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快跑”来了，“我”往哪里跑？——三论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者

以前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无人驾驶变为现实进入运行阶段还是让人大吃一惊，但是这活生生地已经转变为现实了。“萝卜快跑”的落地实践，实实在在地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其中最重要的群体就是职业生涯赖以生存的出租车司机，“我明天还能有工作岗位么？”

024年7月10日，重庆，人们体验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我之前提过一个观点，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者，首先得“适应新的概念框架结构”。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劳动者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数字化新职业的出现或多或少都会造成相关岗位就业人数的增减。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每一次产业变革都会带来劳动者生存方式的变革。产业变革引发劳动方式的变革，也引发劳动者生活方式的变革。在唯物史观看来，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倒不是因为应然的期许，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换句话说，劳动者的劳动从最初的“全科”劳动，到后来的“分工”劳动，最后发展为“消除分工”的劳动，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必须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大历史的，这一结论也是千千万万个劳动者劳动方式变革的抽象。

就处于具体时空互动中的劳动个体而言，劳动往往是不自由的、被动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力出现必然会带来劳动新形态。劳动新形态出现就意味者各行各业有新的职业岗位产生。如果能快速更上这种变化，能满足新职业的工作经验要求，劳动者就完成了新的劳动要求适应。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形式既受制于人类总体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水平，又受制于劳动者自身对这个时代的劳动形式的适应能力。因此，一个人要成为不被职场淘汰的劳动者，就必须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劳动能力，不断尝试和自己所处时代的劳动形态相匹配。

从劳动形态变迁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着新职业，同时某些职业则日趋消失。如外卖骑手，从古至今或许都有类似的职业，但在网络销售极其发达的今天，就成为一个从业人数众多的职业。或许，类似“萝卜快跑”日益成熟，给人类送快递的工作或许就被一个名叫“土豆快跑”智能平台逐步替代。智能平台的工作人员增加，而穿梭于大街小巷 的快递从业人员减少。在这个意义上看，新质生产力必然产生劳动新形态，劳动新形态的出现不是意味着人类不需要劳动，而是要求劳动必须走向新方式。

人类社会从渔猎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再进入工业文明，就是这样逐步发展的，只不过随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更迭加速了。数字化的转型必然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数字文明。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定带来人类物质财富的更加丰裕，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人的总体性看，数字化的过程应该是人类走向解放的重要一环。数字劳动集合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优势，尽可能减少人类的体力劳动负担。数字劳动既要满足作为类存在的“第一需要”，更要满足“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需要。

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者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劳动者的生存境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生产是与一定社会关系的分配关系密切相关的。数字化过程必然要求调整分配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数字化必然会使某一种原有的劳动形态劳动成本下降。如果简单化沿用原有的分配关系，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资源向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占有者那里快速转移。作为产品分配的主导者，政府必然会通过经济政策逐步调整分配关系，让数字化冲击的分配关系重新回到社会认可的分配格局，引导社会均衡发展，让数字化转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

从微观层面看，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者如果在等、靠、要的层面思考，必然逐步在劳动竞争中走向劣势。个体劳动者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训练，积极主动适应数字化趋势，在新的劳动形态中寻找自己劳动岗位。在数字化过程中不断通过学习与时代同步，才能在竞争中处于积极主动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萝卜快跑”带来的，可能是新的方向，也是“我”往哪里跑的方向。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大方向。数字化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传统劳动形态同样也不会马上消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就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不就是在不断适应新趋势中，把握自己明天生活的吗？

【本文原载于2024年7月18日的《社会科学报》版，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