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八、九、十那三年，隋炀帝连续三次亲征辽东。实际上，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就有为征辽东作交通运输方面准备的意思。大业六年谋讨高丽，大业七年起，他就动员全国的力量投入征辽，这成为他个人的历史转折点，也是隋王朝从极盛急剧转向乱亡的转折点。
为什么隋炀帝这样不惜一切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辽东、打高丽？我们稍微放开一点历史的视角便可以看到，在他之前的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派汉王谅率三十万隋军征辽；在他之后的贞观十九年（645）、贞观二十年（646）、二十一年（647）唐太宗三次伐辽，其中贞观十九年那次，还是太宗本人亲征；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显庆五年（660）和龙朔元年（661）后连年征伐高丽、百济，直至总章元年（668）李勣拔平壤，高丽王降，高丽悉平。且不说隋代之前，仅隋炀帝前后七十年间就有十余次大规模远征，非灭了高丽才罢休。所以征辽东即打高丽，作为隋唐时代几代皇帝共同倾注国力从事的征讨，是不能全以隋炀帝或其他某个个人的原因解释的。
那么，隋唐之际频繁征辽的历史原因是什么？裴矩说隋炀帝攻高丽的一席话道出真谛，可视为那个时代的共识。裴矩的原话是：“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帝从之。”[1]隋炀帝是赞成他的看法的。这是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至塞外启民可汗帐时君臣间的对话。高丽使者并非偶然地正好也在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隋炀帝作了引见。高丽使者出入突厥牙帐这件事非同小可，引起隋室君臣的警觉，引出裴矩上述那席话，隋炀帝当即敕牛弘宣旨高丽使臣：
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2]
隋炀帝画像，唐·阎立本绘
自南北朝以来，高丽一直实施着联络南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挑衅中原政权的战略，金宝祥先生对此有独到的分析[3]。为与高丽这一蚕食和半包围的战略抗衡，隋唐政权接连不断地对东北方向用兵，自认为是一场收复故土和反包围的斗争。
当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分立的国家，新罗与隋唐政权经常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百济，特别是高丽，经常与隋唐政权冲突。作为隋唐在这个方向上主要对手的高丽，是一个跨越鸭绿江两岸的古代国家，当时不仅占据着朝鲜半岛北部，还趁魏、晋之乱占据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并不时纠合靺鞨、奚、契丹等进犯辽西。隋王朝在北却突厥，南平吴、会，西讨浑庭，诸方大定之后，便把眼光放到东北方向。
开皇十八年（598）的征伐，便是对高丽联合靺鞨进攻辽西的反击。这次高丽王高元没有理会隋室通过在突厥的高丽使臣传递回去的信息，隋炀帝便决心讨伐。
在北通涿郡的运河永济渠段修通后，大业六年“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4]，开始备战。大业七年二月乙亥（十九日），炀帝自江都登舟北上。途中，在二月壬午（二十六日）下诏讨高丽，并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在今山东莱州）造船三百艘，还发布了总动员令，下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5]。四月庚午（十五日），隋炀帝乘龙舟由永济渠到达涿郡临朔宫，加紧部署征辽。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撺手三万人。五月，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今河北保定），供载运衣甲帐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河北民夫以供军需。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二镇”。[6]
这做法与十六国时石虎的赵国、慕容皝的北燕同高句丽之间混战时的情况十分相似。东晋咸康四年（338）,“赵王虎遣渡辽将军曹伏将青州之众戍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帅众万余屯田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谋击燕”。咸康六年，“赵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徙辽西、北平、渔阳万余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东至白狼，大兴屯田。悉括取民马，有敢私匿者腰斩，凡得四万余匹……欲以击燕”。[7]都遵循着传统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训。
大业八年（612），四方兵皆集涿郡，隋炀帝不听谏阻，频频祭告上帝于临朔宫南，社于南桑干水上，祭马祖于蓟城北，下决心亲征。
正月壬午（二日），诏左右各十二军二十四路人马，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大军，“其馈运者倍之”，陆续开拔，目标“总集平壤”。从癸未（三日）第一军出发，相去四十里发第二军，二十四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再加御营六军，又亘八十里，规模又大大超过当年伐陈之役，所以史籍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8]
关于作战方略，三月死于道上的兵部尚书段文振临终前建议：“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9]结果被他不幸言中。隋炀帝为防止诸将贪功轻进，竟颁布了一个不许专擅行动，一切要听他指挥的训令，称：
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10]
将在外，行动处处受制，一再坐失良机，这仗是没法打的。隋炀帝这道错误的训令，是造成第一次征辽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正月三日发兵后，至三月癸巳（十四日）炀帝亲莅辽水，诸军会齐，临水结大阵，高丽兵隔水防守。隋炀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桥成，但桥身短丈余不及岸，又被高丽兵阻击，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慷慨赴死，对人说：“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灸頞，瓜蒂歕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11]他自请为前锋，跃上东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金钗等皆阵亡。
隋兵死伤众多，仍不能占领东岸滩头，只好撤回。隋炀帝又命何稠接桥，两日后桥成。诸军相次攻上东岸，展开大战，高丽兵败，死者以万计。隋军乘胜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炀帝车驾也渡辽到城下。
攻城开始后，高丽兵眼看守不住了，便扬言请降。因炀帝有令，“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12]，诸将只得放弃攻势，驰奏请旨，等命令传达回来，城里又调整好防御兵力，继续抵抗，“如此再三，帝终不寤”，终于坐失战机，辽东城久攻不下，炀帝以死迫胁将士也无济于事。
隋炀帝又派一支江淮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溯浿水（今大同江）进至距平壤六十里处，在遭遇战中打败高丽兵，继续乘胜前进，四万精兵在来护儿亲率下直扑平壤城。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击佯败，将隋军诱入城中。隋军纵兵掠城，部伍大乱，高丽伏兵乘机出击，隋军大败，来护儿侥幸逃脱，四万士卒生还者不过数千。隋军主力在辽东城和平壤两战俱败，其余诸军尚在鸭绿水西，作为后续部队急调前线，人马皆给百日粮，还有排甲、枪稍、衣资、戎具、火幕，人均装备重量在三石以上。人马不胜负荷，虽有严令“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13]军士们还是偷偷掘坑掩埋，结果走在半路上就要断粮了。高丽大臣乙支文德诈称投降，来观虚实后急速渡鸭绿水而去。诸将为是否追击他又意见纷纭，宇文述也以粮尽欲还。
奉炀帝命有权咨禀节度诸军的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说：“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14]于仲文的火是冲隋炀帝最宠信的儿女亲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发的。宇文述这才不得已而从之，追击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见隋军有饥色，便打疲劳战，一接触便佯败，诱隋军追击，一日七战，等隋军东渡萨水（今清川江），到离平壤城三十里处，乙支文德再次遣使诈降，称只要隋军撤退，便奉高丽王高元前往炀帝驻跸处朝见。宇文述见士卒实在疲惫不堪，不能再打了，便答应退兵。撤退途中，高丽兵四面来攻，隋军且战且退。七月壬寅（二十四日）半济萨水时，高丽兵发起总攻，隋军大败，溃不成军。据《资治通鉴》称，一日一夜后撤四百五十里，逃到鸭绿水才站住脚，殿后的王仁恭打退了高丽兵的追击。此役唯卫文升一军独全，来护儿的水军闻讯也撤了回来。当初渡辽水的九军三十万五千兵，这时回到辽东城的仅有二千七百人，装备也损失殆尽。[15]
隋炀帝怒不可遏，当月癸卯（二十五日）锁系宇文述等引还。这第一次征辽战役，唯在辽水以西拔高丽的武厉逻，置辽东郡和通定镇外，余皆一败涂地，几乎一无所获。从国内形势看，征辽又岂止是一无所获，还搞乱了政治局面，引起天下骚动。一场深刻的亡隋危机，揭开了序幕。农民反抗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征辽的兵徭役征发使得他们难以承受。
仅从大业七年起论，二月壬午下讨高丽诏时，并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七月，江淮以南民夫赶往涿郡运米和装备，“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征辽还未开始，举国南北都已深深陷入征发备战的苦役中。特别是在赴辽西泸河、怀远二镇的千里运粮道上，“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16]
隋末农民战争终于在《无向辽东浪死歌》的歌声中爆发了。著名的发难者之一是拥众占据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南）起兵的王薄。他自称“知世郎”，编歌谣煽惑人们奋起反抗，歌曰：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横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
譬如辽东豕，斩头何所伤。[17]
漳南（今河北故城东）人窦建德，也在河北起兵，很有远见地分析形势说：“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他说服逃避应征高丽的孙安祖参加造反：“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18]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翟让、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人杜伏威等相继起兵，一时“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十二月甲子（十三日），隋炀帝敕由军队和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19]。另一方面，隋炀帝还没怎么把这初起的分散的小股农民军放在眼里，依旧按计划在翌年大规模再攻辽东。于是农民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在大业八年（612），史籍记载的新起的农民军有二十一支，其中，山东十四支，江淮四支，河南、关中和河西各一支。[20]由“天下骚动”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注释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六年十二月，第5653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六年十二月，第5653页。
3.金宝祥：《隋史总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六年十二月，第5653页。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七年，第5654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七年，第5654-5656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6，第3039页。
8.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八年，第5660页。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八年，第5661页。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八年，第5662页。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八年，第5661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八年，第5662-5663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八年，第5664页。此每石四钧一百二十斤，三石折今制的一百二十斤。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八年，第5665页。
15.《大业杂记》称宇文述十六万兵，败绩，死者十余万。《隋书·食货志》称“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
16.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十年，第5654-5656页。
17.曾糙：《类说》卷6，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437-438页。
1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七年，第5657页。
1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七年，第5658页。
20.唐长孺：《隋唐五代史》“隋末农民起义”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29页。
本文摘自胡戟所著《双面暴君：隋炀帝的生平、时代及真相》。
《双面暴君：隋炀帝的生平、时代及真相》，胡戟/著，岳麓书社，202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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