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忘了这是以苏轼为名的“苏轼展”

王木 2024-07-23 来源：澎湃新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文学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传诵千年的诗词文章；书画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寒食帖》有感而书，写尽苍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文学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传诵千年的诗词文章；书画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寒食帖》有感而书，写尽苍凉。

近年来，国内举办了多场以苏轼为主题的大展，目前正在南京博物院举行的“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体量巨大，主题为“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据称经过三年的打磨，说实话，书画作品不少，就其数量而言，当然值得一观。然而，在150余件作品中，只有《治平帖》为苏轼书法作品，《潇湘竹石图》是否真迹一直存疑，而前者已在6月撤换。一个印象便是，对于这一展览而言，“苏轼”只是一个名头与符号而已。在观展十多分钟后，笔者便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个“苏轼展”。

苏轼行书《治平帖》（故宫博物院藏）引首明人所画苏轼像及释东皋妙声所书《东坡先生像赞》。（南京博物院举行的“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第一期展出作品）

笔者提前一周蹲点抢南京博物院入场票，再购入特展门票（印象里，国内省市级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书画展，似乎只有南京博物院一直“特立独行”地坚持收费），终于赶上了第二期的末班车。然而，走入展厅，面对第一件展品元代吴镇的《松泉图》（南京博物院藏），却不得不歪腰垂头——为何立轴，以手卷的方式展出？本以为侧重左侧题跋，再看长长的文字注解，分别讲述的是《松泉图》本身和吴镇画上的草书题识。

南博苏轼展第一件展品元代吴镇《松泉图》，立轴横放让观者频频歪腰。

如果在20世纪中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门外汉”式把中国书画的线条作为一种抽象的图式，这种立轴横放或可理解，但面对可以释文的中国观众（其中不乏专业人士），这一展陈方式，着实让人摸不到策展的用意。不过，随着看展的深入，逐渐感受到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普及性书画展，在150余件作品中，只有《治平帖》为苏轼书法作品，《潇湘竹石图》则是存在较大争议的作品，且前者已在6月撤换。是否“苏轼”只是一个名头与符号？在观展十多分钟后，笔者便已经忘记这是一个“苏轼展”。

据官方资料显示，展览以“达心适意”“写形传神”“诗歌绘画”“法中尚意”“书以学养”五个源自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书画艺术理论展开，每一幅书画作品，均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释（展览文字达十几万字），并认为，“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博大精深，所列篇章主题之间是相互融通，并非泾渭分明。”那么，展览是如何阐述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的？

南京博物院“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的第二期，展柜中为唯一一件苏轼作品《潇湘竹石图》（中国美术馆藏），其上黑色展板是对作品的阐述。

“十几万字”的注解，时时提醒这是“苏轼展”

在看展之前，有听闻对“十几万字注解”的争议，策展团队耗费心力，为每件作品辅以小作品篇幅的注解，但不少观众却认为过于冗长、主观，对于款识、题跋、印鉴着墨不多。

从现场体验看，“注解”的确辅助作品的解读，但中国画需要如此解读吗？

比如，在观看第二期唯一的中国美术馆藏《潇湘竹石图》（苏轼款）时，这一画作由邓拓捐赠中国美术馆，是否真迹其实存在较大的争议。虽然早已在屏幕和书本上看过多次图像，但画中竹叶用笔的灵动翻飞、背景云雾用墨的微妙变化，当然非印刷图像可比。

《潇湘竹石图》（中国美术馆藏）竹石局部

在长如作文的解读中，对于画卷最左端“轼为莘老作”的提示是需要的，不少观众在读到此句后折回前端寻找款识；又道“款识书法不甚典型”，不知是不是“并非典型的苏轼书风”？

语焉不详，让人猜想。其实倒不如把这一作品的真赝辨析处适当点出，倒是简洁明了。

《潇湘竹石图》最左端“轼为莘老作”。

展览对于《潇湘竹石图》部分解读文字，其中“如阅千里江山”的描述过于主观。

展览以这一件作品统领三个有关绘画的篇章。

第一板块“达心适意”出自苏轼《书朱象先画后》“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对此，笔者的理解是，苏轼首先提出了“士夫画”，认为文人作画为了抒发性情。这一论调在元初被赵孟頫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实践，开启元代绘画书法笔意入画、寄兴托志的风气，此后“元四家”的隐逸山水成为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再到董其昌追溯到唐代王维，以“南宗”论之。

黄公望《水阁清幽图》（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南京博物院藏

在南博的展览中，汇聚了除王蒙外的“元四家”，包括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水阁清幽图》和倪瓒的《鹤林图》（中国美术馆藏），倪瓒的《鹤林图》中的竹，让人想到他《题为张以中画竹》所写：“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如果说《鹤林图》和倪云林的“写胸中逸气耳”呼应《潇湘竹石图》以及苏轼的绘画理念，本是点睛。但不知为何，阐述此画的冗长文字最后落脚点在画中之“鹤”，并将其与苏轼《后赤壁赋》中“适有孤鹤，横江东来”关联，不免牵强。

倪瓒，《鹤林图》（局部），中国美术馆藏

一路看《松斋静坐图》（元佚名南京博物院藏）、《雪溪晚渡图》（元佚名南京博物院藏），到明代文徵明的《中庭步月图》，再到“清四僧”、吴历，自然画是好画，但为什么要冠以苏轼？这更像是一个古代书画常设展。

文徵明，《中庭步月图》（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此时再看，馆方所强调的“十几万字”的展览文本，大部分是在阐述“冠以苏轼”的原因，其中有相对贴合的，比如说《中庭步月图》是“文徵明版的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但更多则是自圆其说，比如，通过旁征博引将陈容的《云龙图》归于“达心适意”。或许没有这些文字的反复提醒、注解，除了《潇湘竹石图》，这个展览与苏轼关系不大。

无论是“达心适意”还是“写胸中逸气”，都是文人画的精髓所在，同时也注重观者的自我感悟，而“十几万字”的文本反将观众局限其中。

展览现场

未辨明“写形”“写神”，只见作品堆砌

“写形传神”板块出自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占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展览现场，上为《明人肖像》（佚名南京博物院藏）。

未展出的徐渭肖像

从上下文看，苏轼更重视传神，而更早前顾恺之“以形写神”就阐明了“写形”与“写神”的关系，笔者认为，“写形传神”并未与苏轼原意相左，或为突出这一点，策展团队在以文字阐述两者关系后，陈列了一组写真般的《明人肖像》以强调何为“以形写神”，细看也有另一番意趣，但与这一板块其他展出的人物作品[如元代佚名（带些赵雍风格）的《饲马图》（中国美术馆藏）、陈洪绶《杂画册》、曾鲸的《王时敏像》等]并不在同一语境中。倒是徐渭、陈淳的花卉更接近苏轼所说的“赵昌花传神”的意趣，而就《明人肖像》这套册页中，应有“徐渭肖像”，若与徐渭杂花一同观看将构成一种对话，不知为何这套册页中，“徐渭”一页并未展出。

陈淳，《观物之生四季花卉图》（局部），无锡博物馆藏

然而，这一板块展出的部分明末清初拟古人山水，与通常理解的“写神”相悖，欣赏画中笔墨的精到与南宗的传承足以，套上“写神”的概念，实在牵强附会。加之张路（明）的《苍鹰逐兔图》中对苍鹰和麻雀的刻画颇为概念，模糊了“写形”与“写神”。

与第一板块类似，后几个板块又是一次次对宋代以后书画常设展式的陈列，如果不论苏轼，不论“写神”，只看作品，也不乏可看性。比如，阎次平（南宋）的《四季牧牛图》、张复阳（明）《山水图》等不多露面的南博藏品，让人屏息沉醉、一看再看。

阎次平，《四季牧牛图》（春景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张复阳，《山水图》，南京博物院藏

展览未尽，一个问题萦绕良久，如果不以“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为名，只看作品本身，是不是更为纯粹？

洋洋大观，却混混沌沌

回顾近年来以苏轼为名的展览，2020年故宫博物院自家藏品为主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以历代书画、碑帖、器物、古籍善本等78件（套）文物，勾勒出一个立体的苏轼形象。展出的苏轼作品包括了馆藏《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治平帖》《行书题王诜诗帖》《春中帖》《归院帖》，展览从苏轼的交游圈与他所身处的时代说起，首先展示苏轼及其师友的作品，其中不乏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与王诜《渔村小雪图》对应展出。展览各板块紧紧围绕苏轼展开，可谓苏轼展的一个标杆。

2022年，在苏轼的家乡四川和流放之地海南先后举办的“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和“千古风流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侧重历史的在地性。

其中，四川博物院展出有《潇湘竹石图》《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阳羡帖》；海南博物馆展出有《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相比之下，此次南博，无论是展出的苏轼作品，以及与苏轼的关联性上均无优势。150余件展出作品数量是故宫展的一倍，洋洋大观却混混沌沌。比如，借展自中国美术馆的任伯年《东津话别图》连环画式的画风，显得出戏。

虽说书画文物大展，有三年休眠期的局限，加之南博本身并无苏轼作品的收藏，那么缘何要以苏轼为主题？另找切入点，精简展品，不失为更聚气的方式。

旅顺博物馆藏苏轼《阳羡帖》（原件自6月16日展出至7月16日）

其实，在距离南京不远，“‘殆是前缘’苏东坡真迹《阳羡帖》特展”正在宜兴博物馆展出，该展即便周末，也无需预约且观众稀少。虽也只有借展旅顺博物馆的《阳羡帖》（原件自6月16日展出至7月16日）一件苏轼作品，但馆方围绕苏东坡宜兴买田的历史，从城市文脉与苏轼的关联切入，辅以馆藏文物的展出，简单别致，让人印象深刻。

宜兴博物馆“殆是前缘”苏东坡真迹《阳羡帖》特展中，一位观众正在安静地欣赏《阳羡帖》。

这次南博的展览似乎是想借鉴多年前上博董其昌展，试图以一人串联中国书画的历史，但两者之间的策展功底与展览呈现却有着巨大的差距。

明末的董其昌是中国文人书画史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他的“南北宗论”上溯晋唐，影响至今。他的鉴藏包括了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当然也有苏东坡，当这些影响过董其昌的作品汇聚于上博展厅，不仅讲述了董其昌的书画如何被塑造，更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呈现。而南博只是以苏轼为起点，试图梳理苏轼对后世书画的影响，但似乎只是把手头可以展出的作品，反向套用到苏子的书画理论中，最终呈现不免含糊矛盾，或者含蓄地说“相互融通，并非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