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婚，而非晚婚：日本人口对策的认知问题

2024年6月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说2023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妇女一生所生孩子平均数量）为1.20，创历史新低。官房长官林芳正宣布“少子化已进入危机局面”，他信誓旦旦道，岸田政府即将推出“空前规模的少子化对策”。不过林芳正这番话招来网上骂声如潮。有人说，少子化趋势30年前早就知道，但政府却一直拖延解决。有人说2023年岸田政府所建的“儿童家庭厅”“不过又是一个空耗预算的衙门”。

的确，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总和生育率就已跌至1.57人。当时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惊呼这是“1.57冲击”。但此后人们没有看到日本政府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因此这才有了今天的“1.20冲击”。

《老人统治国家，日本的危机》和《结婚不要社会》

许多人认为日本对“少子化”问题颇有研究，也不乏对策。法国历史人口学家伊曼努尔·托德（Emmanuel Todd）记得，上世纪90年代他访问日本时，曾听到日本政府对未来人口危机侃侃而谈，对此托德曾佩服备至。他觉得日本人很有先见之明。但后来托德多次访日，他发现人口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他说在日本，“人口问题”仅仅是一个“议论问题”，却并非“行动问题”。数年前他在《老人统治国家，日本的危机》一书中警告说，日本人口问题可能在未来某一节点突然爆发。

尽管日本政府早对人口下降危机有所察觉，也曾做过许许多多“对策”，但问题是为何这些对策无效？其中是否存在重大认知问题？

在讨论“少子化”即出生率下降时，流行的解释是结婚率下降，不婚比例增加导致出生率降低，这并没有错。但日本社会为什么出现大规模“不婚”？在这里学者解释出现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结婚率下降仅仅是因为晚婚，即年轻人把婚期推迟。但《不婚社会》作者山田昌弘认为这种说法并未揭示问题本质。他强调说现在日本已不是“晚婚社会”，而是“不婚社会”。在他看来，“不婚”才是人口下降的关键。

山田昌弘著《不婚社会》出版于2019年，系“朝日新书”一种。所谓“新书”即掌上书。山田昌弘1957年生，是颇受追捧的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日本家庭及年轻人生活方式，尤其关注不婚和少子化等当代日本社会问题。此处“不婚社会”，日文为“结婚不要社会”。

山田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未婚”普遍误读。误读主体既有媒体，也包括大多数中老年人。在媒体及老一代人看来，“没有比结婚这种事儿更简单的了”。当时人们认为，“未婚”仅是暂时现象，这是因为大量女性进入社会读书工作导致结婚率下降。根据这种认知，日本政府认为只要让女性“育儿”与“工作”两全其美，那她们结婚生子就是分分秒秒的事儿了。

可山田昌弘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解释说，“晚婚化”是说年轻人想多享受一段独身时光的快乐，因此推迟结婚。但山田强调说，“晚婚化”的前提是“人们迟早要结婚”，但日本的现实则是年轻世代绝非仅是推迟结婚，而是干脆“不婚”。

统计显示，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比，日本未婚率呈惊人增长。据1975年人口普查，日本30-34岁男性未婚率为14.3%，女性为7.7%。到了1990年，30-34岁男性未婚率为32.6%，女性未婚率为13.9%。时至2020年，30-34岁男性未婚率上升至47.4%，女性上升至35.3%。

究竟日本是怎样从“皆婚社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不婚社会”？ 山田昌弘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乃至停滞，造成年轻男性收入普遍低下。他分析说， 1975年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降低，造成日本女性与高收入男性结婚概率下降。

事实上“不婚”增加是全球趋势，并非日本独有。但日本“不婚社会”究竟有什么特点？在《不婚社会》中山田昌弘引用了他在1994年《诸君》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日本女性固执坚持自己的婚姻对象收入应高于自己或自己的父亲。这种婚姻对象在经济高度增长时代比比皆是，很容易找，那时女性的确也很容易结婚。但当经济增长进入低成长期，上述婚姻对象大为减少。这导致日本女性找对象越来越难，于是她们只得推迟婚姻，结果就是错失良机，孤男寡女大幅增加。

山田对日本“不婚社会”的解释是否过于片面？在《不婚社会》中，山田引用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做过的一个访谈研究项目问题。他问与父母同住的20代未婚女性“想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令山田惊讶的是，她们多回答“高收入男性”，而非“帮自己做家务的人”。而且令山田更为意外的是，即使高学历女性也同样回答“不与低于自己收入的男性结婚”。据此山田昌弘认为，至今日本女性仍坚持“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型婚姻观念，而正是这种观念导致日本不婚社会形成。

那么在日本究竟什么人可以结婚？山田说“可以结婚”的男性硬条件是职业稳定，高收入。据《朝日新闻》2018年“未婚年轻人婚姻观”调查，72%的女性在“结婚绝对条件”项目中选“收入”。另据2019年杂志《JJ》调查，60%以上的女性希望男性收入在700万日元以上，而回答不在乎收入的女性仅8%。有日本生活经验的人知道，每年收入700万日元，这对大多数日本年轻男性来说可望而不可即。

在近代初期，不论日本或欧美的婚姻形态都是要“同时满足经济生活与亲密性”。但当“近代型婚姻”面临困境时，日本与欧美的反应均是“不婚”，但这时欧美选择了“重视与伴侣的亲密性，而经济方面则选择自立”，形成“欧美型非婚社会”。对此，虽然日本的反应也是“不婚”，但日本却成为“即使想结婚也无法结婚”的社会。

根据上述分析山田认为“不婚社会”有两类。一类是“不想所以就不结”，另一类则是“想结却不能”。前者是欧美型，后者则是日本型。山田昌弘说，近代社会始于“婚姻不可缺社会”，即“假如某人不婚，那他将遭遇生活或心理困难”。山田昌弘说，从制度上或意识上讲，今天日本仍是一个“婚姻不可或缺社会”。

日本成为一个“结婚难社会”，山田认为其原因在于日本女性仍然坚持观念问题。这个传统观念是“婚后主要靠丈夫收入生活”，“结婚对象收入越多越好”。

同样是“不婚”，为何日本走了一条与欧美不同的路？山田分析认为，在欧美人来看，生活幸福必须要有亲密伴侣，因此他们可不婚而仅选择亲密性。但在日本社会，只要无法满足经济生活，那宁可牺牲同居的亲密性，即拒绝同居。这就是说，在“欧美型不婚社会”中人们既可同居也可生子，但在“日本型不婚社会”中，人们无法同居，更无法生子。

在山田看来，在婚姻观上日本社会重视经济满足度。山田在调查中发现日本离婚的理由往往是“丈夫被解雇”，“丈夫事业失败”。在婚姻问题上日本女性为何如此坚持经济条件？山田昌弘认为，在日本女性看来婚姻是一场划算的交易，因为在日本单方面离婚很难，因此女性认为婚姻是一种生活保障。另外日本也是面子社会，如果嫁一个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自己的男人，女人很难在朋友面前抬起头来。

尽管全球范围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但日本人意识中却仍残留“中流阶层”这种乡愁。山田说日本女性非常恐惧一场失败的婚姻将让自己沦为中产以下。上世纪90年代前，日本女性一旦恋爱失败还可回老家去相亲，找一个人差不多的人结婚。毕竟那时人人都是“正社员”，享受终身雇佣。但现在不同了，一旦你脱离正轨，嫁一个非正社员，一个低收入者，你将终身沦落底层。因为人们知道，大城市里地方出身的打工女，再也不会在老家找到“正社员”了，留在老家的都是剩男，非正规雇佣者。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年轻世代还曾享受一段恋爱活跃时代，盛行“可以恋爱却未必结婚”，性与婚姻可以分离。但进入21世纪，日本年轻世代中却弥漫“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徒劳的”这种氛围。对此山田呼吁人们“婚活”。山田称这个词是他的发明。在日本，求职者的求职行为叫“就职活动”，山田借用这个方式创出“婚活”，鼓励年轻人展开“结婚活动”，积极找对象。

面对婚姻数量下降问题山田给出的方案是，要把当下日本的“婚姻不可或缺社会”改造成为可以同居的“不婚社会”。山田说欧美已成功摆脱了“婚姻不可或缺社会”阶段，顺利建成“不婚社会”。山田设想，假如在日本构筑一种制度，男女即使没有婚姻关系也可同居，毫无顾忌生儿育女，那不婚也就不至于影响人口增长了。不过，山田他自己也说，他对自己这个主意其实也没多大把握，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爱面子的社会心理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