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年（1691），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画有家学，先后师从张珂、王鉴、王时敏，得名师传授，能融会南北诸家之长，终有大成，泽被后世）蒙诏自常熟北上京师主持绘制长篇巨制《康熙帝南巡图》卷，前后历经七年多之久，方返归故乡。
康熙二十九年（1690）春天，居京多年的禹之鼎（1647-1716，字尚吉，号慎斋，江苏兴化人。曾官鸿胪寺序班。尤精肖像画，白描法、墨骨法、江南法皆有造诣，笔下人物形神兼备，深得时人赞誉。亦善山水、花鸟，非寻常画家可及）追随对其提携有加的徐乾学南下，六年之间安居洞庭东山，参与编纂《一统志》，回京时已是三十五年（1696）。
由此看来，两人同在京师大约有两年左右。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两人绝非互不相识，毫无往来，恰恰反之，不但交游圈具有较多的重合，而且一起绘制过不少幅作品，形成了由禹之鼎图写肖像、王翚补景的创作模式，堪称当时齐聚京师的文士们的理想典范。
关于王翚与禹之鼎的交往，笔者曾在撰文探讨禹氏山水画时，谈及石谷在绘画观念与画法上对慎斋的影响（拙文：《浅述禹之鼎的山水画创作——从〈石渠宝笈〉著录的两件山水画轴谈起》，《中国美术》2017年第3期，第91-92页）。在此基础上，如今再于两人交游圈、合作绘事、社交方式等方面稍加补充。
关于王、禹的交往，不妨先从常熟博物馆藏禹之鼎绘《石谷先生还山图》上题诗众人谈起。
此卷展开，可以见到陈元龙、王士禛、王掞、姜宸英、张英、查昇、王鸿绪、韩菼、张远、侯开国、归焕、殷誉庆、王丹林、许彻、张尚瑗、魏为圻、黄玢、曾倬、高丕蹇的十九人题诗。石谷请人在这一有纪念意义的画卷题诗，邀请对象自然俱是其平日彼此熟识之士。慎斋与其中的几位名宦、文人不乏往来，这从他绘制的行乐图便可窥知一二。
如他曾先后为王士禛绘十二幅肖像（拙文：《论禹之鼎为王士禛绘制多幅肖像的原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2期，第132-146页），与王翚合作为王掞绘《听泉图》卷（南京博物院藏），为姜宸英等绘《徐元文、姜宸英、朱彝尊三公像》卷（广东省博物馆藏），为查昇绘《写经图》册页（南京大学藏），为韩菼绘《松溪洗研图》[宋荦：《西陂类稿》卷十二《庐山诗述鹿轩诗·题韩慕庐阁学松溪洗研图（原注：禹尚基笔）》，《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为王丹林绘《十三本梅花书屋图》。馀下之人，见过慎斋绘画者颇多，他们的题诗中即可觅得痕迹。如张英曾为禹之鼎《江村图》《乔崇烈饷乌图》题诗（张英：《存诚堂诗集》卷二十一《题禹尚基江村图》，张英：《笃素堂诗集》卷二《题乔无功孝廉饷乌图二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分见第207、541页），王鸿绪为《史申义春泉洗药图》卷（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题诗，张远为《王煐风木图》卷（故宫博物院藏）题诗，殷誉庆为《乔崇修溪边独立图》卷（故宫博物院藏）题诗，张尚瑗为《王士禛放鹇图》卷（故宫博物院藏）题诗。
禹之鼎《石谷先生还山图》卷，常熟博物馆藏
禹之鼎《徐元文、姜宸英、朱彝尊三公像》卷，广东省博物馆藏
禹之鼎《乔崇修溪边独立图》卷及殷誉庆题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王、禹在交叠的交游圈内，有泛泛之交，也有过从甚密的友人。在此，仅以曹三才为例，略作陈述。
曹三才，字希文，号廉让，浙江海盐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工书法，擅篆刻，与査慎行、查昇、顾嗣立、姜宸英等为一时之彦，其诗得到诗坛盟主王士禛的器重，著有《廉让堂诗集》《半砚冷云集》卷等。其自言“余于己酉（康熙八年，1669）庚戌（康熙九年，1670）间与香眉同研席，迄今晤语长安，阅十五月。缅怀往事，忽忽如昨。丁丑（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夏，喜其出宰河内，属禹慎斋仿米襄阳题壁图写照”（曹三才：《半研冷云集》卷三（丁丑）《〈题香眉居士张萼山题壁图即以赠行〉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7页）云云，于此可见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其与王、禹同在京师。
对曹三才，石谷不止一次赠与佳作。康熙三十五年，希文因得石谷所赠三幅山水横披小卷，而欣然题写五绝三首（曹三才：《半研冷云集》卷二（丙子）《王山人石谷为余画横披小卷三幅即取其意画题三截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第321页）。不久，石谷以山水长卷请题，希文步画上石谷诗原韵作七绝四首相答，其中还提及石谷曾为希文绘《芝岩图》并书长笺，各极其妙（曹三才：《半研冷云集》卷二（丙子）《石谷以长卷索题即和韵奉赠》，《清代诗文集汇编》246册，321页）。希文与禹之鼎关系密切程度，应该并不输于其与石谷。
前文提及，希文曾请禹氏为即将“出宰河内”的同学张起宗 [字亢友，一字萼山，号香眉居士等，浙江鄞县人。清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曾知河内县三年。工书，秀劲挺拔；善画，山水尤佳，超逸有致。著有《高梧阁集》]“仿米襄阳题壁图写照”。除此之外，宴饮、雅集是康熙年间的京师文人最为常见的交往方式，希文、石谷、慎斋久在其间，都是各个文人活动的参与者。
从康熙三十六年元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人相聚两次，石谷、慎斋皆当场通力合作图画，赠与希文。十九日，慎斋为希文写照，后有石谷布景，成《山静日长图》（曹三才：《半研冷云集》卷三（丁丑）《奉酬禹鸿胪尚基招饮，竟日为余写照，王石谷补写泉石竹木，取罗大经山居篇意，为山静日长图，时正月十九日，都人谓之燕九节》，《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第323页）。二十一日，石谷、慎斋等四人在雅集上合绘《聚清图》（曹三才：《半研冷云集》卷三（丁丑）《正月廿一日雅集，王石谷写松，禹尚基补竹，张石楼画梅，方瞻亭添着色山茶一枝，为聚清图，以赠余，漫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第324页）。以小见大，不难想见当年文士雅集的密度与盛况。
康熙三十六年，希文拟于四月还乡，此前请石谷绘《春明折柳图》、费而奇绘《野店听莺图》、慎斋绘《故园樱笋图》，合称《送行图》。图成，又请京师诸友题诗，汇成一册。夏末，希文自水路离京南返。舟行沧州，顺风扬帆，希文在舱中展阅石谷在临别之际馈赠的山水之作。图以唐朝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中诗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为题，希文颇为满意，深感石谷之诚，遂作七绝六首以为酬答（曹三才：《半研冷云集》卷三（丁丑）《沧州道中顺风，因展王石谷送行图，用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写意即景，甚乐，并感其意即以十字为韵，寄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第328-329页）。
日后，希文将诸友题诗编为《赠行倡和诗》，作为其别集《半砚冷云集》的附录（曹三才编：《赠行倡和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第331-338页）。如今，此册仍存世间，已被改名为《折柳送春图并诸家题咏》册，可供观者追忆古人以诗、画酬赠友朋的雅韵文事。
值得一提的是，希文之父曹元方在南明弘光政权时期曾短暂担任常熟县令，颇有政声（汪琬：《尧峰文钞》卷十二《前明吏部验封司郎中曹公墓志铭》，纪昀、永瑢主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312-314页）。不知此事是否促进了希文、石谷二人的交往。
禹之鼎《曹三才故园樱笋图》册页
相比当时尚为布衣名士的曹三才，王士禛 [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曾入值南书房，纂修《明史》。官至刑部尚书，因事革职。病逝乡里，谥文简。诗论创“神韵”说，影响深远。作诗以清远为尚，典雅含蓄，主盟诗坛数十年。素重著述，为文丰富，著有《蚕尾集》《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可算显宦，而且诗名远播，已是文坛执牛耳者。康熙十七年（1678）、二十四年（1685），石谷两次进京皆未与渔洋会面。康熙三十一年（1692），即石谷因主持《康熙帝南巡图》至京的次年，时任经筵讲官、兵部督捕右侍郎的渔洋记：“（石谷）辛未来京师，颇自贵重，其画不为人作。独欲得予一诗为赠，屡属诸公通意于予，又特作长幅及册子八幅相遗，其意浓至可感。” （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八，纪昀、永瑢主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529页）此时石谷急欲结交渔洋的心情，昭然可见。
转年三、四月间，渔洋赋诗《乌目山人歌赠王石谷（翚）》（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五十四《蚕尾诗》卷二《乌目山人歌赠王石谷（翚）》，纪昀、永瑢主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471页），其中称又得石谷赠画十幅，或仿荆浩、李成，或摹黄公望、王蒙，或步武赵孟頫，不一而足。不负石谷厚望，渔洋便以长歌酬答。同年四、五月间，石谷与弟子合绘《西堂诗思图》再次相赠，渔洋则再赋七律一首（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五十四《蚕尾诗》卷二《石谷与门人合写西堂诗思见赠题其上》，同前，471页）。康熙三十六年，渔洋已升任户部左侍郎，石谷仿许道宁笔意作《溪山霁雪图》卷（南京博物院藏）奉赠。作为交游往来，渔洋应允即将离京的石谷之请，在《石谷先生还山图》题诗二首，后收录在文集之中（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五十九《蚕尾续诗》卷五《题王石谷骑牛图》《再送石谷归常熟》，同前，533页）。《国朝画征录》载“论者第其（王翚）品，比王阮亭诗云”（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中《王翚》，张庚著，祁晨越点校：《国朝画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51页），将石谷在画坛的地位与渔洋在文坛的地位相埒，在实力相称的前提下，两人交游的关系或也促进了这一观点的形成。
禹之鼎初会王士禛的时间早于王翚，至少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慎斋为渔洋、徐乾学、汪懋麟、王又旦、陈廷敬绘写《城南雅集图》之前，身为从九品官员、鸿胪寺序班——慎斋便与从四品官员、时任国子祭酒的渔洋相识。自康熙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682-1708），慎斋为渔洋绘制肖像、行乐图十二幅之多。尽管渔洋对慎斋为其写照的评价是“时有利钝”，然而这并未影响后来职在高位的刑部尚书与沉潜微官的鸿胪寺序班之间的交往（拙文：《论禹之鼎为王士禛绘制多幅肖像的原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2期，132-146页）。
禹之鼎《城南雅集图》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从石谷、慎斋与王渔洋的交往来看，奉赠笔端的妙墨正是诸多画家结交在朝官员、民间贤达的一条途径。早以与老师王时敏、王鉴并称“江左三王”的王翚，堪称是一位善于利用绘画技能，交善达官名流的典范人物。其与朱彝尊、高士奇、宋荦、吴暻等人，均通过赠画的方式发生了联系，文人与画家都以诗、画答赠，形成艺坛雅事。于此，禹之鼎有着同样的社会交往方式，尽管被渔洋点评为“名重辇下”（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六“写真”条，王士禛著、赵伯陶点校：《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127页），但因其名望远逊石谷，以致或交游范围、或交谊深浅均不及石谷。虽然有此差别，但是可以认为，石谷与慎斋皆采用以画求友、得己所愿的处世之法，为自己开拓出一片天地。
现存《石谷先生还山图》拓片仅十九人题诗，而《清晖赠言》内载众人为石谷南还而送行之作远不止此数。慎斋诗作极少见到，书中却保留了他的五绝四首，殊为难得。
其中，第三首云“廿年师著作，八载快相依”（禹之鼎：《题石谷先生南还图》，王翚《清晖赠言》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857-858页）。“八载快相依”当是虚指石谷进京的七年多的时间，这与陈元龙题《石谷先生还山图》诗中“八年野服侍金门”正相吻合。“廿年师著作”同样可作虚指看待，不过稍作考察便会发现原本容易忽视的线索。
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向前倒推二十年，约是康熙十八年（1679）左右。在此，就要谈及与石谷、慎斋皆有重要关系之人——徐乾学。石谷曾于康熙十三年（1674）赴昆山为徐氏作《摹古山水图》册（常熟博物馆藏），此前两人便应熟识。同年，徐氏赴扬州拜访友人汪懋麟，命初次会面的禹之鼎为二人与同座的姜宸英绘写合像《三子联句图》（孙枝蔚：《溉堂续集》卷五《题三子联句图（有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71册，528页；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三《徐健庵画像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1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81页）。康熙十四年（1675）十一月，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因母亲过世而返乡丁忧。康熙十八年，徐氏得赠石谷为其绘制的屏障，王时敏赞曰“巨丽之观，横绝今古”[赵平：《王石谷年谱（二）》，《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119页]。此年秋间，徐氏兄弟丁忧期满，北上京师。慎斋应是在随行途中或之前，见到了石谷赠与徐氏的画作，且多加摹写，体会石谷的笔墨变化，有所增益，故有“廿年师著作”之句。
王翚《摹古山水图册?仿赵孟頫渔浦丹枫图》册页，常熟博物馆藏
王翚自题《摹古山水图》册，常熟博物馆藏
无论是“廿年师著作”，还是“八载快相依”，究竟慎斋从石谷画作中受到多少启发，学得多少绘事技巧呢？笔者曾在论述慎斋的山水画时，通过对两人作品的比照与分析，明确了石谷的艺术实践摆脱南北宗画论的束缚，侧重王蒙笔墨意趣的长处，相信对慎斋的绘画思想与技巧变化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进一步指出石谷的作品也是慎斋远溯赵孟頫、王蒙等名家的津梁，这一点无论是钩沉文献还是对照实物，皆能得到证明（拙文：《浅述禹之鼎的山水画创作——从〈石渠宝笈〉著录的两件山水画轴谈起》，《中国美术》2017年第3期，91-93页）。
对学习石谷的笔墨，从作品入手始终间隔了一层。禹之鼎与石谷同聚京师的数年间，于雅集酬宴之所耳闻石谷融汇南北宗之论，获观石谷挥毫运“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之法， 受益之大，在以后创作中方才日益显现出来。
尽管王翚与禹之鼎切实同在京华的时间不长，然而两人合作却是不少。除去前述康熙三十六年元月的两次雅聚而留下的作品外，尚有几件慎斋绘像、石谷补图的行乐图性质的肖像画，如康熙三十六年为王时敏之子王掞所作《听泉图》卷（南京博物院藏）、为“简庵先生”所作《听松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三十七年所作的《濯足万里流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为宋荦之子宋至所作《题学诗图》卷[朱载震：《题宋二山言学诗图四首（原序：图为禹尚基之鼎写照王石谷翚补景中丞漫堂先生踞石几睇论微笑山言执卷侍坐）》，《京华集》康熙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80页]。可以说，在这两年之间，王、禹联合的创作形式，已经成为京师的一道风景，为人瞩目。
对石谷而言，这是他与杨晋、柳遇等精于肖像的画家共同绘写文人行乐图中的一个巅峰阶段。对慎斋而言，成为与他人合作的绝唱。形成这般境况，是因石谷精于状写山水、草木，却对肖像难以落笔，所以务必要与人联手而为，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慎斋既擅写照，又兼能山水、花鸟、竹石等，而且造诣不浅，故而任凭像主提出如何要求，俱可一手完成，无需他人分担。这也是两人各有千秋之处。康熙三十六年，王翚、禹之鼎与王原祁、唐岱、宋骏业、杨晋等二十九人曾为虞山徐兰合绘《芝仙书屋图》轴， 此乃合作个案（成洪燕：《〈芝仙书屋图〉述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5期，98-117页），与前述王、禹的固定组合无论从绘制方式还是整体布局都大不相同，无法相提并论。
禹之鼎《简庵听松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直至晚年，慎斋仍与石谷有所往来，如其致石谷函中为宝应乔崇修求画数件，初称“鼎久不奉先生教益”云云，非是客套言辞，应为对客观情况的如是记述，这也印证了前述“廿年师著作，八载快相依”的诗句。之后深望石谷“勿以应酬报之”（王翚：《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上，神州国光社，1910年），二人熟稔由其语气便可判定。
慎斋无论人在江南、京师，身畔皆有知名画家，然而对其绘事影响较大者极少，石谷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与慎斋的绘画观大有关系。笔者曾论及，“禹之鼎并不甘独借肖像蜚声于世，而是志在将像主置于大山大水之间，烘托意境氛围，突出像主归心林下、隐居悠游的避世心态，意图从而留得画名，辉耀汗青。于是，禹之鼎为此临摹名迹，不独用功于‘南宗’山水，而且广泛从‘北宗’诸家画法里体会细腻精致的创作技巧，甚至从同时代的巨匠画作中窃睹堂奥，从而取得了画兼多能、艺得殊荣的绘画成就”（拙文：《浅述禹之鼎的山水画创作——从〈石渠宝笈〉著录的两件山水画轴谈起》，《中国美术》2017年第3期，93页）。环顾慎斋左右，能真正做到兼能“南宗”“北宗”山水的“同时代的巨匠”为数寥寥，石谷自然是慎斋的不二之选。可以说，慎斋的内在动因使得石谷成为其绘画发展过程的重要推动者。
综上所述，就王翚与禹之鼎两人交游而言，慎斋应属主动结交石谷，并时常请教，以致获益匪浅，石谷对慎斋则是以晚学相待，寻常往来，多有指点。可以肯定，两人在京期间，往来殊多，合作愉快，分别之后，偶传鱼雁，音讯未绝。
石谷与慎斋关系如是，有若干缘故。首先，石谷年长慎斋十五岁，慎斋以前辈待之，尊敬有加，双方自然和睦相处；其次，石谷在画坛声名显赫，慎斋虽也非无名之辈，但是与石谷相比无疑是逊色不少，艺苑地位造成高低有别；再次，同在京师之际，两人联袂为诸位文士创作行乐图，可谓互做助力，共存共荣。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王、禹两辈画家的友好往来，为艺坛投射下一片优雅的光影。（文/汪亓）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