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故事……另一种讲法：以水与河流为中心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印]苏尼尔·阿姆瑞斯著，王庆奖 / 朱丽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4年3月版，404页，98.00元

美国印裔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的《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2018）是一部以水域和气象为研究视角来探讨亚洲历史的著作，其核心主题就是书名中的副标题：“雨水、河流、海岸和大海如何塑造了亚洲的历史”。中译本把书名意译为“奔腾不息”，着重于河流贯穿历史、形塑历史的力量与气势；封面设计也与之配合，一幅在河谷中蜿蜒曲折奔流的河流黑白照片，上下贯穿一条烫银印刷的地图河流，令我想起的是作者在书中曾经论述的地缘政治与自然景观的被迫交织。

不过也应指出的是，原书名正标题中的“Unruly”意为不羁、任性、难以控制的和难以驾驭的，于是在副标题中强调的是人类如何面对“水”（雨水、河流、海洋），带有一种忧患意识。很显然，“如何”（How）是核心主题：一方面是季风、雨水、干旱、河流、海岸和海洋等自然界是如何形成亚洲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如何在对气象的观测、对水资源的利用改造以及对水灾害的抗争中形塑着亚洲的历史和现实？

《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推荐语指出：“很少有学者试图将如此多的水文循环维度纳入对过去的理解。苏尼尔·阿姆瑞斯对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问题的回顾令人印象深刻，他将焦点集中在水资源匮乏和不可预测的地区。阿姆瑞斯借鉴了广泛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展示了科学家、工程师和政策制定者是如何不断努力了解、预测和控制各种水生态的。”（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414410）《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更具体指出：“阅读这本书是一次引人入胜的曲折之旅，穿越了气象学的早期历史，它与殖民地和现代水资源发展的联系，以及它们在南亚政治和经济演变中的作用。”（同上） 

当然还可以补充的是与殖民地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后者对水资源的利用、改造比前者有更强烈的冲动和带来更严重的影响。另外当我们说作者试图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重新发现亚洲历史的时候，应该看到他主要论述的是南亚而不是整个亚洲。不过无论如何应该承认的是，该书不仅对于认识亚洲史研究中的自然与政治关系很有启发性，同时对于思考今天全球性的气候危机、环境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

谈到亚洲史研究，在近年来的史学领域中无疑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能够把环境史、气象史、水利史、自然灾害史等领域融合在亚洲史叙事之中的意识和阐释还是比较缺乏。2005年8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4）的论文集有一个很好的书名：《亚洲学回归亚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8月），议题也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海洋、河流的则基本上仅限于运输、贸易等议题。这似乎说明在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意识中还比较欠缺对自然力量、景观、变迁等问题的关注，如何让自然的和被人为改造了自然景观的亚洲回归亚洲学，这或许是更有挑战性的“跨界”研究。正如阿姆瑞斯所指出的，在环境史的专业领域之外，关于大自然的研究从大部分关于历史变迁的研究中消失，这是在近期尤其突出的状况。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经有过农业史研究的兴盛，强调灌溉的重要性和亚洲各社会对水能利用的规划多样性，但是仍然都没有涉及水利社会的现实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直接关系。在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纷纷转向城市政治、文化研究、思想史、世界主义史以及旅行和人口迁徙史研究，而在这种转向的同时，水危机对人类生存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第8页）。史学研究转向固然有其内在的学科冲动和问题意识，但是在现实危机面前更应该有自觉的责任感。

在自然景观、气候科学与地缘政治之间，有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关系，在当今全球化政治博弈中早已不奇怪。但是阿姆瑞斯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是，早在十九世纪，气象学与殖民政治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当然都知道，而且也会由衷感慨的是，由空气环流驱动的风暴和季风是一个广阔的自然空间，其边界由风和山脉划定，其陆地和海洋景观是由大自然所定义、形塑而与帝国无关。但是当这幅自然景观被表述在概念、图表、历史叙事等中间的时候，连吹过的风也会被改变。我想起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与同学有过一个讨论，议题是从西方传来的“主义”是如何被“国情”了，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比喻：连吹拂过某地的风也不再是原来的那股风。

阿姆瑞斯举的一个例子说明自然是如何被政治表达的：风与气压的范围和边界本来是自然形成的，“但当这幅气候图被转化为二维地图后，政治边界的重要性就会变得非常突出。约翰·埃利奥特从印度退休后所编撰的第一本《印度气候地图集》（Climatological Atlas of India）就是以一幅风与气压地图为开篇，其中风和气压横贯着相互关联的海洋与大陆而自成一体。这幅图展示了热量和能量在欧亚大陆与辽阔的印度洋之间传递，从而塑造了印度气候的过程。……但地图集中的图，诸如每月的温度图、湿度图和降雨量图、云层图、风速和风向图等，均局限于英属印度的范围内。每一张地图上，英属印度领地均被涂抹上不同于周边地区的色彩，以突出显示；即便是显示风速的箭头也只出现在次大陆，仿佛这些风是自成一体的”（113页）。这是气象科学被迫与地缘政治学相交织的例子，在地图上鲜明地呈现了出来。别以为地图上的风与气压都是由气象专家标注出来的，殖民政治的色彩是更重要的标识。我们也都知道，地图不仅仅是“地”图。

除了气象地图的直观殖民表述以外，所谓“印度次大陆”的概念和争论同样具有地缘政治的性质。阿姆瑞斯指出：“在地缘政治领域，英国战略家越来越担心英国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这些威胁并非来自海洋，而是来自陆地，越过中亚山脉而来，其中首要的威胁来自俄国。有关印度的这些争论都是通过直观的地图加以描述，从而形成了‘次大陆’的观点，这与基于海洋视角看印度的观点相对。“印度次大陆”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喜马拉雅山脉在这种观察印度的视角中至关重要。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喜马拉雅山脉对印度次大陆的重要性，即喜马拉雅山脉在印度气候中的作用、作为印度河流源头的地位，以及对印度安全的战略意义等，更加清晰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14页）十九世纪气象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威廉·威尔逊·亨特的研究结论之一是英属印度的安全有赖于“对山区通道和门户的保卫”，以防止“陆上突袭”。“把喜马拉雅山脉视为一道天然屏障，认为印度总是有被破坏的威胁，因而主张将印度视为与亚洲其他地区相区隔的‘圆形剧场’。自然边界就成了‘国土安全’的同义词。”（115页）这些论述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思考一个多世纪以来发生在印度北部边境的地缘政治与军事事件。

塑造“亚洲历史”的力量，除了雨、河、岸、海的自然力以外，更有国家政权、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奔腾不息”的更有来自社会底层和民间的斗争意志。阿姆瑞斯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份新的亚洲历史叙事，更是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亚洲故事：以水与河流为中心的政治抗议史。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气象灾害、水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河流被工业极度污染等现实危机，阿姆瑞斯着重论述了勇敢的媒体人、法律人和非政府组织（NGO）的不屈抗争与来之不易的成就，揭示了在许多主流历史叙事中被忽视的“塑造亚洲历史”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作者关于“如何”（how）的论述中极为重要的议题，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印度记者帕拉古米 ·赛纳特（Palagummi Sainath）在1993年得到《印度时报》的资助到印度最贫困的地区考察。在有关印度农村贫困地区的报道越来越少的时候，《印度时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赛纳特的报道。赛纳特希望突破媒体对“宏大事物”的关注，突出揭示“那些可能导致混乱又并非好新闻素材的长期趋势”。他在文中揭露了农村水源匮乏而导致牟利的“水霸”（water lords）集团出现，并且提出“农业干旱”和“气象干旱”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有时是“人为操纵”的结果。他还揭露了在所谓经济转型中印度农民自杀现象泛滥，据估计1997-2010年至少有二十万农民自杀身亡，他们难以忍受的压力源于他们由于购买种子、化肥、杀虫剂、抽取地下水的水泵燃料而欠下的债务不断增加。另外，在今天重新审视赛纳特在当年从印度农村地区发回的报道，可以发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加剧了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早就相互交织的生态和经济危机（285-286页）。可以说，媒体与记者的力量在发生天灾人祸之时能否存在、能否发生作用并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是公共政治结构与力量是否健全、社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标识。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人类对河流资源的改造、分配、滥用不断积累着河流污染的危机，在印度表现得尤为严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研究报告指出“印度的河流污染已经到了临界点。印度受污染的河流清单读起来就像长长的死人名单”。报告把神圣的恒河描述为“粪池网络”，并列出了一份对河流污染负有责任的产业名单，揭露了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危机”（287页）。1985年，参与公职竞选活动的律师梅赫塔（M.C. Mehta）对造成恒河严重污染的违规企业提起了一系列公益诉讼，成功地使三百家污染工厂关闭，五千家工厂被迫使用更符合环保要求的技术，法院命令两百五十个市政当局建立污水处理厂。印度最高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指出“任何对河流的进一步污染行为，都会引发一场灾难”。梅赫塔还在一起案件中起诉了坎普尔市政府，最后获得胜诉。作者也指出，与印度河流污染的整体规模相比，梅赫塔的诉讼成功仅仅是一场巨大战争中的小胜（288页）。但是在我们看起来，这样的“小胜”有时堪称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们可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给沉默的、心怀恐惧的人群带来希望，塑造亚洲的力量就是这样一步步壮大起来。

关于在亚洲国家，尤其是在印度修建水利大坝的问题上，阿姆瑞斯无疑秉持质疑和反对的观点。从宏观政治的角度来看，他知道比起从前的殖民政权，独立后的民族国家会有更为强烈的征服自然、改造国家的野心，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既是为了征服水域，同时也能极大限度地动员社会、集中资源、前所未有地体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前景，当然也更能提升领导者的政治声望。因此，阿姆瑞斯在书中对于大坝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78年， 印度计划在讷尔默达河流域修建三十座大型水坝、一百三十五座中型水坝和三千座小型水坝，并为此寻求世界银行的援助。政府虽然制定了移民与复建计划，但按照惯例只包括那些拥有正式土地所有权的人。随着流离失所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到了八十年代末出现了由人权组织、环保群体、学生和地方人民协会等组成的非政府组织（NGO）的广泛联盟，形成了由社会活动家梅达·帕特卡尔（Medha Patkar）领导的“拯救讷尔默达运动”。该运动借助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坚持人民对山川土地拥有主权。其中最能引起共鸣的方式是“季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即在季风期间河水上涨时，抗议者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这种无声示威形式象征性地诉诸气候和季节的力量，而这正是大坝这些水利工程试图摧毁的。拯救讷尔默达运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迫使世界银行于1991年开始调查讷尔默达项目的情况，并于1993年决定撤回对讷尔默达大坝项目的资助。但印度政府的立场强硬，最高法院作出了支持项目继续进行的裁决，运动遭遇了一系列失败（291页）。

作者指出：“印度独立后热衷于建设大型水坝，而抵制讷尔默达大坝的运动使人们开始关注大型水利工程对环境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科学家与环保活动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开展的研究表明，这些问题积累在一起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292页）他接着列举了大坝工程带来的种种问题，除了极为高昂的经济成本之外，还必然有难以估算的社会成本，使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冲击。具体来说，设计的缺陷导致携带大量泥沙的河水渐渐使水库淤积堵塞；水涝导致土壤贫瘠，加剧了土地盐碱化；河水的流动以及生物的迁徙受到人工大坝的严重干扰，水源原生态受到极大破坏；为水媒、虫媒疾病的滋生创造了条件，疟疾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大坝会淹没大片森林和植被地带，也影响到空气环境；大型水坝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更是严重：自印度独立以来，因水坝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 四千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

1997年世界银行资助成立了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负责评估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水坝建设的效益和成本。该委员在 2000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每座水坝的修建费用比预算平均多出百分之五十六，而供应用于灌溉的水量和水力发电量则比所承诺的要少；对大坝环境影响的评估结果也同样很不乐观。但是印度政府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反而制订了人类历史上代价最高昂和规模最大的修建运河计划，试图通过修建一万四千公里的运河来衔接三十七条河流，输送一千七百亿立方米的水资源至印度各地，项目预算在八百亿美元以上。2012年最高法院裁定该计划应尽早实施完成。但是，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担任过印度水资源部部长的拉马斯瓦米 ·耶尔（Ramaswamy Iyer）直到2015年去世前的几年里一直对这个计划持续提出据理力争的批评，他指出这个项目的本质就是想重新规划整个地理现状，所蕴含的无非是“征服自然”的狂妄思路；引水工程是建立在将印度水文状况简单化之上而罔顾当地生态的危险想法（296页）。

在阿姆瑞斯的研究视野中，印度与中国在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问题上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维度，因此他也谈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环保运动和由梁从诫于1993年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还特别提到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是一位建筑遗产保护主义者。另外，阿姆瑞斯谈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赛纳特对印度农村开展考察的同时，中国记者马军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水资源状况的文章，并在1999年结集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他介绍了该书内容和作者的观点：“马军主张对河流的力量应有敬畏之情，应延续数百年来对河流的尊敬……他呼吁，‘让垂死的江河因我们这一代人的辛劳而再生，将是我们无上的光荣’。”（289页）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阿姆瑞斯对存在于当代环保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种复杂性对现实行动产生的影响的论述。事实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亚洲各地环保人士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这种非政府组织的所谓“亚洲网络”中看到了希望，这些组织和环保行动可以突破宗教和国籍的限制而走到一起（318页）。但是，阿姆瑞斯敏锐地指出：“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层面的障碍。如我们所见，环保行动的感召力往往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对特定景观的依恋情感。无论是在印度还是亚洲其他地方，历史叙事都是环保主义兴起的基础，但是环保主义者所呼唤的过去具有深刻的地方性；他们的叙事把早期的生态纯洁与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掠夺相提并论。民族主义的呼唤一直都是、到现在仍是环保主义者动员、获取公众支持的强有力方式。但它却使跨境合作的开展变得愈发困难。”（319页）所针对的当然是印度思想舆情中的环保主义，他还针对印度指出：“如今，政府无力跨越国界进行思考，而这种无力已经危及人民的生活，也剥夺了政治的想象力。”（320页）不管他们是无力还是无能，我们不应该也被“剥夺了政治的想象力”，因而有启发性的是应该把环保主义的精神和立场提升到普遍主义的层面，以亚洲作为整体性结构加入到全球性的环保事业之中。

阿姆瑞斯看来真的是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倘若本书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教训的话，这个教训就是：水源管理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个纯粹的技术或科学问题，它也不可能在纯粹的国家层面上解决。有关水源分配及管理的理念深受以下因素影响：文化价值观、正义观以及对大自然和气候的认识和恐惧——包括自古以来对季风的恐惧、对季风越来越任性的恐惧。了解塑造亚洲的季风和山川河流，这样的较量仍在继续。”（同上） 

在技术主义和国家之上，坚持文化价值观、正义观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是支持我们最后战胜恐惧的信念与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