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羞耻》：羞耻与当下的情感风力

《羞耻：规训的情感》，[美]彼得·N.斯特恩斯著，聂永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4年4月出版，213页，73.00元

在人类瞬息万变的情感际会中，“羞耻”的体验总是活跃异常，不断引起人自身的高度重视。它的出现令人倏忽间“面红耳热”，目光不自觉向别处游移，渴望摆脱面前的窘境；它带来价值的塌陷、自我的贬抑，使心灵于无形的否定中反复忍受着剧烈的动摇和涣散。随着羞耻感的显现，法律制度不断更新，社会规范日益多元化，现代人开始尝试相互呵护，小心翼翼地弥合情感与理智之间的鸿沟。“羞耻感是那种冲刷着我们的温暖感觉，它令我们感到自己渺小而有缺陷，永远不够好”（128页），《羞耻：规训的情感》一书正是站在这个极度脆弱且渴求关联的时代骨节上，通过跨学科的搜集和勘探，连络众多面孔背后那汹涌绵长的羞耻“情感史”。

诚如序言所述：“羞耻史和更宽泛的积极情感的历史一样，完全可以聚焦于发展轨迹或者时代变化的问题。”（第4页）根据作者斯特恩斯的构想，该书致力于清检“羞耻”在美国社会不同时期呈示的形貌，加深人们对过去情感经验的理解。在此过程中，它引入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探讨，既关注情感社会的变迁，也着眼于具体变化的前因后果及应对方法上的思维差异，为情感研究领域的跨语境融合寻找新的契机。基于此，书中章节以时间为架构，分辟“前现代”“现代”“当代”三个板块，让不同现象相互彼此碰撞，于社会光谱中辉映出斑斓的情感细节。经手大量原始材料的斯特恩斯意识到，“羞耻”虽见诸个体私密的心理地带，可一旦进入更广阔的关系网络，它往往演变为维护群体规范的工具。譬如，前现代社会中聚集的“农业共同体”由于尚未建立系统性的社会契约，便试图通过调适羞耻感的浓度来提高集体服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梅伊纳库部落曾呈现出惊人的羞耻之心：步入青春期的女性会减少现身公共场合的频率，感到蒙羞的人则躲入树林或像胎儿一样在吊床上蜷缩起来，直至这份滚烫的感受从心头消散（19页）。作为隐形的“参与者”，羞耻以何等曲折而深刻的方式影响了族群的日常生活。

可以想见，漫长的前现代农业文明孕育了面目迥异的耻感文化，这势必为研究归纳带来了困难。放眼东西方哲学对该问题的探讨，个中论述及导向的对策也大相径庭。与希腊哲学家和《创世记》将羞耻与身体相联系的思路不同，儒家思想更倾向于借此强调社会关系中的“越界行为”：小到“不当的衣着、食物或更普遍的物品”，大到“更广泛的身份问题”“言行不一”，包括“学生荒废学习”“国君丢失土地”“仆从的羞耻”（25页）等特殊情形，皆可被纳入其构建的范畴，从而在无形间巩固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这种语境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育儿模式提供了更充足的羞耻准备。在情感需求强烈的幼年时期，孩童就被最亲近的母亲告知，如若无法满足长辈的期待，爱随时可能消失——同时充斥着温馨与恐怖的教学气氛，诱使羞耻感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世界尚处混沌朦胧的阶段，这些战战兢兢的孩子便深深记下了这种黏糊糊、难以洗脱的情感体验。成年后，携带着苦蜜一样的复杂滋味，他们在各种近距离关系里仍然表现出犹疑和缺乏自信。在一些公开的社会图景中，羞耻的表达常与等级制度混融。下层人士受到规训，露出谦逊的面目，甚至需要“真的略感羞耻”，以便在稳坐低等位置的同时，与上位者建立宜人的沟通桥梁。部分教义中的羞耻还与性别紧密结合，如奥里萨地区认为女性“行为不端时都会咬住舌头”，并借助神话压抑她们的情绪和生命力。至于充斥着种族主义言论的奴隶制，更是将羞耻与身心残疾者并列。概言之，自前现代时期起，羞耻便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建立了天然的亲缘关系。

当古老的情感遭遇现代性的冲击，人们的言谈举止间，无数新的感觉触手正在挥舞，这势必会动摇昔日的文化心理。玻璃隔开的建筑加剧了个体生活的闭锁，隐私观念由之兴起。羞耻感失去了它曾赖以为生的社群，随着匿名环境的普及而变得越发微弱。消费至上的商业空间同样瓦解了崇高理想和荣辱信念，人们愿意为万能的金钱让渡那些代价高昂的准则。除此之外，随着对羞耻的认知不断深入，社会开始主动反思并清理情感淤积的毒素，激活它在特殊场合的妙用。斯特恩斯将观察目光锚定在变化显著的学校，指出此时的教育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体罚”“斥责”等传统的羞辱管理手段对学生成长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由于这落伍的情感框架，整个班级都不知所措。”（101页）这些手段消泯了课堂的积极气氛，击垮了学生的自尊自信，令任何建设性的互动都变得不可能。因此，政策明确了一系列替代方案，要求教师给予更多正面的激励，树立优秀模范而非暴露不良案例，弱化“问题学生”标签带来的强烈耻感，及其与集体生活所暗含的等级制度之间的潜在关联。

与此同时，市场上更新的育儿材料纷纷重新思考“儿童”的定义，探讨建立怎样的情感纽带更符合一种让下一代茁壮成长的个人主义，并追问羞辱在这个过程中的必要性。昔日，由于缺乏对“耻感”和“罪感”的差别意识，父母针对孩子不当行径的斥责总会无意间伤害后者的人格。父母后知后觉地了解到，如果孩子考试时作弊，批评的重点当放在行为上——“考试不要作弊”，而不是针对人——“你这个作弊者”（第6页）。罪感对行为的修正会鼓励人们勇于承担错误并从中学习，而羞耻则将人长久困在蒙羞的时刻之中，加剧他们的自我厌弃，使他们渴望从身体中逃离，变成另一个人。兴许是见惯了过往因混淆而造成的情感悲剧，育儿指南手册的作者们很快强调了为人父母的新责任：

在现代家庭，培养一个快乐和情感敏感的孩子才是父母的主要目标。服从依然重要，但是现在更多地与快乐联系在一起。管教仍然要紧，但必须接受重估，依附于对家庭之爱的持久保证——事实上，它必须跟羞耻切断联系。（87页）

如果说，羞耻是幼年时在心灵之上被迫架起的一座环形舞台，那么如今它必须被尽快拆除，释放那些仍旧痛苦地活在白炽灯和观众目光下的内在的小孩，告诉他们需要矫正的只是姿势，而非灵魂的舞蹈本身。

虽然此类措施有效缓解了“习惯性羞辱”对个体生命的冲击，但随着情境加速变换，羞耻也在与新的浪潮悄然结合，呈现出复杂而陌生的多重面貌。比如网络社群由于其强大的传播速度，为羞辱的制造大大降低了成本。与相貌、身份相关，乃至毫无缘由的恶意，如病毒一般在媒体上蔓延，尽管旦夕之间会被新的热点平息，但却对风暴中心的受辱者造成了巨大伤害。“匿名交流的增多改变了共同体的性质，可以说制造了更多的歪曲和残酷行为。”（156页）因一系列医疗数据曝光，“肥胖羞辱”一度在美国甚嚣尘上，使审美与疾病问题的边界日益模糊，超重现象被夸大为缺陷、无法控制本能，甚至有人建议超重者不要上大学：“胖的人不够自律，无法获得高级学位。”（137页）这种情感策略不仅在医学上鲜见成效，还隐秘地激发了肥胖者的反叛性。他们可能会为了平息焦虑而吃得更多，借助“填满脾胃”这一自己最熟悉的途径抒发受辱后的委屈和愤怒。美国官员也有意将这份浓郁、灼热的情感能量用于更高层次的权力博弈。他们利用新旧时机将羞辱纳入政治纲领，如反堕胎者设立“羞辱堂”，搜集公布堕胎者乃至相关医生的姓名，以“正义羞辱”的名义变相召回和延续了公开谴责的力量。最终，羞耻在左派和右派的反复拉扯下，从私密领域升格为一种政治性的情感操演。

在本书的开篇章节“探讨羞耻：跨学科语境”中，斯特恩斯坦白了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羞耻的变幻莫测和定义难明，以及它在个体生命内部形成的感受力，注定了研究结论无法完全的统一。尽管如此，追踪这一情感仍然必要：“羞耻作为情感的根本意义在于联系个体与更大的社会群体和规范——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许多群体都会通过羞耻感威胁和定义羞耻等手段来帮助建立身份认同，强制执行或者试图强制执行其行为准则。”（第1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展开的情感研究，正是基于身体情状的混沌和不可测，着手重估情感发生的机制和能量，并试图以此为方法论建构我们的世界。最早发起这项工程的吉尔·德勒兹通过对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第三部分的再阐释，提出情感乃是生命从观念到观念之间的一条柔美流畅的“旋律线”——由弱至强、由悲苦转向愉悦，它承载并反映着个体存在之力的流变。同时，身体的个体性也源于对身体施加的情动的变化当中，它是所有构成它关系的集合：“我从来是被动的，仅仅处于情绪的世界当中。”（汪民安、郭晓彦编：《生产 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1页）此后，关于情感的本体、现象以及现实干预的研究渐次兴起，向各个领域渗透并激发出新的活力。例如马克·B. N. 汉森通过面部表情的影像记录，直观证实了科技带来的自我情感技术的发展：“科技使我们可以与自身更加紧密地联系，可以更亲密地体验形成我们存在核心的那种活力，我们构成的不完备，我们的生命终有一死的有限性。”（马克·B.N.汉森：《情动时刻，或者对生命的见证》，窦文欣译，张春田校，载《情感何为——情感研究的历史、理论与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页）布莱恩·马苏米更看重情动造成的“虚拟的联觉视角”（Brian Massumi, The Autonomy of Affect, Cultural Critique, No.31, 1995），其研究兴趣逐渐向政治文化领域偏移，解析国家首脑如何建立眩惑的情动模型来调度民众。注重文学与情感亲缘性的伊芙·塞吉维克则通过重启经典文本拓展酷儿研究和性别批评。在《羞耻及其姐妹》一书中，她同样聚焦这一长期遭到压抑的“否定性情感”，并将其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命运紧紧关联（Eva Sedgwick and Adam Frank, Shame and Its Sist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在晚年，塞吉维克进一步意识到情感的细腻滋润性质，她试图将这种属性引入专业批评，主张用“修复性阅读”替代一直以来的“怀疑性阅读”，希望文字能够重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信任。具体操作上，文学研究如何适时捕捉情感的风力，在可视的文字与不可视的心灵之间取得微妙平衡，将焕然一新的“文学情感学”整合得更为系统和精密，自然需要学界共同推进。现有的一些讨论中，金雯认为“情感观念化的过程就是文化生产的过程，是主体性持续涌现的过程，但也是主体性接受自身边界和残缺的过程，是将这种残缺转变为创造动力的过程。文学情感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实践，它也与所有情感研究一样，成为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情感实践’。”（金雯：《情感时代：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0页）在关于“情感研究如何与现当代文学对话”的研讨会上，亦有学者意识到“情感的本土化”将成为本专业面对的独特挑战：“怎么区分情感研究和前情感研究？如何有效地在情感研究中利用前情感研究的成果？当前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情感研究热，是伴随着理论热的整体退潮出现的。因为当代人普遍不再信任观念，情感才被视为更本真、切身的内容。在情感研究作为一种明确的方法兴起前，有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都是与情感相关的。”（路杨、邓瑗、罗雅琳等：《情感的历史与性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情感研究的对话》，《文艺研究》2024年第三期，105页）实际上，不管是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中梳理的爱情话语谱系，还是丸尾常喜的著作《耻辱与恢复》中由鲁迅之“耻”延伸出的民族自我批评研究，乃至王德威于《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勾勒的幽暗又激荡的文学史，无一不与当前的话题关系密切。当情感作为独立的对象物得到细化，我们首先需回溯它曾如何虬结于此前的研究历程，并考虑若将其从地表之下开掘成一门“显学”，原有的谱系中何处值得移植和继承，又该怎样编排文史钩沉与情感分析的双向互动，才足够形成“文学情感学”这一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新型研究范式。

与“羞耻”类似，情感研究格外关注那些残损而虚弱的生命瞬间：忧郁、嫉妒、同情、愤怒……戳破完美幻象的过程是如此难以启齿，然而当那阵柔润之风真正穿身而过时，它会将隐瞒至深的创痛轻轻拨动。对于心灵中难以祛除的晦暗，其所给出的理解更是无限宽大——这股能量，源自朝“看见”的目标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向深渊投以柔情的注视，令卑微者有勇气，孤独的灵魂手掌交握，学会互换百感，从彼此心头的苦痛中照亮和修复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