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内外交融、纵横交错。我们因其历史悠久、绵延不绝而倍感自豪，同时也在不断发现历史、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困惑。最近研读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化公开课》一书，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三大历史难题：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但我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只有3500年，是否理直气壮？说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有何文明史依据？耳熟能详的尧舜禹的传说是信史，还是仅仅是“神话”传说？这本书在平实的话语中蕴涵着深刻的学术思想内涵，在心灵与历史的对话中让人茅塞顿开。
一、为“文明”叙事提供了中国方案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一以贯之、历久弥新的五千年文明史，以文明从未中断绝响的超长绵延性而独步于世界文明之林。然而，这在国内外史学界却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国际学术界传统认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文字、城市和冶金术的出现。据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仅仅是一个“号称”，中华文明充其量只有从商代开始的3500年。
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文明作出了新的定义：“文明，是指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出现分工和分化，发展出阶级、王权和国家，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国家的产生。”按照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尽管文字、城市和冶金术这文明的“三要素”并不完备，但缺乏冶金术的玛雅文明、缺少文字的“印加帝国”，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否认其进入文明社会。同理，中国的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也意味着进入了文明社会。如此，中华文明就是一幅“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壮美画卷。
这种文明定义和中华文明分期，依据的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因此，文明的起源显然应当到距今万年的农业革命（从采集到种植、从渔猎到畜牧）中去寻找。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农业革命导致的定居农业的产生，导致了排他性公有产权和私人产权的出现，导致了社会分工复杂化和阶级的分化，导致了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国家的创立。青铜器开始不是作为生产工具，而是作为敬神的礼器来使用的，那么，中国独有的琢玉术就其工艺的复杂性而言，一样可以与冶金术相媲美。而从辽西牛河梁的玉猪龙到良渚的玉龙，再到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型器，标志着中国龙文化信仰的最终形成。中华文明五千年就不是“号称”，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二、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提供了文明论证
从古代儒家的华夷之辩，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后西方关于汉族中国的长城边界说，以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旧三民主义，还有岳飞、文天祥等诸多民族英雄形象，造成了中华民族认知上的懵懂不清。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中华民族是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包含多元的56个民族，其中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这种解读统一了中华民族的认知，但尚未说明其背后的文明依据。我认为，本书的贡献之一就是让人们明确了中华民族由多元到一体，再由一体到多元的文明依据。
位于长城外的辽西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万年起源”的重要节点，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出土了精美的玉珏，说明农业和手工业出现了初步分工。在距今6000年的兴隆沟遗址不仅发现了粟和黍，还发现了大量玉器、农具和陪葬的两口猪，说明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生产部门。牛河梁遗址21号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玉器，说明阶级分化，出现了“以玉为贵”的观念和龙的信仰。书中指出：“各地玉龙的起源很可能都在西辽河流域。”可以说，“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下到长江流域。而距今5300—4100年的良渚文化的发现，则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良渚位于长江下游，是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同步的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文明。良渚有发达的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发达的陶器、石器、漆器制造业，有以玉器为标志的权力、信仰和礼仪制度，有以中为尊的宫殿、内城和外城的三环城市建筑和大型水利工程，有30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也是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实证。这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提供了坚实的文明一体多元论证明。
三、使夏史传说不再是“传说”
据中国史书记载，夏代大禹治水和三皇五帝都是4100年前的遥远岁月的历史传说。我虽然反对“无夏论”的疑古之风，但亦有“夏史是否是传说”的困惑。我想，既然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德国商人谢里曼发现了特洛伊城和迈锡尼文明，英国学者伊文思发现了克里特文明，使神话不再是传说；那么，像大禹治水等传说一定蕴含着丰富而真实的历史信息，而从传说中甄别出信史的关键是考古挖掘。
这本书详实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了以下四点：首先，大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黄帝的玄孙，因治水业绩被崇为圣王而世代享祀。其次，夏代真实的历史王朝，有着连续完整的夏后世系、清晰的兴衰历程和都邑变迁。再次，以王城岗遗址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中晚期夏文化。最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遗址。它有着300万平方米的宏大规模，规划周密、布局有序的城区结构，等级最高的宫城和宫殿建筑群，礼仪最复杂、礼器最丰富的统治秩序，是政治意义上“最早的中国”。这就将夏代历史变成了信史，使传说不再是“传说”。
回望历史，我们为从未中断绝响的灿烂文明而骄傲，因为每位国人都能跨越数千年的文明时空，参与《诗经》中的对唱，倾听《论语》中文化巨人的诉说。今天，我们更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在文明自信中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古老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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