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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任教太炎文学院钩沉

1981年,应施蛰存的邀请,夏承焘抄选部分日记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名,刊于《词学》创刊号。此后开始连载,从1981年第一辑到1992年第十辑,跨越十一年,除了第九辑因是“海外词学特辑”,没有刊载。

1981年,应施蛰存的邀请,夏承焘抄选部分日记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名,刊于《词学》创刊号。此后开始连载,从1981年第一辑到1992年第十辑,跨越十一年,除了第九辑因是“海外词学特辑”,没有刊载。《词学》刊载的日记是1931年4月至12月(第一、二、三辑),1939年1月至12月(第四、五、六辑)、1940年1月至12月(第七、八、十辑)。

198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来信,欲出版单行本。夏承焘遂选抄1928年至1937年的日记,为第一册,1984年出版。《词学》原本的刊载顺序被打断,前三辑所载既已印入其中,也无法继续刊载1932年的日记了。1986年5月,一代词宗夏承焘因病去世。他生前选抄的1938年至1947年的日记,即《天风阁学词日记》(二),1992年才出版,《词学》的连载亦随之结束。除《词学》外,《天风阁学词日记》(1944年1月至3月)曾刊于《温州师专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三期。

1997年,《夏承焘集》(八册)出版,第五、六、七册为《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五、六册分别是1984年、1992年《天风阁学词日记》之重印,疏失讹误已纠正,新增1948年9月至1965年8月的日记为第七册。202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夏承焘日记全编》,凡十二册,为研究夏承焘的生平、学术提供了丰富史料,对近代词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夏承焘漫长的教书生涯中,以在杭州最久,以西湖最堪眷恋。然因之江迁校沪上,他也曾在上海有数年停留,期间短暂任教于太炎文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夏承焘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因体量较小,对于任教太炎文学院之事颇为简略。随着《夏承焘日记全编》的出版,可知其始末及夏承焘的心路历程。任教太炎文学院,或许与龙榆生有关。1928年9月,龙榆生开始在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因教授词,他的兴趣渐渐转向词,与朱祖谋的关系日益密切。兴趣的转变,促使了他与夏承焘的相识,《夏承焘日记全编》(1929年10月19日):

得雁晴武昌武汉大学信,知其本学期由厦门大学移席武汉。转示暨南大学教员龙榆生沐勋二笺,愿与予缔交,问《词有衬字考》。又谓亦有意为词人年谱,欲与予分工合作。灯下作一书复之。

时夏承焘在严州九中任教。1930年4月8日,二人初见,《夏承焘日记全编》:

早与垂平乘火车赴暨南大学访龙榆生,值其上课,久坐方得见。榆生瘦弱不胜衣,陈书满案,耽学不倦。用点后即同出,乘小汽车至北站转电车赴虹口东有恒路德裕里谒见朱彊村先生。

不久之后,因邵潭秋(祖平)的介绍,从下半年起,夏承焘开始在之江文理学院任教,迁居杭州。沪、杭两地交通便利,二人往来也更为频繁。

1935年秋,因胡汉民的邀请,龙榆生赴中山大学任教,并邀时在之江的夏承焘同往。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不久,“西南事变”起,龙榆生携眷离粤。回到上海后,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但仍不足以维持生活,他的好友孙世扬便请他到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上课,以贴补家用。孙世扬(1892-1947),字鹰若,海宁人。肄业于北京大学。师承黄侃、章太炎。其生平事迹,具见邵祖平《海宁孙鹰若教授生平述略》(《邵祖平文集》,凤凰出版社2021年)。

当龙榆生回到上海的时候,章太炎已于6月在苏州病逝,此时的讲习会是太炎夫人汤国梨等人在承办,其中艰难困苦,可以想见。这一年7月初,夏承焘返乡,此前已三年没有回家,直到9月中旬方返回杭州。11月14日清晨,夏承焘去参加章太炎的追悼会,遇到了太炎夫人汤国梨,说想要请他去苏州国学讲习会上课。次日,夏承焘与友人拜访汤国梨,听其谈太炎身后及章氏讲学会将来办法。1937年,抗战爆发,章氏讲习会停办。年底,夏承焘避乱返乡。

1938年2月6日,夏承焘接到了李培恩的聘书,邀他赴沪任教之江。李培恩(1889-1958),著名教育学家。1928年起,任之江文理学院校长,后改为之江大学。次日回信,约定半个月后启程,并致信龙榆生托租房。对于是否去上海,夏承焘还在考虑。9日,“十一时接李培恩电报,谓国文系无学生,属暂勿去。连日踌躇,得此乃决”(按:为简省计,本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夏承焘日记全编》)。次日,夏承焘致信龙榆生,告勿租屋。5月底,夏承焘再次收到李培恩的信,称之江下年度大概仍须在沪开学,课程和人数有所增加,盼往沪襄助。8月中旬,龙榆生来信劝赴沪。19日,“家中转来之江聘书,本年九月起,明年六月卅日止,薪仍旧。胡山源复片,谓赁屋大难,为此又甚踌躇,欲多作书托各友。内子谓到彼自可设法,平生作事不能明决,一大病也”。8月30日,夏承焘抵达上海,从此开始了沪上近五年的生活,直到1942年上海沦陷方离开。

12月底,《文汇报》《申报》皆刊载章氏讲习会即将恢复、太炎文学院招生的消息。《申报》(1938年12月29日)《太炎文学院讯》: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手创之章氏国学讲习会,顷已迁沪恢复,分研究部、制言社、太炎文学院暨附属中学三部,由章夫人汤国梨主持进行。太炎文学院暨附中已由董事长马相伯、董事丁毅音、于右任等呈请教育部备案。该院暂设中国文学系、中国史地系、国文专修科。聘前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前中山大学国学系主任龙沐勋(按:即龙榆生)分任主任。所聘教授,均系学术湛深,夙负重望之士。业已登报通告旧生,招收新生。校址租定福州路河南路口五洲大楼,定于明春二月开学,全日上课。为顾全寒畯子弟,收费力求减轻,并设有太炎先生纪念免费学额,以资奖励。又该会编印《制言》月刊第四十八期,定于一月中复刊。

1939年2月12日,夏承焘收到了太炎文学院的聘书,“孙鹰若世扬、沈子元延国送太炎文学院聘书来,词曲学二小时,月送车费十六元”。太炎文学院师资匮乏,很多老师都是兼任,聘请夏承焘,既因汤夫人对其学识的认可,想来也与龙榆生有关。17日,夏承焘回信,论及课程安排事宜。25日,“接太炎文学院函,词曲学教科改为古今体诗,星期六下午授二小时”。《上海资料汇编·文化卷》第三十五册收录《太炎文学院一览》,据其中《太炎文学院教授名录》,当时任教的有黄朴绍兰、龙沐勋榆生、诸祖耿左耕、孙世扬鹰若、施则敬、王仲荦、郝立权昺衡、蒋维乔竹庄、夏承焘瞿禅、陈麒瑞等人,并附所任课程,夏承焘担任的是“古今体诗”。

这一学期,夏承焘在之江开设的课程是《文心雕龙》、文学史、《史记》、诗选,共十二小时。3月4日,“午后三时,始赴太炎文学院讲古今体诗二小时,听者共廿余人,有年三四十者数人”。次日,夏承焘赴太炎文学院茶叙:

午后二时,赴南京路五洲大楼太炎文学院茶叙,晤孙景郑、施则敬、王乘六、孙鹰若、诸左耕诸君。左、鹰报告苏州太炎讲学会经过,谓太炎为学宗旨在民族主义,文字语言与历史为其主归。汤国梨夫人席间滔滔动听,谓太炎遗著尚有一大箱,存穹窿山。苏州沦陷时,为一仆窃卖一空。中有考古泉及佛学者数种,皆未整理者,今遂不可问矣。王乘六君曾返苏二次,载出其藏书七八箱,今存文学院中。

“孙景郑”当为“潘景郑”之误。据《太炎文学院职员录》,除施则敬外,其他人皆有行政职务,潘景郑为图书室主任,王乘六为事务主任,孙鹰若为秘书主任,诸左耕为训育主任。此后夏承焘在日记中偶有关于上课的记载,3月11日,“早之江上二课。午后太炎文学院上二课,文学院学生彬彬有礼”。可见他对太炎文学院的同学印象是很好的。

在太炎文学院兼课一个月后,4月7日,时为无锡国专教务长的王蘧常来信,邀请夏承焘任教。9日,夏承焘赴无锡国专排定授课时间,星期三文学史三小时,星期五韵文选二小时。次日开始上课,“午后始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授二课。二三年级学生,程度似好。每周文学史、韵文选共五小时,合之江、太炎文学院共十九小时。虽亦劳顿,然较榆生每星期授卅余小时,尚不以为甚忙也”。实属自我安慰了。夏承焘与夫人游淑昭没有孩子,家庭负担算不得很重。彼时的龙榆生因家累太重生计艰难,不得不到处上课,《苜蓿生涯过廿年》:

却料不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光华的校舍被毁了,音专也自市中心区搬到法租界来,人心皇皇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后来虽然各学校都在租界内租着几幢小房子,勉强的开了学,可是都为了经费竭蹶,对教授们减时减薪。大家为了迫于饥寒,只好拼命的去谋兼课,我也足足兼了五个学校,每周授课至三十二三小时之多。(张瑞田主编《龙榆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117页)

尽管夏承焘在日记中对去哪个学校上课多有记载,但甚少涉及具体的授课内容。从太炎文学院肄业的王瑜孙,撰有《回忆夏瞿禅先生》,提及第一次课:

夏师担任“古今体诗”,第一堂课在黑板上写了“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几个字,有的同学知道这两句出自元好问的诗,但不明是何用意。夏师接着把“莫”字圈掉,换上“欲”字,一字的改动,意义全变,具体而生动地阐述了他的教学宗旨。不仅要欣赏美丽的鸳鸯,而且要学会怎样来绣鸳鸯。开宗明义第一堂课,已吸引了很多学生。(方韶毅编《一代词宗夏承焘》,文汇出版社2021年,48页)

夏承焘论词绝句有“欲把金针频度与”之句,亦是此意。日记中关于太炎文学院上课的记载,仅有一次较为详细,1940年5月31日,“太炎文学院讲《孔雀东南飞》,教诸生作此诗韵例,其间文义分段与转韵不合,似前人未尝注意”。毕竟十几年后,他在日记中嫌弃学生程度差,就是因《孔雀东南飞》,“晨上文学史一课。学生不知有《孔雀东南飞》,亦不知此故事”(1953年1月12日)。

任教三校的情况持续了两三个月后,夏承焘便不堪忍受了。6月10日,“午饭天五家,久谈,劝予专力以成《词史》。今年因任三校教课,忽忽度日,《词集提要》及《词例》皆未着手。此初步工作未成,不能先写《词史》。下期当摆脱太炎文学院及无锡国专功课,期稍有成就。年已四十,不可再因循矣”。天五即吴鹭山,夏承焘至交,夏承焘第二任夫人吴无闻的兄长。任教三校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以至著作无暇顾及,而自己已是不惑之年。对于年龄的清晰感知,增加了时不我待的焦虑与紧迫,也笃定了某些选择。15日,之江课程结束。22日,无锡国专大考。24日,太炎文学院大考,“晤太炎夫人,意欲予下期连续,彼校学生于予颇有好感也”。如此看来,请辞也是很难的。

三校课程虽已结束,可惜完整的暑假也并不属于他。7月12日,“无锡国专聘暑期功课,谢之”。第二天,王蘧常来电,“坚邀任国专暑期教课,不可强却矣”。14日,“早七时始往无锡国专授暑期课,共六星期,《史记》、韵文五小时”。暑期课程还未结束,无锡国专送来了下学期的聘书,夏承焘归还了,“恐任课过忙,无暇读书。行年四十,不早著书,岁不我与矣”。次日,“瑗仲又送来国专聘书,只得受之”,实属无奈。甚至开学初,他去拜访王蘧常,试图推辞,也没有成功。

9月11日,太炎文学院开始上课。13日,之江开始上课。14日,无锡国专开始上课。夏承焘本学期在之江担任《楚辞》、骈文、词选、专家词四门,无锡国专任词学一门,太炎文学院大约依然是古今体诗。19日,收到家信,得知父亲的病恐难痊愈。10月23日,早太炎文学院考试,午后之江上课,得家电,“大人病危,乘新安纳轮归”,随即问船期准备返乡。即便如此,灯下仍要出三校试卷。次日,龙榆生来电,虽不及送行,却找来陈蒙庵帮忙代课。陈运彰(1905-1955),字蒙庵,况周颐弟子。25日,夏承焘乘船返温。27日,抵达家中。31日,父亲病逝。12月11日,夏承焘回到了上海。16日,与任铭善同访陈蒙庵,“谢其代课,面致三百金,共代三校课六星期。并请仍代太炎学院、无锡国专课。其家收藏词书碑板甚富,况蕙风弟子”。此时他身心俱疲,只能请陈蒙庵继续代授太炎文学院、无锡国专。

到了新学期,1940年1月24日,太炎文学院送来了聘书,夏承焘拒绝了。次日午后访龙榆生,“太炎文学院又嘱榆生挽予,学生王君来,亦以为言。仍托榆生代辞。任课过忙,于人己两无益也”。任课太多确属实情,又不免流露出些许心灰意冷。2月10日,“接榆生函,谓太炎夫人屡劝予仍往太炎文学院任课,学生来请亦殷恳,不可过拂其意。午后孙鹰若来,不值,计亦为此事也”。次日,“作榆生复,才发而榆生来,强置太炎文学院聘约”。尽管他们关系密切,书札不断,然而并非所有书信都能留存,《夏承焘日记全编》中保存了部分书信,却未及此,《龙榆生师友书札》收录夏承焘的信札仅此一封,兹录如下:

榆兄惠鉴:

献岁比惟动履如意。承二日教,殷殷至感。弟以课忙,辞太炎文学院讲席,同时并辞无锡国专。前旬王瑗仲兄屡以为言,弟坚介蒙厂代庖,近无成效,势不能拒彼就此。昨鹰若先生枉顾失迓,计亦为此事,极感不安。弟授课时间惟星期五下午三点钟至五点钟有空,如承文学院迁就排课,弟可勉效绵薄,否则仍乞兄为我代辞。不情之请,并祈告鹰若先生,求其俯原。连日忙于同乡酬酢,二三日后当走诣。先此敬承。

著安。

弟夏制承焘顿首

二月十一日

孟劬先生文集已阅毕,迟日奉还。  

(张瑞田编,《龙榆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109页)

在拒绝太炎文学院的同时,他也拒绝了无锡国专。由于龙榆生、太炎文学院多次诚意相邀,坚拒就显得太不近人情,这封信留下了可回旋的空间,需要太炎文学迁就排课时间。这封信刚刚寄出,龙榆生就亲自登门来劝了。龙榆生的坚持,或许因为他不只是任课教师,作为国文系主任,有责任为太炎文学院考虑,以至无法顾及好友的个人选择。按照此后日记中的上课时间,太炎文学院的课程确实排在了星期五。

这一学期,夏承焘在之江之外,仅兼任太炎文学院,不再任教无锡国专。2月17日,之江开始上课,本学期开杜诗、《后汉书》、词史、《文史通义》四门。大概由于答应得太过勉强,他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太炎文学院上课的辛苦,“上杜诗一课,太炎文学院二课,殊惫”,“太炎文学院授课甚惫,欲辞去之”,诸如此类。3月初,夏承焘收到顾雍如的信,说燕京大学准备聘请他。8日,“接郭绍虞寄燕京大学聘书,副教授月薪二百七十元,自廿九年七月至卅年六月”。郭绍虞信中称自己暑间南行,开学时可同去北平。这份邀请,在夏承焘已然疲惫的状态中,提供了另一种的可能。

实际上,燕京大学的事从前一年就开始酝酿。1939年6月7日,“接郭绍虞燕京大学函,谓见予《白石行实考》,欲与予共数晨夕。拟来年邀予改就燕大教席,谓今年燕大以不放雍如返之江,不敢复拉予北行。绍虞蓄此意已久,意甚可感。惜北方情形未能了然,不敢冒昧离此耳”。此前二人已有书信往来。7月11日,“接郭绍虞函,问予燕京讲席肯就否。因持过雍如商量,决俟下学年再定去就”。9月初,郭绍虞信中约夏承焘明年赴燕京。至年底,已基本说定。

收到燕京大学聘书的第二天,夏承焘就去找朋友打听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但去无他虞”。那天的报纸载北平缺粮,恐不免暴动,“晚过吴眉翁问去就,亦劝予行。谓上海后日亦至可虑”。晚间夏承焘回信郭绍虞、顾雍如,托定住房并商量开课事宜。10日,访龙榆生,“商赴燕京事,彼亦劝予行,谓上海非乐土”。距离他坚留夏承焘继续在太炎文学院任课,才刚刚过了一个月时间,态度迥然。夏承焘在龙榆生处见到了张尔田的信,问及对其文集有何意见,“归来作一书候之,告北行,问彼方情况,奉一《虞美人》词。决意离此,亦为欲见此老也”。二人已同信数年,从未见过。如此看来,想要见张尔田似乎也是北上的重要因素。第二天,李培恩邀夏承焘谈下学期国文系的事情,托觅教员,并希望他能代理系主任。他拒绝了代理系主任,揣测或许与燕大的聘书有关。李培恩的消息确实灵通,距他收到聘书才过去两天时间。22日,夏承焘收到张尔田的回信,“谓燕京大学现状甚好,郭君聘予出于至诚,不妨一就。北平米粮贵有之,绝食则无其事”。1945年4月25日,夏承焘得知张尔田去世了,“张孟劬先生已以夏正初七日归道山矣。去年在龙泉去一书,不得复,疑其衰疾,不谓遽尔有此。与先生通书七八年,未及一面。甚悔八年前北平之行,因循未果也”。1953年9月,夏承焘去北京开会,26日,去北大访友,“北大新舍林木苍翠,楼房皆古宫殿式,十余年前已应燕京大学聘,而不果来。过燕东园,甚念孟劬先生”。此生从未相见。

纠结是否北上的这段时间,夏承焘正在四处租房,因而对上海生活更加不满:

上海住家与佣贩为邻,甚以为苦,极思早离此,即北方不能往,亦欲归住雁山也。(3月11日)

在上海教书,道途奔走,甚以为苦。日来时时与内子、天五谈雁荡。前日吴雯留午饭,谓雁山此时满山是春笋,予急止之,曰:“予魂梦欲飞矣。”(3月19日)

居上海甚郁郁,与内子无日不谈雁荡。(3月24日)

午后与内子往福煦路看一屋,内子甚苛求,为之邑邑。归过梦禅,复看一屋,已为他人先得矣。在上海甚不适,往往为市人睚眦,恨恨不忘。(3月26日)

短时间难以改变的现实,魂牵梦绕的所在不易回去,换个环境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于是否去燕京大学,夏承焘自己非常纠结,迟迟无法决定,询问了众多师友,然而每个人意见又不尽相同,犹豫中时间过去了很久。

在夏承焘“日来为北行事甚踌躇”之际,李培恩为挽留他,仍在不断努力,或请人去游说,或以之江下学期改大学,文科将专注国文系,劝他打消去意。3月30日,夏承焘致信郭绍虞、顾雍如,约下期开《史记》《左传》《楚辞》三门,并问住房事。4月19日,“接顾雍如挂号信,谓燕大今年要求住宅者奇多,属予早来。此亦令人踌躇之一因也。李培恩今日告心叔,谓有信大骂雍如之邀予去,约予明日晤谈。夜为此事梦寐不安,梦雍如与李绝交”。顾雍如比夏承焘早到之江半年,共事七年,同事中关系最为密切。1937年,顾雍如离开之江去燕大,李培恩希望他此后能返回之江。顾雍如既不能返回之江,又劝说夏承焘离开之江,被李培恩大骂委实不算冤枉。

李培恩的殷勤挽留中夹杂了些许道德绑架,“谓予去则心叔去,国文系将星散”,在原本就异常纠结难以决断的夏承焘这里终究还是起了作用。从夏承焘梦见顾雍如、李培恩二人因他绝交,就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他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以至形诸梦寐。如果因为他离开,导致之江国文系办不下去,此等责任重大,任谁也无法承受。有些尴尬的是,他与燕京大学为此事已经书信往来很久了,“中途变卦,恐负郭君盛意,奈何奈何”。两难之间,总有一方要被辜负。4月23日,“早发雍如挂号信,辞燕京大学聘,免培恩与雍如伤友谊也。培恩盛意诚可感,惟上海鹅笼鸡埘之生活,甚不欲久居耳”。虽然他不想在上海久居,但也不能此时离开。不禁想起数年前,龙榆生邀他去中山大学,终未成行,以至于他在日记中感慨:“榆生嘉招三次,此番谓必能行矣,而仍不果。人生会合之数,信有定哉!”

在拒绝燕京大学不久之后,夏承焘收到了邓广铭的来信,“谓北京大学国文系欲聘予南行,惟昆明生活程度甚高,教授二三百元,不足赡家。来日局势又不可知,问予肯就否。彼校国文系近由罗莘田君主持,予未与交往,当由恭三之介也”。第二天即回信谢绝。对比此前的犹豫数月,对北大的拒绝确实很干脆。既然他已在漫长纠结之后,选择了继续留在之江,那拒绝北大也是情理之中。5月15日,“接雍如信,燕京校长以之江当局面沮聘予,已准予辞,郭君亦谅予苦心矣”。此事终于尘埃落定。郭绍虞虽然体谅他的为难,后来的信中仍表露出许多遗憾。而燕京大学因夏承焘未能前往,改聘了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2月18日,任铭善来访,“携示云从湖南函,谓钱子泉欲邀予往湘师范学院,锺山托予并挈心叔去,其实子泉并无书来也”。1937年11月底,夏承焘离开杭州之前,曾偶遇钱基博,临行前特意去拜访,十多年前二人在上海约翰大学曾有一面之缘。

6月7日,午后太炎文学院讲二课,这学期的课程结束。21日,太炎文学院大考,“闻之诸左耕,谓下期将停办,殆以经济不继也”。资金短缺,或许仅是一端。次日,夏承焘阅完考卷,他在太炎文学院的任教生涯也结束了。从1939年1月创办,到1940年6月停办,太炎文学院坚持了一年半。虽然夏承焘多次想推辞,但因为太炎文学院的诚意邀请、龙榆生的一再坚持,从始至终,他一直都在任课,除了1939年10月底因父亲病重返乡,请陈蒙庵代为授课。太炎文学院停办之后,他与汤夫人行迹渐疏。多年后,汤夫人为完成章太炎遗愿,能安葬于杭州西湖区张苍水墓旁,多次赴杭,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夏承焘亦倾力襄助。汤夫人善词,请夏承焘删订词作。夏承焘在日记中摘录了与己相关的数阕,并为题辞:

《影观词》皆眼前语,若不假思索者。而幽深緜邈,令人探绎无穷,又十九未经人道。清代常州人论词,谓若近若远,似有意似无意,此词家深造之境,庶几姜白石所谓自然高妙。洛诵再过,乃自悔早岁摹清真、拟稼轩为徒费气力。壬辰闰五月,夏承焘题于秦望山中。

1952年7月22日,“作章夫人函,挂号寄还词稿。在思想改造中写此文,有两重人格之感。由平生笃嗜此道,非尽关好应酬也”。

如果1940年夏承焘答应了燕京大学或北京大学的邀请,即使太炎文学院没有停办,他也无法继续任教了,当然他的人生际遇也会改变。在他反复纠结的这段时间,龙榆生的人生遭遇了巨变。3月30日,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开幕。31日,夏承焘听闻龙榆生将要离开上海,大为惊讶,以至夜间不得安睡,“他日相见,不知何以劝慰也”。4月1日,“夜梦俞君实入苏党,醒知其不然,又复惘然。一月不见,有此大故,不能挽之使返,奈何奈何”。距离上一次相见并没有一个月,也仅二十天而已。那天龙榆生劝他北上应燕京大学之聘,彼时的龙榆生应该已经准备离开上海了,只是没有告诉他实情。之后二人没有再见,所以对夏承焘而言太过突然。2日,《中华日报》登载龙榆生被任命为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此时他仍在上海。原本夏承焘要去拜访他,以雨不果,等第二天再去时,龙榆生“已于今早搭车往南京矣”。难以当面言说的,都写在了信里,“接俞君函,谓胃疾大发,医谓非休养不可,而家口嗷嗷,无以为活,出处之际,非一言所能尽云云”。这件事给了夏承焘极大的心理冲击,“每日谈俞君,念其临行前如得晤予,予当极力挽之回”。如果那天他冒雨前往,是否能挽回,龙榆生的结局是否会改变,不得而知。后来龙榆生身在狱中,夏承焘关怀备至,并托请时在法院工作的潘希真帮忙保释其出狱。自从龙榆生离开上海之后,二人虽书信不断,而重逢终究不易,买醉西湖之约亦难以实现。

1953年9月21日,夏承焘从杭州出发去北京开会,晚七点四十抵达上海。次日清晨,冒雨前往上海博物馆访龙榆生,“一别十余年,已两鬓繁霜如老翁矣”。这一年,龙榆生五十二岁,尽是岁月磋磨。短暂的相聚后,十一时,夏承焘告辞,十二时,大雨中上京沪车,这一天恰逢中秋佳节。北京之行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回到杭州后,他收到了龙榆生的信和诗,诗云:“最难风雨故人来,佳节匆匆罢举杯。九死艰虞留我在,十年怀抱为君开。照人肝胆情如昨,顾影芳华去不回。今夕霸王台下过,倘从云外一低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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