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罗伯茨认为，如果全世界都使用英语，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对于英语母语者，这种美好可以成立，亦是美好的特权，他们在世界面前可以始终保持解释权。
对于非英语母语者，且不论英语学习难易，即使能基本运用，稍有不慎也可能掉入苏亚雷斯式超现实电影剧本，犯下莫须有的文化罪。
一些人充满美好期待，另一些人面临诸多困难。任何一种民族语言担任国际通用语，都会出现同类问题。
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在欧洲遍地开花，国际和平人士越发意识到，有必要人工创造新的国际通用语，消除使用者之间的位置不平等。
希望语的启示和遗产
各种各样的人工国际语里，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1859—1917）创造的“希望语”影响最深远。1887年，28岁的柴门霍夫以笔名“希望医生”（Doktoro Esperanto）在华沙出版《第一本书》，标志着“希望语”（Esperanto）的诞生，中文也称其为“世界语”。
希望语吸收了日耳曼、拉丁、希腊、斯拉夫、希伯来等多种语言词汇，改造出一套规范的字根，语法尽可能简约。柴门霍夫不想取代任何语言，只是提供一种国际辅助语，避免不同母语者彼此交流时必须选择一个大国语言，抛弃小国语言或小语种。
希望语深受欧洲和平主义者欢迎。1905年，希望语学者们在法国集会，制定了行动纲领，从此，“希望语”不再是柴门霍夫的发明，演化为“希望语运动”。
公开支持或学习“希望语”的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凡尔纳、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多任教皇。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儿时在家里和父母说希望语。
希望语运动在20世纪初声势浩大，也因此不幸卷入与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的尖锐冲突，其遭遇就像20世纪中欧国家绝望的命运——先希特勒，后斯大林。
希特勒视希望语为犹太产物，柴门霍夫三个子女都被纳粹杀害。斯大林则先帮助希望语运动在苏联开展，待其有了规模，又以间谍之名迫害其成员，最后解散该组织。
希望语运动早已偃旗息鼓，但它给人类留下了启示：人造语言的道路是可行的。
带着今天的全球视野考察“希望语”，它的致命缺陷显而易见：词汇依赖欧洲语言。
对欧洲人，“希望语”易懂易学。对亚洲人和非洲人，其难度不小于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
如果词汇不以欧洲语言为主体，而是平均地来自世界各地，是否会更好一些？这里又冒出一个新问题：拼音文字的语义强制记忆。
任何人初学陌生的拼音语言，在语音和语义之间建立联系，都需要经过强制灌注的过程，不停地读、背、记。
以我学英语的经历为例。
我学英语很轻松，因为父亲是中学英语老师。我从小听着can/may/must、“不定式”、“过去分词”、“完成时态”、“定语从句”长大，这是一种特权。
对于周围的同学，一切都是陌生和初识，一切都要强制装入大脑，mad为何就是疯，math为何就是数学，sheep为何就是绵羊，ship为何就是轮船？
尽管老师严厉禁止，很多小孩还是会用四川话给英语词注音：school是撕裤儿，math是妈死，bus是爸死，come是炕，go是狗，goes是狗日，girls是狗儿日。
作为“特权者”，过去我瞧不起同学这样做。20多年过去，对语言有了更多认识，我明白他们的举动完全可以理解。
我学习超级陌生的匈牙利语，同样试图用中文辅助记忆，在音义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匈牙利语的“湖”是tó，我用中文的“沱”去记忆，匈牙利语“石头”是k
?，我对应中文“磕”。
拼音文字的危机
一个人先学会现代英语，再依次阅读近古英语、中古英语和古英语，会越来越陌生。
这是语言演化的自然规律，如果不用象形文字、而用拼音记录2000年、1000年、500年前的汉语，也会让我们感到同样的陌生。
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官方机构普遍有一种倾向，试图永久固定民族语言的读音和书写形式。这种倾向在IT时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例如，长久使用电脑和手机之后，很多中国人发现自己总是忘记怎么写汉字。这并不说明汉字写起来很复杂，类似的问题在西方语言里普遍存在，甚至更严重。
欧美有不少教育人士非常担忧网络语言对规范书写的侵蚀。2017年初，600个意大利大学老师上书政府，要求加强中小学语文教学，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进大学第一件事是补习意大利语。
在法国，极右领导人勒庞竞选总统时的施政方案包括：中小学生应该至少50%时间学习法语。
IT时代，不少中文网络流行语的出现是因为恶搞和逗趣，如“大湿”代替“大师”，拼音文字遭到冲击，源头却在自身。
网络让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笔谈”时代，拼音文字里一些词汇字节很长，词和词中间需要空格，为节省空间，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例如英语u取代you， thx取代thanks， 意大利语k或ke取代che……
有一天，英国的官方机构是否会认可u在正式文本中取代you？
如果我们拿两个中国年轻人的手机笔谈和两个英国年轻人相比，哪一种笔谈对母语书写形态的侵蚀更大？毫无疑问是英语——英语词在手机笔谈中很容易被省略成一组辅音，形态上朝着阿拉伯语发展，而中文即使简略到“好！谢！”，汉字仍然是完整的，不会只剩几个偏旁部首。
安德鲁·罗伯茨的大错就在此。中文的根基不在于今日汉语普通话的发音系统，而在世代传承的汉字书写系统，其存在形式和拼音文字有巨大差异。我父母说的是“川汤普通话”，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根本不会普通话，但方言和普通话的巨大差异不影响他们是汉语母语者这个事实，因为汉字书写辨识系统才是真实的“母语”。
笔谈时代今又来
汉字书写系统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通用语”，适用范围始终跨越了帝国、王朝、民族国家的疆界，是东亚地区跨越族别、国别的“笔谈”通用语。
汉字书写形态在过去2000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没有因为语音、时代的变迁而面目全非，这在世界范围内非常罕有。
孔飞力写作《叫魂》的初始目的是研究中华帝国内部的（笔谈）通讯系统，此处常被忽略。实际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始终感到好奇的一个地方——中华帝国统治者到底如何在如此庞大的疆域之内、不同方言或语言之间准确地传递信息、实现有效统治？
也很少有人去问，昔日东亚地区跨国交往，例如江户时代日本、朝鲜、安南的交往，使用什么语言？
2001年我第一次出国采访，在韩国济州岛西归浦的市政府办公室，发现书柜里塞满100多年前的当地县志，外皮上全是繁体中文。
在东亚多国同时使用汉字作为记录符号的时代，中文文言作为国际通用语非常准确、高效。古时的济州岛绝无今日之发达，很多岛民是渔民。然而，如果一艘日本船靠岸躲避海上风暴，船员可以用纸笔和当地人实现交流。
文言笔谈的影响之深远和宽广远远超越我们今天的想象，它的很多使用场合并无中国人当场见证。越南战争期间，曾有韩国军人用汉字笔谈和越南当地村长交流，让无辜村民躲过了美军的轰炸。
中国东南西北在口语、生活习惯、种族来源上始终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些差异从未走向单独的文化演进过程，这和文言笔谈作为标准通讯语言亦有密切联系。
文言笔谈在近现代东亚诸国改革本国语言书写方式后被急速抛弃。但它留下的痕迹始终存在，也绝对存在复苏的可能，无论是在中国、日本、韩国还是越南，任何人想了解本国的历史都不可能不认识象形文字。
然而，哪怕是在中国，强化文言文教育的路子也很难走得通，容易引发反感情绪，如何还能让文言笔谈重新成为国际通用语？
让我们先观察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困难所在——或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世界进入笔谈时代，汉字国际普及的两个障碍已被扫除：
一是中文的发音问题，多音调让很多人不适应。然而，文言笔谈从来无关发音，上述日韩、韩越之间笔谈交流的故事，都不涉及发音。如果国际使用者学习中文的目的首先是用于笔谈，难度会大大降低。
二是写字问题，很多外国人认为学写汉字麻烦，且笔谈总是需要纸笔。但当今世界人手一台智能设备（手机、电脑），需要学习的仅是在智能设备上输入和辨识汉字，这是可以通过软件辅助实现的，对于输入法编程者，录入ai（中）、love（英）、amour（法）获得汉字“爱”，三种路径并无本质区别。
象形文字相对拼音文字的最大优点是可以通过字形来辨识字义，学习者从一开始就在看“图”识字，无需经历学习拼音文字的死记硬背过程。
读到这里，你是否觉得我像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恰恰相反，说了那么多中文的优势，只是为前文提到的“人造语言作为国际通用语”做铺垫。
既然今天很多中国人学习和使用文言文都很困难，甚至需要强迫小孩死记硬背，文言文必须经过改良才能成为新的国际笔谈语。
改良永远不是难事。柴门霍夫创造的“希望语”，也可以看作一种吸收了外来元素、经过改良的拉丁语，欧洲人创造人工语言从未脱离过拉丁语。文言文和拉丁文有近似之处，语意稳定性极好，改良的潜力巨大。
怎么办？
把古代文言文改造成一门现代“国际希望文言”，需要做下面几项工作：
字根
根据现代语言的需求，寻找和确立基础词汇，是人造语言的关键。
实际是在同意和近意的多种选项里进行筛选的过程。
如第一人称代词，文言文“吾”、“余”，现代汉语“我”，网络用语“偶”，从中挑选出一个，忘记其他选项的存在。
如表示时间单位的“天”和“日”，“天”更接近印欧语（意大利语giorno，波兰语dzień），“日”更具亚洲语言色彩，选择哪一个，需要仔细考察。
大约需要500个汉字作为基础词汇。
很显然，这是一项必须有语言学家介入的工作，而且是来自东亚多国的语言学家。我们需要从汉字的传播过程里观察其演变，从演变里寻找创新的可能。例如中文是“餐桌”，日语和韩语是“食卓”，在人造通用语里，我们或可写为“食桌”。
语法
为文言文确立语法系统并非难事，因为文言文本身就是一种讲究规范的语言。
但为其建立一套适合现代人跨国学习和使用的语法系统，我们必须参考现代汉语，参考西方语言，也参考“希望语”等人工语。
具体地说，就是确定人称、时态、格等语法概念的表达方式，确定基本句式，引入“是”的现代用法，在古代文言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简约、有效的书写途径。
例如，以“何”字为疑问词确定疑问句的句式，“何”派生出“为何”（why）、如何（how）、“何时”（when）、“何处”（where）、“何人”（who）、“何种”（what kind）……
把疑问词放在句首，例如：“何处尔去？”
这样会产生一些让我们略感诧异的新句式，但如果能方便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学习和使用，这点小牺牲值得去乐意接受。
外来字符
如果没有阿拉伯数字，世界文明进程或许会滞后很多年，罗马数字和汉语数字都很影响书写和辨识。
既然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可以进入现代汉语，把拉丁字母引进文言也完全可以接受。
学习一门新语言，仅仅学习各国国名就会耗费大量时间，例如“意大利”在波兰语里是W?ochy，在匈牙利语里是Olaszország，和Italy像吗？
但在笔谈中，国名完全可以用国际标准字母代码表示，例如“吾20180214离CN，经JP到US”。
需要用汉字音译的专有名词，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伊利亚特”，也可以使用拉丁字母。
推广
关键之关键。
学习语言，心理比技术更重要。“汉语太复杂”的成见在西方世界流传已久，以至最后中国和中国的邻国很多人都相信是这样。
消除成见需要努力，也需要机遇。希望语当年风靡欧洲，有柴门霍夫的天才，更得益于和平主义、国际主义运动对其热捧。西方拼音文字在当下笔谈时代面临危机，汉字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象形文字，应带着自信去抓住这一机遇。
如果我们挑选出500个汉字作为国际希望文言的基础词，用科技手段拍摄500部微电影，讲述它们的故事，让外国人在短时间内学会辨识汉字将不是难事。
我说的“微电影故事”不是讲述它们从最早的象形字如何演化成今天的形态。而是直接从今天的形态出发，用影像技术激发联想，提供简易的理解记忆途径，从“木”到“林”，从“木”到“桌”，从“车”到“军”——“桌”可以影像为木台上稳稳地放着一个油瓶……军可以影像化为汽车套上装甲……
到底是选择繁体字、简体字还是日制汉字？并无差别。选择最方便制作影像、激发联想、辅助记忆的一种。
每天通过微电影学习几个汉字，不必学习发音，外加一套易懂易用的语法规则，再搭配多语种输入中文的软件，让汉字得到更快速更广泛的学习、“国际希望文言”笔谈得到一定规模的热捧不是难事，甚至可以成为大范围热点。
国际希望文言很难挑战英语的霸权，英语好比电脑操作系统里windows，取代它不容易，但我们至少可以做一套讨人喜欢的Linux系统，不断吸引人加入使用和推广、并参与改进，争取让其成为人工语言里的Linux Mint——目前在免费操作系统排行榜上位列榜首的Linux发行版。
不伦不类的人造通用语有何存在意义？
“何处尔去？”、“食桌”、“何时尔从UK回？”
上文提到的例子，或许引发提问——创造一门迁就外国人、非古非今、不伦不类的人造通用语有何意义？
这里涉及普通人对语言现象常有的另一个误解。人造通用语不是取代任何语言，而是一种“辅助语”，除了辅助人们在国际交往中实现位置平等的对话，还有一个独特效果：为学习非人造语言提供帮助。
英国人学习欧洲语言有相当难度，一项实验结果标明，如果让中小学生同时学习希望语，他们学习各种欧洲语言的难度会减小很多。
同理，一个学会500个汉字、能用 “国际希望文言”笔谈的外国人，如果想进一步学习现代汉语，难度会更小。
如果中国小孩在“强化古文教育”的各种苦背之前学过“国际希望文言”，对古文的陌生感也会极大降低。
此外，在字根上多吸收日韩越等国的不同书写，让小孩了解汉字在历史上的传播过程，也可以改变我们在西方人影响之下不由自主地形成的成见——不知道中文在长久年月里曾是一门受人喜爱的国际通用语。
这是一份创业计划吗？不是。
就像上文提到的Linux，创造“国际希望文言”，可比作一份开放源代码的事业，需要很多热心人，最早的创意来自谁毫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中文象形字的潜力和希望，将其放到国际语境中，带着热情去共享和创造。
带着个人利益、国家荣誉目的去创造国际通用语，是行不通的。利益、荣誉的背后是权力，语言里的权力意识极易引发反感、抵触和抵制。
严复是个例子。他曾试图对抗“和制汉语”入侵，创造了“拓都”（total）、“群学”（社会学）、“名学”（逻辑）、“天直”（权利）、“民直”（权利）等新词。
对抗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严复的创造并非一无是处，归根结底是权力意识作祟。他否认了中文的国际性、否认了汉字在汉字文化圈里一直自由流动的事实。日本人用汉字造新词，并未脱离汉字，中国人采纳日译词汇，也不意味着承认日本人从此占据汉字的所有权或解释权，中日在文字上是共享关系，倒是严复把汉字视作宗主权。
真正的遗留问题是，日语创造新词虽态度严谨，却也不免有仓促之处，中文吸收过来更加仓促。东方语言原本言简意赅的精妙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伤。
用文言来做对照，大多数语境里，一个“简”字可以替代简单、简洁、简约、简朴、简明、简便、简括、简略、简短、简练等多个双音节词汇，然而，也是在大多数现代语境里，“简”字单用的可能性被新词扼制。
现代汉语未来发展的一大威胁在于，它始终处于“被动回应”状态，必须总是复合汉字去承载来自西方的各种新概念，“资本主义”、“基地组织”、“后真相”……
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这些新概念占据多大比例？在大量的新词里，单个汉字的含义逐渐被吞噬，汉字略有成为词汇音节的趋势——我不敢做耸人听闻的预测，但深刻担心有一天汉字会丢失表意文字的根基。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人造语言的方向是“国际希望文言”，而不是“国际希望现代中文”。文言的再创造，另一个目的是重新审视现代汉语和日语在100多年前造新词的过程。
在一种人造的国际通用语里，哪些新词必须保留？哪些可在大多数语境里被单字代替？哪些可被更好的汉字组合取代？汉字可以在回溯中发掘出巨大的自身价值和潜力，笔谈时代今又来，我们不应再害怕一个汉字原本可以表述好几个英语词，这不是一种羞耻，放在笔谈的具体语境里不会有达意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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