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的社会用途与滥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流行趋势似乎是不断“转向”，其中之一便是与“实践转向”“日常生活转向”“文化转向”紧密关联的“情感转向”，情感史则是“情感转向”在历史学中的体现。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教授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一趋势，从对于工业革命、消费主义、全球化等议题的全球史和社会史研究，转向对于焦虑、恐惧、羞耻、嫉妒、愤怒等议题的情感史研究，并在80年代就借鉴社会学的思考方式，提出了旨在研究情感标准变迁而非情感体验的“情感学”（emotionology）。

《羞耻：规训的情感》，[美]彼得·N.斯特恩斯著，聂永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丨光启书局，2024年4月

他于2017年出版的《羞耻简史》（Shame: A Brief History，中译为《羞耻：规训的情感》）一书，可谓是践行其情感史或“情感学”研究的一部著作，尤其是有关美国羞耻史的一部介绍性和综述性著作。在该书中，他首先简述了有关羞耻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心理学研究，并批评当前研究存在不足。一是过于强调罪感和羞耻感的二元区分，过于重视罪感，轻视羞耻感；二是将主要羞耻视为“自我意识的情感”，对其社会性和历史性重视不够。于是，他将试图从情感史角度，梳理羞耻的历史。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他更为强调社会性的羞耻，实际上主要是羞辱（shaming），以及与之相关的羞辱惩罚，而非作为内在德性的羞耻感，因此整本书主要讨论的与其说是羞耻的历史，不如说是羞辱及其社会用途的历史。正如文中所言，“羞辱甚至比羞耻本身更重要”。而且，他主要探讨的是美国历史中的羞辱，或羞辱在美国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偶尔论及欧洲和东亚，并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

Shame: A Brief History 英文版封面

接着，他在概述了前现代的羞辱后，开始详细讨论现代性对于羞辱的冲击。他认为在狩猎者和采集者构成的有些原始人群中，就已存在羞辱问题，但在农业社会和农业社群中它变得更加普遍。在当时的家庭、惩罚、荣誉和等级制中，公共羞辱主要发挥着增强社群团结、维持社会规范的社会功能。有关现代性与羞辱的关系，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是现代性削弱了羞辱感，但他指出不仅是现代性削弱羞辱感的单一关系，而是存在多元的、复杂的关系。第一，城市化和匿名化虽然导致羞辱感赖以为基础的富有凝聚力的社区的消失，但城市社会中也会形成新的社群和社区，高度城市化的东亚社会更是如此。东亚社会并未完全走向现代性，在后来的社区和家庭中仍然保持着对羞耻/羞辱的高度依赖。第二，商业社会的金钱和利益原则虽然日益取代传统的荣誉准则和等级制，但实际上，即使在美国，特别是南部和西部，人们仍然信奉荣誉准则，并运用羞耻/羞辱来进行情感约束，况且荣誉只是羞辱文化的一部分，即使荣誉衰落了，羞耻/羞辱仍会继续发挥作用。第三，现代社会虽然建立了足以替代羞辱的更为优越的现代制度，比如新的治安机构和惩罚体制，因而公开羞辱日益销声匿迹，然而这些制度成本很高，效果有限，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羞耻/羞辱。

具体来看，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羞耻在欧美社会确实有着日渐衰弱的变化趋势。十八世纪末开始，欧美对于羞耻和羞辱的定义和接受度开始发生改变，尤其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美国人的羞耻/羞辱感日渐减少，比如“shame”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衰退，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达低谷。美国人甚至将羞耻/羞辱视为“禁忌”，越来越不愿意直接谈论羞辱，这进而导致对其进行辨识和评估的困难。在这一时期，西方羞辱史的主要趋势是反对和批评羞辱，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某种反羞辱运动。比如，废除戴枷示众等公开羞辱、建立监狱体制的刑罚体制改革，废除批评、责骂、体罚等羞辱式教育方式、建立温柔和鼓励的教育方式的教育改革，都是反羞辱运动的一部分。二战后，学校对羞辱的敏感度有了很大提高，课堂上点名批评的老师很可能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制裁，甚至失去工作。总体上，欧美之间的趋势基本相似，最多存在细微差别。羞耻/羞辱减弱的原因，除了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因素之外，作者着重强调了文化价值变迁的影响。也即，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自主高于集体规范，更为重视个体主义、个体尊严和隐私意识，比如儿童在家庭和学校中的地位，这一变化意味着对羞耻/羞辱等情感的重新界定。

但上述转变只是羞耻/羞辱史的态势之一，“羞辱确实衰落了，但是并不均衡，也不一致。”与此同时，羞耻/羞辱也在很多方面得到保留和延续。第一，对荣誉和体面的关注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存在公开或私下的羞辱，而且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礼仪规范和情感控制方式，对羞辱的反对和废除并未在所有群体中得到实现。第二，如果说在家庭中相对彻底地消除了羞辱的话，那么在学校中，因为存在面对大量学生、承受考核压力、防止学生暴力等问题，仍然会使用羞辱手段，只不过有时是隐蔽地运用，比如定期检查学生身上的虱子，并将结果予以公布，而学生之间的相互羞辱也仍然比较严重。第三，即使在对羞耻/羞辱的认可度比较低的个体主义时代，羞耻/羞辱的作用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有了新的用途。在现代体育运动中形成一种新的男孩文化，强调摆脱父母的监督，勇于面对各种羞辱考验，一方面是教练往往用咆哮、辱骂等羞辱方式来教育和惩罚运动员，另一方面是观众和社会甚至运动员自己对于运动员的羞辱，比如指责某个运动员娘娘腔，将其运动方式描述为“像女孩子一样”。此外，贫穷和商业失败也逐渐被视为羞耻/羞辱，美国政府也会通过羞辱不愿当兵者（称之为“懒虫”）来解决征兵问题。因此，西方社会的反羞耻/羞辱运动似乎并未完全获得成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羞耻/羞辱在美国社会似乎产生了复兴趋势，比如“shame”一词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在此，斯特恩斯指出，跟欧洲更为严格地反对和限制羞耻/羞辱、东亚社会仍然高度依赖羞耻/羞辱的趋势不同的是，羞耻/羞辱在当代美国社会尽管有复兴之势，但仍然同时存在很多相互补充或相互矛盾的不同态势。首先，19世纪开始的反羞辱运动和自尊运动仍在继续，各种专家和治疗师都强调羞辱的危害，强烈反对这种情感，并提出新的替代措施或治疗方案，以便改善学生、运动员等群体的羞辱状况，这些改革虽然未必彻底成功，甚至仅仅触及羞辱的皮毛而已，但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于羞辱的敏感性。其次，在法律上，有人在抵制羞辱的同时，也有一些保守派法官认为监狱本身也是羞辱场所，而且成本太高，要求用公开羞辱来替代监禁等惩罚措施，以应对美国社会的道德滑坡问题，比如惩罚恋童癖、醉驾司机在报纸上公开其罪行。第三，在政治斗争中，每个派别都喜欢利用羞辱来攻击对方，以完成民主立法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只不过各自对“政治正确”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人们无意中对“政治正确”的任何“微冒犯”（microaggression）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羞辱，政治官员、娱乐明星、新闻从业者、学者等人群最易于因此而遭到羞辱。第四，在身份政治方面，各个群体，尤其是女性主义、黑人、同性恋、残疾人、肥胖人群等边缘群体，一方面强调克服羞耻感、寻求正义，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羞辱感作为武器，来界定和强化身份认同，改变可耻地位。其中荡妇羞辱、肥胖羞辱尤其显著，美国人甚至将穿着、肥胖跟道德缺陷、心理缺陷联系起来。第四，传播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羞辱提供了便利，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匿名的、恶毒的羞辱行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真人秀节目，主要就依赖于暴露隐私、公开羞辱来吸引关注。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网络社会犹如一个相互羞辱的平台，或可称之为“羞辱机器”。甚至有父母将小孩子的“丑事”发布到网络上，以起到羞辱式教育的目的。尽管不同人的网络羞辱行为动机各不相同，有人是报复他人，有人是为了获取关注，有人是发泄愤怒，更多的人是出于从众心理，但总体上却造成一种羞辱氛围。为此，犹如早期的废除足枷运动一样，有人提出互联网上的被遗忘权问题，比如加州的“橡皮擦法案”，允许未成年人在成年后删除以前的网络帖子。

该书的基本思路是主要叙述美国羞耻/羞辱史的同时，偶尔与东亚社会进行比较。然而，对于美国羞辱的历史和现状，斯特恩斯看到了复杂多元甚至相互矛盾的趋势，对于东亚社会的论述则似乎过于简单，仅仅看到羞耻/羞辱在东亚社会的延续，而未看到其他趋势以及不同趋势之间的互补或矛盾关系。而且，对于中国或东亚儒家文化的羞耻/羞辱似乎也存在一定误解，比如儒家的羞耻心或羞恶之心很难完全纳入到以社会性羞辱为主的欧美羞耻观念之中。而且，即使对于美国羞耻/羞辱史，在叙述美国羞耻/羞辱发展趋势在各个时期的多元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的同时，或许可以进一步将其置于总体上的美国社会文化史和世界历史之中，分析不同群体在其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中如何围绕羞辱标准、羞辱对象、羞辱方式而展开互动和斗争的过程。

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羞耻/羞辱在社会中的用途和滥用，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作为一本综述性和普及性读物，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强调羞辱的社会性，将羞辱与家庭、性别、社群、司法、政治等议题结合起来讨论。二是凸显美国羞辱史的复杂性，反对现代性导致羞辱日趋衰落这一简单结论。总之，虽然存在社会文化差异，不管在欧美还是中国，羞耻/羞辱都是无所不在，牵连深远，自尊/仁义之追求始终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