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火星移民将会发展出怎样的社会形态？

在生命科学、航天技术及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太空旅行与火星移民已从理论构想步入实践探索的阶段。这一蓝图背后，不仅伴随着技术和经济上的实操性考量，更触及到人类身份认同和社会结构转型等重要的人文议题。

近日，博古睿讲座系列第28期“行星多元主义：移民火星的人文对话”在北京三里屯中信书店举行。本次讲座采用对谈形式，2023—2024博古睿学者、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蒋运鹏作为召集人主持并参与对谈，另外三位与谈嘉宾分别是科幻作家郝景芳、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刘兵、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缪因知。

讲座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全面审视了火星移民的多元面向，围绕火星移民的群体构建与社会架构、行星治理新秩序与地火政治格局、技术革新带来的文化影响及随之而来的伦理困境等议题展开了探讨。

宇宙拓荒：星际移民的目的、代价与动机

讲座伊始，刘兵从虚构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分析了星际移民的可能动因及潜在挑战，强调现实条件限制下资源利用与未来探索之间的张力。在科幻叙事中，星际移民常被刻画为末日危机之际，人类为延续文明火种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这也因此涉及“幸存者选择”等伦理难题。而现实中的火星移民计划并非对“拯救”的紧迫回应，它更多地体现为人类拓展发展疆域的野心，承载着对未来的期许。然而，地球资源的瓶颈、星际拓展所需的巨额投资、技术投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构成了评估火星移民必要性时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火星移民是能否成为当前阶段的必选项，能否实现它所宣称的促进人类福祉的理想，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蒋运鹏认为拓荒与移民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基本要素，对埃隆·马斯克将人类转变为多行星物种的愿景表示肯定。马斯克的构想从文明演进视角和宏观战略层面具有合理性，但宏大目标在理念上的吸引力难以直接转化为实际操作中公众认可并付诸实践的动力源泉。此外，对于那些具备火星生存能力的精英人士而言，他们在地球上同样能够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因此，火星移民的心理动因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讲座现场

缪因知聚焦法律与公正的维度，指明当前私人企业的活动基于自愿原则，并未动用公共资金，因此无需获得公众支持作为合法性基础。首批星际移民类似于北美和澳洲的拓荒先驱，其行动多受冒险精神与探索欲望的驱使，而非直接关联全人类福祉或个体利益最大化。在实然层面的法律讨论中，应重点关注移民群体的实际需求和真实动机，功利主义理由并非其行动的全部基础。他认为，在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浪潮下，应对个体的迁徙自由予以尊重。若未来涉及各国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也势必引发更广泛深入的社会伦理讨论。当前的法律关键是，公司能否被允许行使准政府职能，相应的权利义务应如何界定。这预示了前所未见的案例类型，要求现有法律规则适时调整创新。

郝景芳则从经济学视角切入，指出政府囿于财政局限，在决策过程中倾向采取谨慎态度，火星移民的推进将高度依赖商业与民间力量的参与。她通过类比历史上北美移民逃避英王统治的动因，并借助区块链技术早期拥簇者追求“去中心化”、自由平权的案例，阐释了火星移民过程中可能蕴含的非传统动机。这些动机超越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体现出人类对更广阔空间的渴望和超越现有社会模式的兴趣。

火星治理：移民构成与社会属性

火星移民社会的构建标志着后人类世的到来，也意味着一套全新的制度实践与哲学伦理。人们必须分阶段审视其社会结构，第一批移民的构成会对火星社会整体的文化风貌产生直接影响。

蒋运鹏认为，火星迁徙模式与历史上航海登陆美洲及现代科考站运营的模式均不相同。一方面，美洲生存环境的容错率相对较高，而火星严苛的环境将决定移民必须具备专业技能与心理韧性；另一方面，与空间站常驻人员不同，火星之旅在初期可能呈现出单向程和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出发，返回地球将变得极其困难。因此，火星移民计划的实施将受到技术门槛和扎根火星的双重制约，这对移民群体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还可能伴随高难度的资质考核与选拔。

郝景芳以其科幻创作的敏锐视角，预言了一个科研为主导的社群所孕育的文化形态。火星社会将展现出迥异于地球历史上农耕与海洋文明的特质，其核心运作机制可能更接近于精准运行的自动化生产系统。首先，在极端环境下，清晰的规则体系和理性人的严格遵从是保障社会稳定与生存的必要条件。其次，智能化与自动化将成为火星社会的显著特征。资源的限度和封闭的空间决定了人类文明早期盛行的自由贸易和按权力分配的模式可能难以为继，在很长时间内，火星社会将采用公有制，同时结合人工智能精确勘探和调度资源，旨在减少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实现对公平与效率的双重追求。这种基于配给制和智能技术的治理方式将深刻改变人际间的权力关系与互动模式。

刘兵则认为，火星这一看似中立的空间实际立足于资金与人员构成的理想化假设，背后潜藏着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悖谬陷阱。在资源稀缺、紧急状况频发的太空领域，预设的理性原则和法律都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火星移民计划不仅意味着资源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也伴随着潜在的冲突与倾轧。

行星秩序：火星自治的新纪元与星际身份的塑造

《索拉里斯星》中写道：“我们不想要其他世界。我们想要的只是一面镜子。”星际扩张不但是在时空结构上扩张的物理行为，也为人类重审其存在意义提供自省的契机，将地球人类主体长期赖以定位自身的时空标识置于宇宙尺度进行衡量。

缪因知指出，在火星的主权与归属的争议中，存在“先占先得”和“提前商议”两种对立观点。

前者沿袭历史上“先占为王”的不成文原则，后者则主张延续《南极条约》（1961）和《月球和其他天体公约》（1984）的精神，确保资源共享和国际合作。各国态度的分歧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地球人是否有权宣称包括火星在内的诸星体为共同财产？这种观点是否隐含了一种地球人中心主义？流行文化中“火星人叛乱”的表述内含相似的历史偏见，透露出殖民统治的惯性思维。以加拿大责任政府自我治理的案例为参照，火星独立也会是人类发展的命运：当火星能够自给自足，摆脱对地球物质支持的依赖时，它将依据实际情况发展出独有的政治逻辑，自然地趋向一个自治的命运体，而不再是地球的附庸。人类或许将不得不在火星与地球的相对关系中重新定位自己。

火星生态还将催生出一种基于全新地质联系的后人类身份。蒋运鹏补充道，低重力环境和宇航压力将迫使人类的身体和认知结构适应并发生改变。随着时间推移，火星将演化为一个体量更大、分工更细致的综合性社会，初代移民也将衍变为更加多元化的火星本土居民群体。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生理上，如更强的体能和更高的智力水平，还可能影响火星人的文化归属感，因为第二代、第三代火星移民将有充分的生理学理由坚决拒绝认同地球人。

郝景芳承认火星人将发展出显著不同的身体机能和外观特征，但考虑到生理学构造仍然是物种的界定标准，只要火星人和地球人存在深层次的基因联系，就有可能触发一种基于共同起源或潜在亲缘关系的认同。刘兵以民族国家间斗争与和睦的交织的历史为鉴，类比地球和火星未来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缪因知进一步指出，同人种的国家（如英美）往往具有特殊的感情纽带和较为友好的外交氛围，这也为未来火星与地球的政治关系提供启示。

讲座现场

在讨论环节，现场听众展现出对移民火星的憧憬和对未知的好奇，向嘉宾们提出了诸如移民所需的能力、历史无法预判的情况、火星移民对地球的影响等问题。

针对过去和未来、已知和未知之间的连续与断裂，嘉宾们强调，预测未来并非历史学家的任务。未知之所以为未知，正因其超越了现有知识与经验的范畴。一旦可预言，便不再是未知。对于火星未来是否会变成“美丽新世界”的疑问，嘉宾们表达了中立且审慎的观点。即便基于当前已知的科学原理与社会发展规律，火星社会的未来走向仍充满不可预见的变数。

专制或民主、和平或冲突，将取决于适应性与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并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火星社会将有其自身的命运逻辑，我们无需过分担忧或企图强行控制。归根结底，人类无法将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从世界中排除出去，面对火星移民这一全新的人类探索活动，人类当保持谦虚与开放，给予其足够的耐心与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