娜塔莉·德弗鲁斯西奥(Natalie DeFruscio)告诉《纽约时报》:“周五下午2点47分,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我申请毕业,6点03分,《费城问询报》刊登了我的学校即将关闭的消息。”
今年6月7日,成立于1876年的费城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宣布永久关闭,全校约700名员工将被解雇,关校的决定对总计1149名学生造成影响。尽管学校表示,将帮助学生转学到邻近大学,包括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和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但大量师生对学校的突然关闭提出抗议。许多学生甚至是从社交媒体或《费城问询报》5月31日的一篇文章才了解到学校将在一周后关闭。员工们在投诉中声称,学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决定永久关闭,这违反了联邦法律。根据法律要求,费城艺术大学必须在大规模裁员前60天发出书面通知。
费城艺术大学
费城艺术大学,以及美国不少的艺术院校,都在疫情后陷入了财政危机。大学校长凯瑞·沃克(Kerry Walk)和董事会主席贾德森·亚伦(Judson Aaron)发表声明,指出造成关闭的原因包括入学率和收入下降以及成本增加。他们在声明中写道:“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克服我们所面临的最终挑战:由于现金状况持续恶化,我们已无法支付大额的、意料之外的开支。这一情况出现得非常突然。尽管我们迅速采取了行动,但仍无法填补必要的缺口。”
据调查,仅在2023年一年内,已经有15所美国大学宣布关闭。这些非营利性学院和大学有着相似特征:多为小型、私立、依赖学费、捐赠以及政府资助的机构(以文理学院居多),由于近年来获得的捐赠很少,入学率一直在下降,导致这些学校无法从持续的损失中恢复过来。据Best Colleges网站统计,自2020年3月以来,至少有61所公立或非营利性大学宣布关闭或合并,超过45000名学生受到影响。在经历大学关闭的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52.9%)没有重新入学。
在疫情爆发前,高等教育就已经面临财务挑战,从入学人数减少到学费上涨,再到对学位价值的质疑。美国州高等教育行政官员协会的高级政策分析师瑞秋·伯恩斯(Rachel Burns)表示,在疫情爆发前处境不佳的学校,得益于额外的资金而度过了疫情,但现在他们又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另一大问题是即将到来的,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悬崖(指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同时出现的现象)。未来,高中毕业生将会减少,这意味着潜在的大学生将会相应减少。此外,大学费用大幅上涨也导致了入学人数的下降。
咨询公司安永估计,多达十分之一的四年制学院和大学面临财务危机。基于现有的预测,大学的关停潮将不会停止。盖瑞·斯托克创立的机构“College Viability”专门评估大学的财务稳定性,他提醒“消费者”优先去了解心仪大学的财务状况。斯托克说:“如果一家餐馆有卫生问题,我们就不想去那里。如果一家汽车制造商遇到了麻烦,我们为什么还要买那辆车?对于大学而言也是一样。”
《普林斯顿评论》主编罗伯特·弗兰尼克(Robert Franek)称,大约95%的美国大学依靠学费生存,这意味着它们依靠学生的钱来运营。不断减少的入学人数意味着更少的资金,最终学校关闭。面对学生人数的下降和通货膨胀,仅仅依靠学费越来越难以支撑学校的运作。
在经济放缓、就业竞争激增的当下,学生和支付学费的家长,更看重专业能否提升学生的就业硬实力,确保家长掏的学费、学生申请的贷款都能物有所值。
许多文理学院选择削减人文类专业,开设就业市场急需的热门专业,希望借此摆脱危机或加强抗风险能力。曾担任美国大学校长的查尔斯·安布罗斯(Charles Ambrose)和麦克·奈兹(Michael T. Nietzel)都呼吁高校管理者通过“调整专业”来维持经营,即果断淘汰表现不佳的专业或培养项目。安布罗斯提到自己在亨德森州立大学(Henderson State University)的经历,该校于2022年公开宣布陷入极大的财务危机之中,时任校长的安布罗斯与一家战略咨询机构合作,以商业模式的形式对学校所有专业进行全面筛查。最终,学校砍掉了三分之一的本科专业,裁掉了67名教师,其中不乏获得终身教职者。
此外,这些学校也努力开设就业热门专业,包括健康、商业,以及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但建立这些学科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一些小型高校选择联合综合类大学,或声名显赫的常春藤学校合作办学,吸引以就业为优先目标的学生和家长。
作为对比,以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为首的一众大学每年收到巨额的捐赠。诸如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为家庭年收入在100,000美元以下的学生设置了无需负担学费与食宿费的政策。但在过去几个月围绕巴以冲突的校园抗议风波中,捐赠者也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美国大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施压。
那么,未来的大学生需要如何面对关停潮呢?或许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据目前的调查数据显示,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加谨慎地权衡上大学的利弊,并且愈发质疑大学的价值。在一份针对1000名在校生以及准大学生的研究中,只有47%的在校生和准大学生认为上大学物有所值。相较于男性学生、白人学生和千禧一代学生;女性学生、少数族裔学生,以及Z世代的学生不太相信接受大学教育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或对他们的职业有益。考虑到大学学费的平均成本在过去50年里增长了两倍,仅在过去10年里就增长了20%。调查在结尾处写道:在经济发展放缓的阶段,大学可能不再是Z世代学生的唯一选择,Z世代学生正在寻找其他学习途径来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
考古学革命重塑人类自由认知
西方当代史学者告诉我们,到公元纪元初,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四个帝国中(罗马、汉、安息和贵霜)。这表明历史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帝国之下。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帝国是自然的、有吸引力的政治结构,臣民选择生活在帝国中,而不是生活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但考古学革命正在改变我们对过去人口和人类自由范围的认识。
7月5日,Aeon.co网站刊登了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的文章《Beyond kingdoms and empires》,质疑了帝国是人类社会主要和自然组织形式的观点,批评了将帝国描绘为文明顶峰、而非帝国人民为野蛮和需要文明化的偏见。文章质疑了一些广为引用的历史人口数据的可靠性,特别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1978)中的数据。作者指出,这些数据具有假设性和临时性,但却被一些学者用来支持宏大的历史论断。文章鼓励读者批判性地审视历史叙事,特别是那些为帝国统治辩护的观点,并呼吁对历史权力结构以及帝国之外的人民有更加细致和公正的理解,被掩埋的人类政治和价值观史能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关于选择和自由的答案。
人类分布插图,1851年出版
大卫·温格罗是伦敦大学学院比较考古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怪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nsters,2013)、 《是什么造就了文明?》(What Makes Civilization? 第2版,2018)以及与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合著的《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2021)。
这篇文章认为,帝国内部的暴力和统治被视为“文明”的必要条件——这种思想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很难扭转。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实证学科学者也会发现自己提出的这种论点所依据的是不可靠的资料来源。
温格罗提到了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根据《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的人口数字对帝国结构得以维系的看法。温格罗对这些数字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些数字来自一份旧出版物,其假设无法验证。
“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认为,本文开头引用的人口数字‘传达了一种特殊类型国家的竞争优势:由强大的攫取型精英维系的遥远的帝国结构’。从‘数量上看’,他在《伟大的平定者》(The Great Leveller,2017)中告诉我们,这‘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谢德尔进一步推测说,‘3500年前,当国家级政体覆盖地球陆地表面(不包括南极洲)的面积可能不超过1%时,它们就已经拥有了我们这个物种多达一半的人口’。”
温格罗继续写道:
“诚然,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总有一些人在等级和秩序中感到最舒服。正如艾蒂安·德·拉博埃蒂(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16世纪指出的那样,‘自愿奴役’的来源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支持这种宏伟主张的统计数据从何而来?它们可靠吗?深入脚注,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引用了相同的资料来源:1978 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历史图集》;平心而论,谢德尔确实还引用了乔尔·科恩(Joel Cohen)的《地球能养活多少人?》(1995),但这只是一张显示过去人类人口数量估计值的图表,其中所有前现代时期的数字同样来自《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或以其为基础的后续出版物。……有鉴于此,今天任何第一次查阅《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人都会大吃一惊。这是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而且是一本非常古老的小册子。该书包括简单易读的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图,并附有精炼的文章,有时近乎简洁。还有一个关于‘可靠性’的附录,开头写道:‘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历史人口学家的假设是无法检验的,因此,在统计学家的意义上,它们是可靠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控制历史猜想质量的方法之一是使用最新的严谨资料。温格罗写道:“在社会科学领域,以1978 年的资料为依据来提出重要主张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图集》出版时我才六岁)”。
2023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蒂莫西·吉纳尼(Timothy Guinnane)也在《经济史杂志》上撰文,对《图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估。他认为该书“不可靠”——不过是一本僵尸统计百科全书。
除了质疑这本被广泛引用的图集的可靠性之外,温格罗在文章中认为,首先值得反思的是谈论由攫取型精英统治的国家的“竞争优势”意味着什么。
“人们假定,只有‘赢家’才能开辟通往未来的可行之路。然而,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与统计数据无关。它们忽略了一些令人恼火的问题,如‘有多少人从生活在帝国结构中获益?’或‘什么是通往未来的可行之路?’我们也许会问,一个被西里西亚海盗俘虏并在罗马时代的德洛斯奴隶市场上出售的女孩,与一个自由生活在科尔多凡南部努巴山区的女孩相比,有什么‘优势’?据说在德洛斯,奴隶的转手率为每天10000人,而早期罗马帝国的奴隶总数可能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从什么意义上说,他们的人数可以加到‘赢家’的一方?”
温格罗的疑问颇有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悯,他认为,如果古代帝国需要超乎寻常的暴力、破坏和流离失所来维持运转,那么它们究竟“成功”在哪里?今天看来,“强大的攫取型精英”再治理世界2000年,很有可能导致地球上大多数生命的毁灭。站在这样一个制高点上回顾历史,如果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谁会成为历史的“赢家”呢?历史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输家吗?
温格罗所提到的“考古学革命”指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被视为地图上空白的地理空间,已经被新的数据所淹没。考古学,特别是聚落考古学和调查方法的飞速发展,是其中的主要贡献者。这些新技术正在揭示城市生活的整个传统,跨越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而这些传统在以前是不被怀疑的。所有这些传统都在过去5000年的范围内,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传统可以令人信服地与官僚秩序王国或帝国的兴起相提并论。
文章以亚马逊雨林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该地区面积远远超过 200 万平方英里,在欧洲征服之前没有帝国的历史,《图集》将其描述为另一个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区,游牧觅食者稀疏分散,其谋生方式(《图集》作者假定)永远无法支持密集的人口。
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考古学家们利用机载激光器窥探森林树冠的全貌,发现这些土地上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早期。道路网、梯田、祭祀用的土方工程、规划好的居民区以及按精确几何图形排列的地区居住系统,这些都可以在亚马逊地区找到,从巴西到玻利维亚,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的东麓。在亚马逊的某些地区,森林本身就是过去人类与土壤互动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丰富的“人为”(anthropogenic)土壤,被称为terra preta de índio(印第安人的黑土),其肥沃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热带土壤。科学家们现在相信,整个亚马逊地区还有1万到2万个大型遗址有待发现。
当然,同样的程序也在改变人们对热带地貌的认识,这些地貌确实见证了伟大王国甚至帝国的兴衰。考古学家现在相信,在公元500年,有1000万到1500万人生活在尤卡坦和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低地。相比之下,《图集》提供的同一时期墨西哥全境的人口数字仅为200万,其中包括阿尔蒂普拉诺(Altiplano)的土著城市(我们现在知道,其中至少有一些城市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很久就已经组织起来,不是帝国,甚至不是王国,而是自治的共和国)。
文章最后总结道,在全球范围内,对古代人口学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这一改变挑战了将帝国视为唯一重要历史叙事的观念。历史上的世界是由人类自由的空间组成的,而不是帝国与王国的棋盘格。而这些发现将给现在的人们寻找出路提供启示。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罗马提庇留,甚至汉武帝等人创造的世界。直到令人惊讶的近代,人类自由的空间一直存在于我们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数百万人生活在其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名字刻在石头上,但我们知道,许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希望做的不仅仅是苟且偷生,也不仅仅是按照别人的剧本演绎‘国家的起源’——在他们的生活中,人们可以离开,可以不服从,可以尝试其他的生活理念,甚至可以创造新形式的社会现实。
有时,不自由的人也会这样做,但他们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在当时,有多少人宁愿选择帝国的控制,也不愿选择非帝国的自由?有多少人可以选择?我们现在有多少选择?似乎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现在还不知道。今后,要想阻止我们提出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僵尸统计数据。地下埋藏着被遗忘的人类政治和价值观的历史。事实证明,地球的地幔,包括土壤本身,不仅是我们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也是一个法医档案库,其中蕴含着珍贵的证据,可以挑战关于不平等、私有财产、父权制、战争、城市生活和国家起源的陈旧叙事——这些叙事直接源于帝国的经验,由未来的‘赢家’书写,而未来可能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输家。
以这种方式研究人类的过去并不是为了寻找乌托邦,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自由地思考人类生存的真正可能性。如果不受过时的理论假设和对过时数据的教条式解释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文明’等词汇的含义?我们这个物种已经存在了大约30万年。今天,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面对着一个由环境崩溃、民主削弱和空前破坏性战争所定义的未来:一个新的帝国时代,也许是这样一个时代周期中的最后一个时代,而我们真正知道的,也许只是人类经历中的一小部分。
对于那些寻求改变方向的人来说,这种对人类自由范围的不确定性本身可能就是解放的源泉,为通往其他未来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