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了作家文珍的最新小说集《柒》，在这部集子中，作家讲述了关于“一个人如何在世界上成为他自己”的七个热情故事。
《柒》中收入的作品皆发表于《十月》《人民文学》《单读》等文学期刊，今年八月，小说集中的《夜车》更是获得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而在此前，文珍已获得“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这部小说集，延续了文珍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较之前两本书，这部新作着意探讨更本质的生死爱欲问题，进一步探问个体与他者的多重关系，更深刻地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爱与真正的生活”的匮乏。
故事中每个主角最终想要成长，都必须理解种种遭际之于自身的意义；而在一些被命运选中的时刻，甚至艰难如同独自泅渡暗夜中的茫茫大海，但终于奋力抵达内心的彼岸。
正如诗人张定浩所说，“文珍笔下活跃着的众多卑微者，与其说是挣扎在大城市物质生活的压力之下，象征或揭示着某种时代表面的群体遭际，不如说，他们是挣扎在爱的匮乏之中。可能比时代单薄，却比时代更永久。”
9月28日，在文珍新书《柒》的发布会上，作家李敬泽、林白、《当代》杂志资深编辑洪清波等七人，就文珍此书进行了深入对谈。以下为发布会的内容整理，限于篇幅，部分内容有删节。
现场照片
林白：我曾有个念头闪过：如果有一本张爱玲和一本文珍的书放在这里，我肯定要拿文珍的书来看，可能很多人会把我揍扁，但我非常认真，只是必须小声一点说。还有一个念头，我昨晚一边看她的书一边想，写成这样就是我的理想，但我没有达到。看她的书时会有很多不同的各种念头，这说明我潜意识里对她有一种致敬的姿态。
洪清波：先说她的创作过程。有一天看到文珍的作品《安翔路情事》，我并不知道那是文珍的作品，也许知道后反而会有一点先入之见；但那篇作品是《当代》杂志可以毫不犹豫使用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北漂的漂亮姑娘，在极端现实情况下，依然坚持传统的择偶观、爱情观，放弃许多让她一步成功的机会，非要去挑一个家境一般的农村小伙子恋爱的故事。这部作品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进入恋爱实质、开始谈未来，也就是谈到房、车，所有北漂或城漂的人都要面临的话题时，这个姑娘最后又放弃了，或者说犹豫了，因为这个，她不再那么坚持自己的选择，或者说开始犹豫自己的选择。我当时看到这个作品觉得这个话题挺好，后来才知道竟然是文珍写的。这是我的第一次吃惊，看完之后才知道是中文系培养的作家写的。
文珍还有一部分作品有可以提高的空间，文珍所有的小说、很多题材都有一定的“越轨性”，都是写的破坏规则的东西，这些小说里出于她的创作个性和她的做人原则，我个人感觉是属于理解的成份已经足够了，她能把很多坏人坏事写得合情合理，这说明她并不想通过写作批评什么，她还是要把这些人的不得已和无奈写出来。但是我觉得，就像我看你的创作，原来是私人话题比较多，现在转向公共话题比较多，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还能多一点剖析，多一点分析，甚至多一点批评。
比如《开端与终结》也需要有更冷峻的剖析，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各种夹缝中，特别善于自欺欺人，也许文珍年纪再大一点，再活久一点，再写多一点，就慢慢能感受到这个。但目前她已经把越轨的事实写得很温暖，违反规则的事都写得很温暖，这也很好，但是既然现在是看着她长大，以后还可以看着她继续长大，也许以后这些东西就有了。
张伟：这本书有一篇作品叫《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这里面讲的，简单来说是个东北爱情故事，一个东北男人和一个南方女孩，不太像爱情，但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爱情，虽然两个人互相也没有说清楚。
欧阳江河：文珍这个小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几点。
第一，可以看得出来，文珍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不是纯粹讲故事的作家，而是具有知识分子的身份。
第二点，更具体一点，就是她北大的这个身份，他们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第三，文珍是一个年纪轻轻就有一种把北大味、把知识分子的东西，按理说跟写作不是那么搭界，但她把它转化为“原文”的东西，她的写作是有“原文”的，现在许多作品对时代的理解、意识形态、流行性、小资的东西都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看的电影、听的东西都差不多，它们写的也挺好，就是没有原文。
文珍写了很多比如师生恋、校园恋、青春恋，甚至很小资的东西，但由于她转化得好，她有知识分子的东西，有她的人文关怀、洞察力，这是一种在北大受过训练的特别的味道，在她那里转化综合以后，对别人来讲可能是障碍妨碍的东西，到她那儿都成了宝物，然后进入她的小说。这些小说里哪怕是写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事，写的主题差不多，感受、感情差不多，疼痛感差不多、忧郁差不多，领悟差不多，所有这些差不多里面她却在小说的意义上写出了她的原文。
最后，文珍的小说和诗歌综合构成了诗意的探索。她的小说有非常结实的内涵，而且也有文学之外的大问题，就是那种伦理的、女性主义的东西、知识分子的深入思考和追问，但是又很得体，没有走极端，没有深到好像是原问题的深度，它还是始终保持和文学的微妙联系。
再简单的说一下对文本的感触。我被分到一个关键词叫起念，这个关健词正好是跟《牧者》这个小说有联系的。这个小说写得非常有意思，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很聪颖，也特别学霸，认真地学习，学习起来有快乐，那么她到底在哪个意义上打动了老师？这个老师也是非常有名、非常有才华的，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相互吸引了，中间起的念可能是一种越轨的神秘的东西的发生。在这里面，起念这个概念，我一直在追问它到底是诗歌的概念还是小说的概念，就主题来讲，师生恋是非常普通的一种东西，但在文珍这里就处理得非常有层次感，非常微妙。
《柒》，文珍 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时间:2017年9月
李敬泽：首先祝贺文珍终于出了一本名字让人一下子就能记得住的书。今天下午天气那么好，我坐在那看《柒》，看着看着把我的文艺劲儿全给看出来了，我觉得我变得很文艺，一个文艺大叔，看到好几处还差点流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很动情。
有时候知识分子写小说觉得我不能那样，我要很高冷，但文珍依然是非常用情的写，她甚至容忍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这样的沉溺和脆弱，我觉得特别好。下午的时候我在那儿看，刚才一听林白讲，确实我觉得有意思，因为我也是那种感觉，坐在房间里，外面阳光普照，但看到最后一篇写到沙漠，我感觉好像那个房间里同样有风吹着细沙打转，那不是个自然现象，那确实是时间、是命运、是人生陷于自身之中无从解脱的那份孤独。
吴琦：读文珍小说的时候，就像一个对八卦和传闻久久不能忘怀的人，她一直在那里听，一直想从这里面追问、理解为什么这样，哪怕对于所谓的出轨故事师生恋，她也会停在那个楼道里看两个人为什么拥抱，拥抱的心情是什么。所以作为读者有时候我也会不好意思对此视而不见，当这个作家那么真诚站在那里不走的时候，你会悄悄地站在她背后，因为她的真诚和她的勇敢到了一个程度使你很难拒绝。说句俗套的话，文珍的书绝对会打动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不管你是文艺大叔还是文艺青年，这是很难让人拒绝的一个原因。
文珍：这里面的七个故事或多或少都关乎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把自己怎样一步步逼到绝境，就是因为自己的动心起念，或者因为一种错误的热情，作出种种错误之事，然后不断地加固这个错误，把自己置于一种貌似坐困愁城里面。网上有一句话是，每个人都面临为自己性格量身定做的悲剧，大家都会受自己性格所误。可能因为我是非常敏感的人，有的时候我会对某一类情感境遇有更加强烈的同感心，很多时候甚至和自己完全无关，听别人的故事也会痛哭。哪怕别人在说这个事的时候已经渡过难关，也并没有说得很动容，我也会突然间眼酸，其实这很蠢，就像医院里不适合这份职业的医护工作者。
左起：洪清波、文珍、李敬泽
现场提问
提问：第一个问题，你的书名叫《柒》，和俄罗斯人喜欢七有关吗，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或者作品都有哪些？
文珍：俄罗斯人形容快乐的状态就是“在七重天上”，但“七”同时也是一个有宗教意味的数字，几乎在所有宗教里都是神圣的数字。我对数字大概有一定的迷恋，最早就想好了书中要收录七篇，最后索性就叫了“柒”。我喜欢托尔斯泰、福楼拜，也很喜欢鲁迅、张爱玲。但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喜欢托尔斯泰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
提问：在《柒》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也是《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这篇好像是第一次写到人世间的脏，因为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可能是一个富有资源而不自知的女性被一个处心积虑接近她的人利用的过程。我想问一下，对人性中的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文珍：我觉得我依然是轻信的人，或者说我很相信这个世间，哪怕美的力量是恐怖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世间的美比恐怖要多。《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里面也有这个女生自己的一些问题，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出身、不同质地的人，世界观一定会发生剧烈碰撞，而且会迅速地分出胜负，但是好在时间非常公正，最后仍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走向。
其实也不是说人有多脏，而是这个世间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写作者的任务更应该去认识人性的参差多态，它必然是复杂的，而一味书写跟自己接近的一类人群，其实不好。
提问：刚才欧阳老师强调北大人知识分子，您觉得北大带给您的除了写作技巧，到底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内在的影响？第二个问题问您和林白老师，关于女性写作者的身份，我们在其他专业里都要淡化性别色彩，但似乎很多作家都要强调女性主义，这样一个女性的身份可能会更少关注公众议题，而是把精力关注到个人或爱情，这样会不会成为写作的一个桎梏，会不会影响作家关注对社会更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我有这样的困惑。
文珍：我当然非常感激在北大求学的三年，因为它让我认识非常好的同学和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缘，但也像欧阳老师说的，这也时常是一个障碍，我们进校听到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后来这句话广为流传，在很多大学的中文系，学生进校都会被告诫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而对于我来说，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读这个方向，也并没有专门为我开写作课，所以也谈不上学习了多少写作技巧。我想可能最好的老师还是不断地阅读，不断地尝试。
第二个问题，我最近偶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发现就是母校的两位女老师，贺桂梅老师和戴锦华老师，她们看上去女性色彩都不是非常浓厚的，甚至戴老师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外号是戴爷，但她们在三十多岁的年纪都做过女性问题的研究，我就觉得女性主义写作其实也不是个人选择，而更可能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从小成绩很好，发展也堪称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太能意识到性别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后，性别真的会变成一个继续进步的障碍，它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感受。在这个阶段，几乎所有认真的女性创作者都会开始思考同一个问题，同样的情况下女性遇到的障碍为什么比男性多那么多——当然女性也有可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但这种便利不是免费午餐，必然会被污名化，会被戴上有色眼镜看待。这一切都是值得思索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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