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于成为博尔赫斯的盗版

《安南想象：交趾地方的奇迹、异物、幽灵和古恠》（以下简称《安南想象》）原计划在四年前出版。大致上是作者拖沓的缘故，捂着书稿不肯放手。其实书中这些小说多年以前早已写完，但我还在等待它们的一个同伴，我太固执于本书要出现一个完整的数字：三十。也就是说，我希望《安南想象》（以下简称《想象》）由三十篇小说——我个人把它们视为（无论哪个意义上的）“小说”——来构成，一个也不能少。

我设想，就像司马迁《史记》中的三十世家，少了一篇，就不是完璧了。三十又可以写作“卅”或者“￡”，老子有所谓“车三十幅，运行无穷”之说，它是一个体制悠久的固有结构，基于确切不变的数值，却通往变化无穷的未来。

《安南想象: 交趾地方的奇迹、异物、幽灵和古怪》，朱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24年5月

更显而易见并普泛使用的，三十，以及三十一，天下公约，是一个月的天数（至于二十九，只是闰月，四年才有机会出现一次），考虑到历法的原理、派别及其历史，必须要说，这是一次月相变化的周期及其羡余——须知：羡余才是文学性的，有如《一千零一夜》和《一万一千鞭》——它反复演示空间影像如何完美腾挪于时间长河之中，是最古老的动图，是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的先贤（我们的祖先把那个苦在天上的人叫作吴刚）。它亦不断简化，抬头即见，是人所共知的变幻循环符号。自古而今，它成了无数诗人和小说家最趁手的道具，用以想象不在场的故乡、缅怀死亡的爱情，或难以企及的爱情、阴谋与人心。请依次参见李太白的诗、张平子的《灵宪》片断、意大洛·卡尔维诺的《宇宙奇趣·月亮的距离》、《西游记》、不止一部的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幻象》。

而我最为看重的，还有一层落实到汉字上的意味：依照古人的观念，三十年为一世，见诸《说文解字》。这个“世”写作它的异体字“卋”或者“￡”“丗”，就一目了然了。由此，一世之数字面上肉眼可辨地等于十与廿，或十与十与十的彼此加持、情投意合，而不是廿七，是三十。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咏叹道：“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有人考据，其实他在宦途中也就待了十三年。但非得写成三十不可，这样，句子才不再是自供状，不限是史，而是诗。而我私心希望，本书也是一次关于“创卋”微不足道的努力，而不只是饾饤的麇集、故纸的翻刻，不满足于他方猎奇的爬梳，不愿意充当志恠趣味的冲泡咀嚼。为此，我在书中把大家习用的“怪”都别有居心地写成了它的异体字：“恠”，心之所在，识者鉴之。

但是多年以来我一再提到过：小说家言，不可当真。一旦，一个人染上了写小说的恶习之后，他可能会以反复逸出纪实的边界为乐，积重难返，怙顽不悛，无差别地释放着虚构的气息。甚至，这并非他能控制得了的。常有一派观点，被若干体验怂恿着，认为：所谓作者可能是文学之神的传声筒，（所谓灵感也可能只是个人间过路的妖魅来戏耍一通？）所谓创作乃是被附体，如此等等。以前我不大以为然，但马齿徒长之后，觉得此说大有文章可做……所以，以上各段，读者诸君姑妄听之（观止），不妨一笑了之。不过，以下倒是会涉及更多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或许更值得把信任留在这几页上：

大家如果翻到目录页耐心数一数，就会发觉最后关头我放弃了《想象》篇什的执念——原本我有不止一次机会可以更轻易地凑齐这个整数。这牵涉到这些篇什的由来及写作时间。大致上，我自二〇〇八年之前到二〇一四、二〇一五年间，陆续写下了它们（我记得在书中可能原本提到过，那些年是我的“候鸟时期”，频繁往来于中国安南之间，我还很得意地引用过王尔德《快乐王子》中的话。但可能在某一次修订时，出自于现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顾虑，也因为候鸟不太容易成精，遂删去了更多的表述，总之，刚才翻一遍没有找到），尤其是在七八年前，集中写了一批。当时豆瓣网尝试做付费的“豆瓣阅读”，我就以这个名目申请了专栏，每两周贴一次，把旧稿一篇篇发上去，又草草写了一些新稿凑数，依约完成了三十篇就搁了笔。

但当初专栏的篇目与本书有些差别：这次，作者毫不犹豫地拿掉了并不具象的《中国通》一篇，又补了如今的末篇《指南车》。该篇写于豆瓣专栏完结的两年之后，原属于另一个叫《神恠交通志》的系列，拷贝到这里来，一取其能动，我想把它视作一个跋，一个通向南方又通向下一本书的标志；一取其能静（止于文献之中，数以千年计）：希望它暂时做一块垫脚石或者一个压轴之物。但是，在《指南车》上做了加法之后，我忍不住又做了一次减法，可详见书中《槟榔女》一篇，那里有几段不在书尾的“后记”——译后记。再后来，我在不同时候又尝试着写过若干篇什，譬如：《尿婆》《犀》《鹿鱼的脚》《痴龙》，等等。有的还没有写完，幽灵古恠就遁了，只好悬置起来，等待下一次的降神时刻；有的写着写着开始肆意生长，呈现出不同于这一批小说所显现的某种统一的风尚（当然要避免使用“风格”一词）；有的中途投奔其他专题去了，譬如去了《妖乱志·神恠交通志》那儿；有的坚决要求单干，作者拦也拦不住……总之，最终没有一篇成功加盟于此。

与豆瓣阅读的合约三年到期之后，我未再续约，就此专栏下架，我记得这约是二〇一八年的事。之后至今，我就一直在缓慢地修订先前的篇什，当年读到过豆瓣专栏版本的读者友人想必会注意到从形式到内容的加成。字数上说，最初映现在屏幕上的版本，每篇大多都在两三千字之间；而现在留在纸面上所呈现的少则近五千，多则近万字。此外，当然还有双行夹注的格式，常见于古典文献，新用于小说；图片也大都是这次修订增补的，尤其是每篇结束之后页面中下方的小图。《想象》在二〇一五年时还像一个幼童，到了而今二〇二二年，我想，“象”是总算要初长成了。

值得交代的是，本书三十张篇末小图，悉数采自一百年前安南出版的某一期《南风》杂志，书中叙事者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份三语并行的刊物。直到前不久，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要在书前放置一篇自序。因为就像上一长段所示，它既是初版前言，又仿佛是在写一篇再版说明。这不免令人踌躇，套用书中叙事者们惯于拿捏的腔调：因为这是文献学角度的暧昧，我尚缺乏足够的经验。更何况，我早在书中埋伏下未必在最后的后记和不在书前的叙（序）录，首篇更是做了一系列特别的安排，这一切都使得本文显得多余。但最终我被自己说服：这些图片的来历需要有一句交代，不搁在这里，放哪儿都不大合适。

以我二十多年浸淫安南旧籍和中国故纸堆的经验，粗暴地说，攒集这些图片毫不复杂，有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各条双行夹注也是轻车熟路，水到渠成。近几年我的修订工作，之所以缓慢，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反复推敲，如何把一批十来年前的文本打捞到当下来。这固然看似弹指一挥间，但不论于个人史还是时代的变迁，都有一点沉船出水的意味。

于我自己而言，要挽救早年的轻率，如果不打补丁，以及补丁上摞补丁，构成一种故意造作的沧桑感的话，这三十个短篇无疑是要掷诸名为“悔”与“少作”的字篓的。当年既然少作，如今（补）做的就只能更多，一遍又一遍，连稍作改动都不够放心，非得架屋叠床，方可拯救这些字纸不被时光淹没。

除了敝帚自珍的动机，我想，更重要的理由可能还在于，这些小说以某个虚构过的古老记载为题，或者利用古旧文献再虚构；其素材的品性，要求叙事者标上不断更新的时间痕迹。那些被我引用的文字在历史上就是自带着多个跌宕的年号来到我面前的。最初，它们应该是初抵南方的北方人所记录下来的好奇心杂录，要么是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岭南人士反哺给汉文的认同感笔记——当时它们就被拨归为中国古典文献目录学范畴中的“小说”一类了，作为意象式的安南时光切片。

我一再表达过文献学上永恒的遗憾（这也是文献学的立身之本）：那些最初的书，我们现在往往都无缘见识，譬如我在书中反复引用的杨孚《异物志》。后人之所以能够顺藤而稍稍有所作为、持续想象，还有机会探身进入古代安南那个奇迹异物世界，是因为又有像从《水经注》《文选注》到《太平御览》《本草纲目》这样的文献学文本以及类书汇编种种。早就有一大批古代的小说家顶着博物学者的名义，孜孜于无责任的转述与拼贴，出于书或书写的体例考虑，他们制造了不同的引文屑粒，那些更古旧的书在他们书写过程中纷纷破茧化蝶。当更古老的文献佚亡之后，这些前人称之为“吉光片羽”的存在，也就是古老时间的碎片，于是犹自发着微暗的光。

更接近我们的若干代学者与作者，自宋代的王应麟、元代的陶宗仪到清代的马国翰等等，又曾做过新的事：把光的碎片再从历代引用者那里翻检出来，尽可能重新拼合到一起，与其说破镜重圆，不如比附以今日之拼图游戏，人称之为“辑佚”或者“钩沉”。其中最迷人的成果，我想莫过于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这令我在三十年时间里一直觉得“钩沉”一词远胜于“辑佚”二字（二十多年前我在接触安南古代文献之前，先在导师指导下参与过一项叫《古乐书钩沉》的工作），这两年看法才稍稍改变。《古小说钩沉》无疑是《故事新编》（它与《野草》才是鲁迅最好的文本）的基础。

本书也想踏上，从《古小说钩沉》到《故事新编》的文字小径。但与鲁迅处理的题材不同，交趾地方的幽灵古恠更为博杂，几番尝试与碰壁，尔后我只希望能悍然将它们生硬地连接成一个个赫咺的文本，集结于斯。因此，我时常想起鲁迅研究过的嵇康，这位竹林中的高士除了作诗、饮酒、操缦、谈玄之外，还时常打铁。本书近三四年来的修订与成长，意在把多个时间层锤合在一个及一批文本中，我自以为“打铁”是最恰当的类比。在此基础上，材料的重出、情节的互见、篇目彼此征引、文字叠影重重，都可以被暗暗说通。如果再要别求喻体，我还愿意套用美术的概念，称之为“笔触”。因为其中也折叠了更具个人情绪的部分，来自小说主人公们的经验，包括但不限于懊恼、惭愧、缅怀、自嘲、惘然等等，一如打铁时有火，有风，有汗，有啸歌，有友朋，有广陵散，竹林都散成写满墨字的简策。

必须承认，究其名目，《安南想象：交趾地方的奇迹、异物、幽灵和古恠》隐然要对标一个更丰厚博大的目标：即使不能成为一网打尽式的全集，也应该尽可能穷搜冥讨，正如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以三十之数，与其说是过于严苛的删汰，不若讲，是作者不曾竭泽而渔。叮叮当当敲几块铜铁，难道不是偷懒么？恐怕本书不免于这样的讥责，要被称说名不符实、德不配位吧？想想说得也没错，因为安南密林中的缠绕、湿热与繁复，不妨可以视为三千年来在理性与文明狙击下（同时也有野蛮与残暴），一路撤退逃窜的某些新巢。那里作为故事与传奇的渊薮，那里的人自诩龙子仙孙，陌生的气息密集着种种不经的现实；自是恠力与乱神的所在，一直召唤种种充满欲望的视线。那里的奇异精恠岂止六掌之数呢？我们以往不够了解，除了它们消隐渐久，更主要的原因是从未正视过那些妄想与狂言吧。

不过，请容许我在书前自辩两点：其一，《安南想象》既是要表达安南作为主体所能施展的想象，更是对安南的想象。后者溯及过往，正如上文所及，无疑是好奇、物化、偏见、谬误的混合物。而本书恰恰试图从这些古老记录中重新生发（这与我的前一本小说集《安南恠谭》是相反的，那本书里我规定自己主要使用安南古代文献）——而客位的材料及名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尽管汉文文献汗牛充栋。其二，本文一开头就不讳言，我的主要行动就在于反复选择（除了篇目的数量，当然还把时间花在挑拣具体的字词上，所谓“寻章摘句老雕虫”）。尽管“全集”乃至“宇宙之书”也一直是我狂妄的梦想，但如同鲁迅《故事新编》，以及博尔赫斯《想象的动物》（El Libro de los Seres Imaginarios）的处境，作者总是会倾向于在篇目与文字数量上遵守更简约克制的规范，以至于书名与内容之间暴露出曹雪芹或卡夫卡曾有的状况，即一本书可以存在更多看不见的部分，一些宣称刊落，一些报告亡佚，一些佯作烂尾，一些判为腰斩，由此，在封底之后，作者鞭长莫及之处方是真正的结局。况且，从文体到物种，还存在着一条相似的更高法则，不论是作为小说的故事，还是作为奇迹的异物、作为幽灵的古恠，历来都是不同层次上被甄别抉剔的结果。

我已经提到了博尔赫斯《想象的动物》。以上，以及以下所有页面上的文字皆可视为向此书的致敬之词。我已经早早养成一种习惯，乐意让我写下的每一本书都匍匐在早已存在的一种或多种高不可攀的文献跟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学术传统中参考书目的变形，但我更情愿将其视为中西传奇共有的一种武将登场格式：“拈弓搭箭，立于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拦住去路，大叫：‘认得常山赵子龙否？’”“‘我是，’金属般的声音从关闭着的头盔里传出，好像不是喉咙而是盔甲片在颤动，飘荡起轻轻的回声，‘戈尔本特拉茨和叙拉的圭尔迪韦尔尼和阿尔特里家族的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上塞林皮亚和非斯的骑士！’”戈尔本特拉茨和叙拉我不熟；常山，即北岳恒山，汉代避文帝刘恒讳，故名。道说故乡，是汉语中所说的“氏”，交代地缘关系。报上家族，是展现血缘关系，类同于汉语中的“姓”，姓氏其实也不必强作区分，都是英雄出处，不论是排行字还是郡望，或者在异文化中的父子连名、父名母名种种，都一下子使得一个人有迹可循，处在谱牒化的线索之中。

对一本书而言，作者姓甚名谁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是，事实上书也有书的家族树，自有其前辈与后裔。有的作者热衷于制造书的姊妹兄弟，然后像骨殖那样将它们横倒堆垛，用以测量自己的身高；但也有的作者一心乱点鸳鸯谱，尝试育种、杂交、扦插与嫁接。文献学者有一门功夫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章学诚语），用现代的经验来说，庶几是基因排序、亲子鉴定的神乎其技。

况且，让书自报家门，“我是那部《谁谁谁》不成器的过房耳孙”，无疑可以大幅增加一厢情愿的耻感，而不必有扯虎皮作大旗的幻觉，这样，书稿会来敲作者脑袋：醒醒啊，为了不给那《谁谁谁》蒙羞，也为了你自己，别让你显得大言炎炎，落下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撒谎精恶名，起来，请克制厌倦感，不惮琐碎，再多改上我一通吧……

上一本书付梓之后，我有幸看到了一条宝贵的批评：“你不是博尔赫斯。请不要像他那样写。”我很感谢这位读者的直率，但腹诽他可能不会理解我的宏愿：我素将西汉扬雄视为偶像，就是那位《陋室铭》中提到的“西蜀子云亭”主人，口吃，所以善写。甚至，我在《〈朱琺传：倒叙体第一人称中国通史〉前言》中还擅自将他认作我的隔世前身。我希望此生能像扬雄一样，成为一名模仿艺术家。班固《汉书·扬雄传》总结扬雄一生的行为，说他“实好古而乐道”，“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曶，指的是轻忽。时过境迁，后世当然有所不同。但扬雄身后，世界上已经又有了那么多经典。

所以我会恬不知各种负面情绪地招供说：自己乐于成为博尔赫斯（或其他前贤）的盗版，或者乐于成为博尔赫斯（或其他前贤）的延长线（而不得），或者急欲做博尔赫斯（或其他前贤）的译者、研究者也行啊。事实上，任何盗版都是对正版的曲意维护——为此，它们不惜伤害自己以及作者。事实上，我不可能真的很像博尔赫斯，即使我已经很努力地让我的家族到我为止也三代高度近视了，我还在继续努力地沉浸在五色之中，而不屑于五味，从不自卑自己五音不全；但是，我与博尔赫斯分属于不同的文献学传统，在本文的最后，我会重申这一点。

事实上，二十年前，我与我的一位勃勃有生机的朋友都将博尔赫斯戏称为是小说之神的名讳（新查了一下《汉语大词典》，“赫斯”是个形容词，指天子的威武奋发，出自《诗经·大雅·皇矣》，屡用于《魏志》《晋书》《唐书》等正史）。事实上，我还考虑过要不要把自己的出生年份改小十岁，改到一九八七年，这样就可以自诩是博翁（他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来到人间，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永别地球）的转世灵童了；但这个把戏，得有一大批人理解我，专心替我遮掩，诚心帮我篡改……可行性不强，识破率太高，还会有无法早早退休的后遗症，只好悻悻然作罢。

事实上，谁也不是J. L. 博尔赫斯，除了博尔赫斯和博尔赫斯笔下的两个博尔赫斯。对于汉语读者与作者来说，博尔赫斯可能早已不再神秘，多年以前，甚至已经有位同行朋友当面跟我说，你不知道么，博已经out了。她吐着烟圈，我从她当时的口气、鼻翼上的轻微变化以及上下游语境的水文状况，瞬间判断出我的这位友人不是在说类似竞技或者时尚的术语，而带有表述旧情人已经年长色衰或者油腻发福肌肉松弛……时的厌倦感。可于我而言，在没来得及读完多少博尔赫斯一生读过的书的时候，博尔赫斯始终不曾祛魅。而他撰写的著作中尤为神秘的，是迄今为止都不曾有全本简体中文版的《想象的动物》（繁体中文已经有了两个）。多年以前我写过如下一段话，这两天在一个偏僻的文件夹里翻找出来，颇能感触：当时年少无烦恼有力量的感觉真好啊——真敢说啊。

向博尔赫斯《想象的动物》致敬。先于博尔赫斯的伟大作者，只要为他所知，皆会被《想象的动物》致敬；晚于博尔赫斯的野心作者都应该向它致敬。小说作为对造物主的僭越，小说作者都宜有义务与责任，在想象动物的领域有所成就。这件事史不绝书，最初的智者们都心领神会：诸如，老子之大象（“大象无形”），孔子之麒麟（作为文献学的开创者，孔子的造物又岂止一端。子不语恠力乱神，他打着这样的幌子，把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兼最重要的博物学者的身份暗暗埋藏起来，至今少有人知。此外，孔子本人也可能是凤，而老子又被孔子认作神龙），庄子之鲲鹏（庄子或许就是鲲鹏？当然，更有可能是蝴蝶，或同时是蝴蝶）……正如有了《三国演义》，为所有历史演义开路也封住了天花板；《想象的动物》也正是之后同类著作难以逾越的典范之作……（以下残缺）

自从有了郑板桥治“徐青藤门下走狗”印之后，汉语中“走狗”一词焕然一新，可与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遥相呼应。大致上，因此我也不惮于未来接到这样的意见：《安南想象》之于《想象的动物》，画虎不成反类犬。要知道，在门下走狗的逻辑中，这无疑是一条赞语，此外也是一个实情：读者诸君接下来并不会在本书中看到虎的专题。

但交趾地方的奇迹、异物、幽灵和古恠中决非没有虎一席之地，恰恰相反，它曾经高频出没于南海西岸的热带雨林中，与所有古恠的幽灵和异物的奇迹都有交集，可谓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安南明属时期有位诗人李子构，解释这个现象时说是：“鲲鹏辞北溟，越地变龙虎。”录于此，聊备一说）大家也可以将《虎》视作本书最终缺失的那个第三十篇，（博尔赫斯《沙之书》一集中有一篇叫《三十教派》的小说，文中提及：“教派的名称引起种种猜测。有的说三十表示信徒减至的人数，那固然可笑，但有预言的味道，因为由于其邪恶的教义，教派注定是要消亡的。另一种猜测说挪亚方舟的高度是三十肘，名称由此而来；还有一种说法歪曲了天文学，说三十是阴历月份的天数；也有人说三十是救世主受洗时的年纪；再有人说红尘做的亚当成为活人时也是三十岁。这些说法统统没有根据。更匪夷所思的是把它牵扯到三十个神道或者神位的总目，其中一个是长着公鸡脑袋、人臂和人身、蜷曲蛇尾的阿布拉哈斯。”见《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不过，对我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博尔赫斯已经在《想象的动物》中写过安南的老虎了，并且，正是该书专写安南想象动物的唯一一篇。

博神虎文在上头，因此，我必须“道不得”。但既然博尔赫斯与我都认为，虎是首要与至关重要的安南想象动物，《安南想象》又岂容回避呢？我思来想去，两全之法还是把《想象的动物·安南之虎》请来，放在正文之前、序文压轴的位置上。

不宜回避的是，博尔赫斯不通汉文，他对安南及中国想象动物的了解显然来自耳食（我忍不住想，不知他有没有尝试过“鼻饮”，多年以前我勇敢过，失败了）。想象正是因为与现实之间的偏差（我曾经完全一知半解地把它比附成宇宙学上的“红移”），才熠熠而有光彩吧。

不过，即使博尔赫斯最终还是闪烁其词，把结尾漂移去了马来半岛和印度斯坦，但开头地方他提到的“赤虎司南”“位于地图顶上”之说，是合乎远东图像学或者说地图学事实的，那指的是汉文化圈的古代制图传统，与西洋和现代地图的规则相悖，不是上北下南，而是上南下北，与现代天图方向一致，此处宜加以注明。

博尔赫斯文中还提到一句，这（安南的）俗信有着中国的源头。俗信一词，原文作superstición，常被直接翻作迷信。不只是俗信，安南最重要的河流，红河（古称珥江）和湄公河的源头皆在中国境内，一称元江，一即澜沧江。

博尔赫斯不止一次提到了五只老虎（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唱《五只老虎之歌》，我不会，只会唱《五只松鼠》以及《两只老虎》），我疑心这史源或许在《五虎平南演义》上，这是一部清代小说，又称《狄青后传》，写的是狄青率军平定侬智高的史事。

此外，博尔赫斯在《安南之虎》一篇中准确地提到了老子与老虎的关系。没错，老子就是那位又叫李耳、又名老聃、又叫太上老君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兼神灵。历史上，东汉末年兴起的道教自说自话把道家接管了过来，将其神化，渐渐还出现了“老子一气化三清”的说法。而博尔赫斯不会想到，早在道教出现之前，西汉末年扬雄在史上最早的方言学著作《方言》（班固的《扬雄传》赞语那一段遗漏了这一部重要的书，它的全名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扬雄模仿先代的使臣行为及其著述的成果。他在给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人刘歆写信时提到：“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又，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博物学家之一的郭璞，也为《方言》作了注）卷八，用两句话遥遥为《安南之虎》作了一个旁注，这无疑领先了西方（包括博尔赫斯本人）两千年：“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因此，原文“Lao Tse ha encomendado a los Cinco Tigres la misión de guerrear contra los demonios.”一句，在这广义上的江淮南楚间，大可有更为放肆的翻译：

“老虎交付￡虎与恶魔作战的使命。”或者，

“李耳委五个李耳以息魔战。”

亲爱的读者诸君，所幸，我还是更值得信任的，请看下文分解——

《安南之虎》（Los Tigres Del Annam）

J. L. 博尔赫斯 著

于安南人（los annamita）而言，虎或虎精，是四维的宰治。

（位于地图上顶端的）赤虎（el Tigre Rojo）司南，是夏与火之虎；玄虎（el Tigre Negro）主北，乃冬与水之虎；青虎（el Tigre Azul）位东，即春与木之虎；白虎（el Tigre Blanco）理西，系秋与金之虎。

另有一只凌驾于四神虎（Tigres Cardinales）之上的，黄虎（el Tigre Amarillo），居于中央。一如皇帝在中国的中州，而中国又在天下之中心。（这就是为何中国称为中央帝国（el Imperio Central）；也是十六世纪晚期耶稣会神父利玛窦（Padre Ricci）绘制世界地图时，为什么要将中国据于这幅用以教示中国人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中位。）

老子（Lao Tse）用五虎（los Cinco Tigres）克邪降魔。有一份安南祷祝文，曾为路易·乔·乔德（Louis Cho Chod）译介成了法语，文中恳祈虎威加持，令士气锐不可当。这俗信自有中国源头。汉学家指示，中国人置一白虎于西天列宿，南天设一朱雀（un Pájaro Rojo），东天安一青龙（un Dragón Azul），北天放一玄武（una Tortuga Negra）。如所见知，安南人保留了青红皂白，神灵则归于一种。

中印度斯坦（Indostán）的比尔斯人（los Bhils），信仰虎彪地狱。马来人（los malayos）则知，密林之中有一邑，人骨为栋梁，人皮为墙垣，人发为苫盖，此乃於菟城，虎所筑，虎所踞。

（朱琺 译于虎年夏日）

附记：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

本文系《安南想象: 交趾地方的奇迹、异物、幽灵和古怪》（朱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24年5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