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

【编者按】

《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一书是对陈与义诗的细读和通论，重点集中于其避乱金兵侵扰五年半羁旅中的诗作。其中一条分析主线，将着眼于惊天巨变和颠沛流离是如何助其在不摈弃宋诗精雅诗风和精熟诗艺的前提下，重振诗作中的道德和情感原力。本文摘自该书导论部分。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三月，时年二十三岁的陈与义与另外十八名太学生一起“太学上舍释褐”，由是获得进入文官体制的选任资格。由于表现出众（登甲科），他旋即于同年八月授职开德府教授。开德府（今河南省濮阳市）是黄河沿岸的战略重镇，距离北宋汴京开封不过数日之程；而百余年前的1005年，宋、辽也恰是在这里签订了“澶渊之盟”，确保了此后两国持续一个多世纪的长治久安，并为北宋物质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兴旺繁荣铺平了道路。陈与义太学登科之际，不难想象他激情憧憬着眼前即将展开的锦绣前程。尽管朝中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激烈党争持续了四十年，但是徽宗朝的政治仍然强劲地延续着大宋开国之初即已见端倪的实干主义精神和势头。作为彻底改革后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一代年轻士子中的翘楚，陈与义与他的同年们一样，胸怀崇高的儒学理想，渴望通过忠诚高效地服务于国家与朝廷，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庄严使命。对于军事上处处掣肘于外敌、文化上扩张于四境的大宋王朝来说，这一古老的目标被赋予了全新的紧迫感与危机意识。

就在陈与义太学登科十三年之后，1126年的靖康之难这一在民族与国家政治生活中可谓翻天覆地的大事，以及伴随其后华北和东亚地缘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无可逆转地改变了陈与义的仕宦生涯和人生轨迹。在这之前，尽管也有宦海沉浮，但陈与义置身于北宋官僚机制中可谓适得其所，并跻身于自己一代文人中最具天赋的诗人之列。弥漫于与他同辈的僚臣文吏间不断孳生膨胀的仕途停滞之感，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陈与义享受他的汴京时代闲适和不辍的读书生活；其出生于政治意义深远、文化意蕴精雅，且距离汴京不远的另一通都大邑洛阳为这一切提供了可能。在新的官学教育体制的洗礼和北宋晚期积极上进的政治思想的磨砺下，陈与义在其宦途之初就表现出不让自己内心为外界庸俗事务劳扰的强大意志力。即使在1124年岁末，也就是女真铁骑首次大举南侵的前一年，他被贬至汴京之外的小镇为官时，依然满怀希望、保持乐观。

随着1126年底汴京在女真铁骑再次挥师南下之际迅速陷落，整个华夏大地因政治板荡而陷入八方风雨、兵荒马乱之中，陈与义的生活亦被彻底地、暴烈地颠覆倒转，其震骇惊惧的程度远超他及其同僚与同辈文人们此前所曾经历过的任何磨难。跟很多人一样，陈与义也弃官去职，加入南逃大流，由此开启了一段五年有余的南奔苦旅，拖着肉身走过人迹罕至的万里行旅，最终抵达高宗暂居于浙江的行在之都。其个人避难征途上的磨练、磨难、磨折，将极大地重塑他对自己诗人身份和责任的理解与认同。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改变的不仅是陈与义诗歌的主旨与内容，而且也改变了他的诗的表述方式和惯习。当他慌不择路地逃离于金兵追扰、驱驰于陌生地域的时候，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正朝着他徐徐启幕。

尽管陈与义早年即以工于诗技而知名，但介于他太学登科和战事伊始的十三年里，其诗作的思想和情感面向上充斥着一种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的单调性，甚至到了可以说是寡淡的地步。他的创作活动与他的文吏职责日常交织并行，诗作主要用于与同侪同辈们的社交沟通与应酬，以及个人情感的表达。但这种冷漠疏离在靖康之难以后便难觅其踪。在南奔避难途中，他的诗作以苦痛残酷的细节直笔记录自己的痛楚与艰辛，同时也间接记录了他同僚士大夫难友们的痛楚与艰辛，他们在政局剧变和王朝崩溃之际及其后的生死存亡中一起奋力求生。

当他获得了一线喘息之机并开始试图掌控周遭发生的一件又一件历史事件以及自己的写作之时，他早期诗作中的封闭结构套路被凿出生天，原始朴素的情感和全新意象开始贯注于诗的字里行间。随着旅途不断延展拉长，情感的云霄飞车渐趋稳定，当地异域风光的丰饶多元舒缓了他对政治局势的担忧程度，使得他能够忍受眼前处境的持续动荡混乱而仍对未来抱持希望。这段经历既催产扩容了其诗歌数量，也赋予其诗强烈的情感能量和更为直率的表达，而这，既不见于其靖康之前的作品之中，也很难在其受江西诗派影响的、以文本为根基的诗学训练中觅得痕迹。诗歌再度成为陈与义在生命中最悲惨困苦的时候可以依赖的私人和政治表达工具。物质世界被有目的地、有活力地唤起，被鲜活地、具像地感知描述，这在他早期作品中鲜曾得见；在之前诗作中被按部就班地惯常吟咏的山水，逐渐褪却了其作为讽喻象征符号的面饰而被用来直抒胸臆；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直强势留存于他此后的作品之中，并为其后的南宋学者们极力推崇。在其个人视野中逐渐膨胀充溢、未经污染的自然景色在他的诗作中发挥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助其排遣内心奔腾涌动的情感和忧虑；而他早期作品中那些娴熟精巧但有时未免有些矫揉造作的情感表达，被与自然风景的直接对话取而代之。行旅临近结束之际，陈与义不再只是追求对眼中所见的物质山水景物的灵性超越，而是将它们纳为他自我和身份建构的核心“元件”。

对陈与义和中国文学史来说，这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节点。陈与义靖康之难后的南奔避乱诗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实时性”（real-time）的描写刻画，当他在南国大片原始古朴、陌生疏离的疆域国土上步履踉跄、颠踬流离之际，“情”与“景”之间的传统诗学张力得到了长时持续、幽微细致的呈现。陈与义在羁旅行役和政治局势之间的挣扎、适从、领悟，他在人与世、情与景之间努力寻求并最终达到的新的平衡，即时实例地展现了后世文论家们所盛称的“情景交融”的最高诗学境界。

由于陈与义的生平具有跨界（boundary-crossing）性质，研究宋诗的学人们尚未找到适当方式来对其作品进行分期分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主要将其视为北宋诗人。另有学者使用定义较为模糊的“南渡诗人”来指称陈与义，这一术语指的是那些生于长于知名于北宋、但逃于安于重启于南宋的诗人们。不过，对陈与义的指称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为了避免过度纠缠于分类问题，本书将采用一种实用的方法，透过两种传统视角来分析简斋诗，以期更好地将其人其作置于文学史脉络中。

首先是他的前瞻性诗学取向（forward-leaning tendency），这里主要是指对下一代中兴诗人如杨万里（1127–1206）、范成大（1126–1193）、陆游（1126–1193）的导向。13世纪早期的诗评家严羽认为陈与义与杨万里是代表南宋独有的两种诗风的开创者（陈简斋体、杨诚斋体），惜未能详述二者之间的关系。19世纪标举宋诗的“同光体”领军诗人陈衍（1856–1937）则认为陈与义的七绝“已开诚斋先路”。当代学者张福勋将该论点拓展到概述陈与义的写景诗。赵齐平（1934–1993）不仅注意到陈与义与杨万里诗歌创作上的紧密联系，而且认为二者在诗学养成的路径上也颇为相似：“都曾受到过江西诗派的影响，而又都逸出江西诗派的藩篱。”傅君劢（Michael Fuller）也提出二位诗人共有江西诗派的底子这一关联，但认为杨万里这一代的创新，是由于他们意识到了江西诗派的束缚而试图摆脱其“涵义内敛和想象贫瘠”的弊病。

尽管本书会积极探索陈与义内在固有的前瞻性取向，但在方法论的本质上却是回溯性的。这里，笔者更愿意将陈与义视为标示着源自中古魏晋时期的山水诗的漫长演变的“终点”（end point），而不是仅把他看成是杨万里的“先驱前贤”。此外，本书还将特别关注陈与义对唐代诗人杜甫作品的深度诗学熔铸，以此作为文本分析的参照标准。毋庸置疑，正如传统和现代的评论家们早已注意到，杜甫对陈与义的影响既深远又多元。杜甫被圣化为诗歌的终极典范和不二法门之后，在所有志存高远的诗人的才学教育和诗学技巧训练中，他必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杜甫在北宋晚期诗坛上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几乎每个初涉其间的诗人内心中都有一个“杜甫”的存在。正如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所说，对于杜甫的态度看法和解说阐释，可以有效地映照出这一时期更为宏观的思潮和政治气候的变化。

陈与义就是一个绝佳范例。事实上，他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标志着北宋文人对杜甫集体迷思的一个高潮点。但在靖康之难以后个人宦途和写作生涯的中段，陈与义与杜甫的关联也经历了一场剧变，在前所未历的情境之中，他在江西诗派影响下养成的内心的“杜甫”遽然、猛烈地被激醒。在为金兵穷追不舍、从邓州逃奔房州的1128年初，陈与义感慨地写道：“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当然，这里被“轻了”（taken lightly）的并非杜诗文本，数十年来，包括陈与义自己在内的北宋诗人们一直在对杜诗旁求博考、钻坚研微甚至心慕手追，以此作为诗艺步入精湛圆融的法门；这里“被”疏忽的是杜诗蕴含的道德和情感力道，其内容意义的即时性和与现实人生体验的息息相关性。现代学者钱锺书（1910–1998）精辟深刻地总结出这种存在性觉醒对陈与义诗艺完善的重要意义：“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现实人生体验再度与诗歌紧密结合，极大改观了诗歌对现实的再现表述，这打破了江西诗派封闭狭隘、以才学为诗、“无一字无来处”诗学主张的紧箍咒，诗人重与政治和文化建立起充实而有意义的接触和互动，使得诗歌社会道德的传统角色重焕活力，并令其复归于宝贵现实经验的根脉。

杜甫可谓在江西诗派和陈与义的诗艺淬炼中鞭辟向里，以至于陈与义在靖康之难后对杜诗及其风格的觉醒看似乃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虽然他自己这么说，南宋诗评家们也这样认为，但这种觉醒并未把他变成另一个杜甫。陈与义重新体验安史之乱后杜甫的无助痛苦而滋生的超现实感受，竭尽所能地去模仿杜甫作诗而付出的强烈自觉努力，在情感和道义的层面虽振聋发聩，到头来却被证明是一场虚空，不仅与时代难以契合，诗技上也难乎为继。尽管他试图完全代入杜诗中的角色和心态，洒杜甫之泪水，凝杜甫之目及，但随着羁旅的延展衍伸，陈与义角色扮演的程度在不断弱化，他不得不将自我置于实际身处的世界之中，融入并接受他在南方耳闻目见的当地景观。可以说，通过努力成为“杜甫”，陈与义成功地重新发现了自我、成为“自己”。

本书试图细致展现在漫长飘泊羁旅的实际情境之中，陈与义主动师法代入杜甫之举是被如何冲淡搁浅、中道而止的，其结果是在他南奔之行接近尾声之时，本地山水风光愈发频仍地出现并占据了他的思想情感，陈与义终能在世界与自我之间达成平衡与和解。何瞻（James M. Hargett）认为，陈与义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宗唐的自觉愿望与宋诗的新趋向之间的张力，在其后期的实践中已不复算得上是真正的冲突。笔者将进一步论证，靖康之难后陈与义的频繁亲近自然，既是缓解消除这一张力的主导因素，也是成就其诗艺精妙的主要原因。通过比较陈与义与王维（约699–约761）的山水诗，麦大伟（David R. McCraw）总结说，王维“以全诗中淡去个体反应而著称”，而陈与义则以“关注精微和感悟精深”而知名，其个人的声音也因而“更明晰化和私人化”。陈与义后靖康时期最好的诗作，其所典型呈现的正是作为逃难者的诗人带着清晰亲密的个人视角，与途中所见所感不断斡旋调适的细致经历。吉川幸次郎（1904–1980）认为把细微性和超验性合二为一的能力，是宋代诗人普遍具备的关键特质。陈与义长于观察和刻画个人经历中的精微细妙的特点，以及他的自我意识能力，令他与大多数其深所仰望的唐贤们区别开来。

这种回溯式的分析视角是必要的，因为陈与义在成为另一个“杜甫”上的尝试与未果，为我们提供了展现由唐至宋更广泛的文学和思想转型是如何实现的一则鲜活实例。陈与义没能成为杜甫不是因为他天赋不足、才学不济，而是因为他和杜甫的写作生涯和实践是在非常不同的理论预期和技法设定下进行的。在陈与义的时代，作为政治和文化一个主要载体和构成部分的诗歌，已经开始丧失相当的正统性。田晓菲曾指出，“在中古中国早期，文化和政治综合一体的概念开始分崩离析”，到八、九世纪的唐朝这一进程越发加快。到了宋代，无论在实践上还是人们的感知中，这一进程都被进一步固化，而再也难以逆转了。

陈与义羁旅途中的诗作让我们清晰地观察到古典诗人与宇宙天地之间的传统张力是如何发生显著变化的；当他开始在此时此刻、此地此景中寻求意义时，杜甫相应地逐渐从他的诗中淡出也就顺理成章了。11世纪宋人对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上的凝聚合力以及情绪情感上的镇定自若的集体追求，决定了陈与义要比杜甫作诗更加关注思理的细密和与物质现实的契合；避难途中的政治危机事件，也要求他以流寓行人的限知视角去观察和理解周围世界的动荡混乱。这样一来，其私密、简洁、逻辑连贯、具有精准技巧和语言表达的诗风，便让他与杜甫和其他诸多唐人的诗风区别开来。

《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美]王宇根著，周睿译，王宇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