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地区：现代世界史的熔炉

1492年，

哥伦布驶向蔚蓝的海洋。

他的三艘船队从西班牙出发，

一路乘风破浪，驶过阳光和风雨。

这首脍炙人口而作者不详的童谣，最后提到了巴哈马——欧洲人在美洲最先登陆的地方。这首歌也提到西班牙水手遇到的阿拉瓦克印第安人，尽管除了轻描淡写地说“他们为人善良”，“给了水手食物和香料”外没有太多论述。它的止痛性掩盖了暴力和冲突，而这些正是描绘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和汇入世界历史叙述过程中最重要的表征。的确，加勒比应该被看作是领先了世界历史发展几个世纪的先驱者。

哥伦布的船队

因为加勒比地区是欧洲人最早遭遇美洲的地方，也因此是第一个属于“新世界”而连接“旧世界”的地区，应该被看作是理解现代世界诸多历史进程的熔炉。这些进程，至少就本卷中提到的时代而言，包括移民植入和殖民、全球移民、奴役化、驱逐、经济转轨和同化，以及（非常短暂的）革命和国家建设。尽管加勒比地区曾最早面对这些问题，许多世界史学者却选择了忽视它，而倾向于研究人口更稠密的地区，比如亚洲和非洲。因此，在世界史领域内，对“旧世界”之间联系的知识的熟悉度，要比对存在于“新世界”中同样类型的联系的认知多得多。哪怕考虑到尽管相对于美洲而言，欧洲人对亚洲和非洲社会有更长久的了解这个事实，那么直到18世纪晚期这两个地区也依然没有完全融入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而当时包括加勒比在内的美洲殖民地与它们所属的各支欧洲势力之间的关系却已经开始恶化。

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研究美洲大陆、北美和南美的学者基本从不考虑加勒比地区。这样的忽视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岛屿并不是大陆。岛屿有限的地理也限制了它们拓展边疆的能力；而且，除了大安的列斯群岛（伊斯帕尼奥拉岛、古巴、波多黎各、牙买加）以外，随着更多领土被开发，学者们迅速地用完了岛上能供研究的土地。另外，岛屿对欧洲帝国的经济贡献与糖的单一种植绑定在一起，而这种经济贡献从19世纪就开始衰落，因为欧洲消费者能更轻易地获取从亚洲进口的新型奢侈品，相比之下加勒比群岛的生产缺乏多样性，却在糖的产量上加倍。

此外，肯定没什么帮助的另一点是，无论从历史的还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发展出单一的国家、地区甚至语言认同。相反，加勒比半岛在政治和语言上持续分裂，这是由于各方欧洲势力在每座岛屿的政治和经济上都有不同方式的介入——经常为在那里生活的所有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带来负面后果。尽管某些政策和实践至少为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好处，譬如各欧洲帝国对糖价的支持，但总体而言大部分政策都是在欧洲为了只考虑欧洲的利益而制定的。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在加勒比的居民的怒火逐渐升起；这股怒火并不是像其他地区发生过的那样因为缺乏政治代表性而产生，而是因为经济法规对加勒比人而言无理可言。因为缺乏独一的地区身份认同，加勒比在19和20世纪始终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并且由于地区内对自身问题的关注没有得到密切的联系和扩大，这种身份缺失也稀释了殖民话语。

尽管哥伦布的航行开启了新旧世界之间的交流，但这种初级的全球融合从未带来一种清晰的加勒比身份认同，也没带来关于这一地区长久以来对持续兴起的全球化所做贡献的历史观。这一点极其遗憾，这个地区应该能为历史学家提供太多有关全球往昔的精彩资料。尽管加勒比群岛直到独立后才发展出自己的国家历史，而且这还经常被排除在诸如墨西哥和美国这些地方的更大型的美洲国家历史之外，所有这些地方的殖民化和经济发展都属于同一段历史时期下的同一套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如果西班牙人没有为争夺亚洲商道而入侵加勒比地区，墨西哥和美国的国家历史则会截然不同（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讨论历史意外的问题，因为哥伦布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并没有成功地抵达亚洲的外缘）。因此，将加勒比地区置入一部融合的世界史之中变得至为重要，一部能反映它在“现代世界”开始之时的关键地位的世界史。

解决对加勒比地区的忽视的一个方法可能是新近强调大西洋世界的研究，此类研究将欧洲、非洲、北美和南美这些以海洋为界的四大洲联系了起来。加勒比位于南北美洲之间，也因此被明确地包括在大西洋世界之内。然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也有所缺陷。研究美国的学者有自己清晰的国家叙述，他们将大西洋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了殖民，并且逐渐寻找将美国的诞生插入到国际史中的方式。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因为它解决了在诸多方面深深侵蚀了有关西半球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但另一方面，它篡夺了加勒比地区所面临的如何被世界历史俱乐部录取的问题。强调北美大陆殖民地是更广阔的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后，有些学者再一次轻视了加勒比殖民地而将它作为一个小配角，这次是因为加勒比没有加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反殖民抗战——美国独立战争。富有的加勒比种植主和为他们干活的工人们都认为，他们的命运与为他们的产品创造市场的帝国集团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市场销售他们的产品，并带来食物作为回报。因此，忽视加勒比不仅歪曲了整个大西洋世界故事的全貌，而且没有提到在加勒比的非英属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很早就与它们的欧洲资本铸造起定居点。另外，这样的研究也忽视了一个根本的事实：直到18世纪晚期，所有的加勒比殖民地都一定比北美殖民地更能盈利，也因此更炙手可热——至少对欧洲人而言。

对西半球的学者而言，加勒比殖民地曾经是近代早期世界的重点；对世界史学者而言，可以将它看作是七百年后类似的交流如何被重复的缩影。加勒比也因此是考察历史的实验室中用以冶炼的熔炉。

殖民与暴力

哥伦布的航行在象征层面和历史层面上都为欧洲探险和移民定居打开了加勒比这道门，此后西班牙移民者跨洋越海，占领了大安的列斯群岛。他们修筑了要塞、建造了小型城市并发展了聚居区，后者为日后殖民西班牙美洲带来了方便。这些基础建设是以土著美洲印第安人口为代价的：西北部的阿拉瓦克（包括泰诺人［Taino］和卢卡亚人［Lucayans］），东南的加勒比人（Caribs），所有岛屿上的土著人迅速被欧洲水手和士兵消灭。他们殒命于旧世界的疾病，譬如横扫新世界免疫系统的天花，或者成为伊比利亚人到来之前新世界前所未闻的武器的受害者。到16世纪中叶，该地区的人口已经急速下降，西班牙人不得不开始将视线从加勒比转移到有更多美洲印第安人口的大陆上，这也意味着哪怕在被侵占、又被疾病和战争践踏之后，大陆仍有更充足的劳动力。

在岛上，土著人口总体来说并没有得到恢复，尽管西班牙人试着将美洲印第安人先作为奴隶从一个岛屿转移到另一个，但西班牙政府和教会谴责了这种做法，并鼓励将他们作为（薪水微薄的）工人，而且传福音使其归信天主教。西班牙人进一步将注意力集中在大陆，结果为其他欧洲入侵者打开了长达两千公里的更深广的地区，并因为军事能力不够而使得这片地区落入他人之手。英国、法国、荷兰，甚至丹麦开始思忖如何处理新得手的领域。所有国家都想到了非洲奴隶，并将这种做法在加勒比进行了复制。以下将就这一点进行详述。

因为西班牙总是关注位于西加勒比的更大型的岛屿（同时如何征服那些在大陆的强势帝国），并没有太多时间或精力保证加勒比东部小型的火山型岛屿（小安的列斯群岛）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尤其在1550年之后，这一点也让欧洲其他地区的入侵者得以进入这片区域；他们不断侵扰西班牙船只，并阻挠可观的白银从美洲流入西班牙。在1550年以前，北欧人来加勒比是希望与这里的西班牙人做生意；因为西班牙不允许与其他国民或国家交易，那些生意自然是非法买卖，但利润可观，这促使更多野心家跨过大西洋以期能横发一笔。北欧来的生意人不缺暴力，轻易打劫那些不愿意与他们交易的人，给了这个地区“凡事皆可发生，危险无处不在”的名声。

“暴力”也因此成为许多欧洲大城市对加勒比地区的印象。欧洲人将加勒比看作能够一夜暴富的地方，尽管也有一夜暴毙的可能。北欧统治者小心地鼓励移民，以此提升国债。更有甚者，他们许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这样的人及其船队侵扰西班牙船队，夺取本会成为西班牙国债的财富。这种成功分流西班牙白银的船长鼓励了其他并没有得到本国许可的年轻人来到加勒比，寻找他们自己的财富。17世纪伊始，这些暴富的手段改变了加勒比地区地缘政治。这些年轻人本质上是海盗，他们作为非国家行为人，通过在公海强抢、掠夺，进行财富再分配，推进了大众想象，也带来这个地区危险、无奇不有的名声。这种想象也假设苍白的欧洲人能够从潮热多变的气候中存活下来，而这并不是热带气候的特征。

海盗对西班牙财富的掠夺导致西班牙国债的减少，在旧世界同侪中的声誉也逐渐下降。毕竟，西班牙没能将海盗赶走，也未能减缓海盗的增加，更无法将其清剿。（因为载有西班牙人宝藏的船每年都在特定时刻远航，也因为洋流和海风，使得仅有两条航线可通行，所以舰队是最容易打击、但不断漂移的目标。）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在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登陆，遇上当地土著居民

如果说什么能持续吸引大众对加勒比的想象，那就是海盗了。大部分人对这个地区及其历史所知甚少，除了那里有海盗。无论从世界各地的迪士尼主题乐园还是加勒比海盗电影系列，许多人直接把这个地方与海盗联系在一起，想象那些海盗会随时打劫路过的寻宝船，或者如居民不交出宝贝就把小城市烧成灰烬。从某些方面而言，这种想象有其合理之处，那段时期这个地区的确有不少海盗，许多从北欧（后来也从北美）远渡重洋而来，希望借西班牙相对松散的边防一夜暴富。海盗们大部分出身于欧洲中下层社会，经历过极度贫困，认为在公海抢劫是逃离这种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在加勒比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但如果能成功活下来，至少有可能得到原来在欧洲遥不可及的财富。

许多人将海盗浪漫化，认为他们是反抗滋生不平等的体制的叛逆者；因为许多海盗船都有自己的海盗行为准则，涉及船只运行管理，发展出分赃方案，也为受了永久性创伤的人（比如失去了腿脚）提供一定补给，有些人因此认为海盗可谓是原初的民主斗士，在尚不民主的时代为近代早期政治提供了民主的趋向。这种看法存在诸多问题，深受海盗之害的人也一定会质疑。海盗依赖暴力夺取财富，可怜受害人天（不）时地（不）利；起初他们受到小岛上美洲印第安幸存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不是西班牙人，也表示会以西班牙人为打劫目标。但海盗们很快成了不速之客：他们侵占了部分更小型的岛屿，设立了控制区。成功的海盗手里有闲钱，让其他人眼红，并愿意用酒精、住宿和性换取金钱，然后也移民到加勒比为这些新贵工作。结果，许多加勒比小岛开始被开发，进一步减少了美洲印第安人口，增加了欧洲移民；后者或者转做海盗，或者成为那些冒险者的家仆。这种被浪漫化的反叛者形象形成了一种本质上重商，或至少与金融有关的成为海盗的动机。他们代表重商主义疯狂滋长所带来的合理后果。

通过殖民和暴力，曾经人口稠密且与世隔离的世界被带入亚非欧经济体，最终变得国际化。代价是几百万美洲印第安人的性命。与同地区未曾去中心化的大陆相比，岛屿的政治结构被大幅度地去中心化，尽管大部分岛屿被并入彼时正崛起的欧洲帝国之中。法律的源头远在天边，使得执法成为问题。如此扩散的权力和权威成为这一地区的特征，也逐渐成为其他帝国在其他地区的特征。

西班牙始终认为自己有权控制加勒比地区，要求英、法、荷等欧洲国家管辖它们在加勒比成为海盗的公民。这项要求没有受到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国家首府的认同。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已经通过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平分了美洲新大陆，其他欧洲势力逐渐开始无视这项条约，导致伊比利亚人不得不管辖他们自己的领域和条约的条款。这项工作非常艰难：美洲本身的确广阔，但加勒比岛屿之小（包括制造出边界的大型海洋）又使监控成为问题，尤其是那些需要长期监督的人通常都没有固定地址。更糟的是，那些负责执法的人员经常没有足够的资源完成任务：欧洲人面对自己制造的帝国，并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有力管理和一致监督。

从欧洲对加勒比诸岛的占领和后来的移民可以看出，欧洲如何逐渐控制他们认为理应归于自己统治的地区。这样的控制在加勒比地区比其他地方更为容易，因为这里大量的人口锐减。然而，对加勒比的殖民过程依然预示了之后几个世纪后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起初，几个欧洲人来到陌生的土地，希望与当地人做交易，无论是奢侈品或能用以购买奢侈品的白银。有限的交易出现之后，欧洲人最终开始控制整个商业和交换过程。出于各种原因，亚非居民并没有预料到欧洲人重商的程度。这让欧洲人不时改变策略和条款，挫败他们的亚非对手，衰弱当地政治。非洲奴隶贸易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印度的鸦片贸易是另一个。从加勒比到广东，欧洲成功地主导了他们所遇到的经济体系。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美洲，尤其发生在加勒比，只不过因为欧洲发现能够相对迅速地推广美洲的经验并控制整个南半球。

另外可能更有用的一点，是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早期接触看作是伴随着所有殖民活动的移民过程。检验最早如何被欧洲认识，又如何被纳入“旧世界”的交换网络的加勒比地区，可以从中生成一个理解几个世纪之后的全球互动的粗略模型。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包括欧洲和其他地区——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和文化实践一起注入了将被殖民的地区和社会。通常，殖民势力发展出能够使得它们进一步接管殖民地区和空间的进入点，并用有利于殖民势力的方式进行管理。在加勒比地区，这个过程历时颇久，尽管有新旧世界交锋而导致的加勒比地区人口迅速减少的有利条件。这种移民的缓慢速度可能有几点主要原因：（1）加勒比地区在地理上较为松散；（2）实际介入入侵的欧洲人其实不多；（3）当地土著居民的政治系统相对而言较为扩散；（4）不少欧洲的国家行为者在许多方面彼此对抗着行事；（5）当地人口的骤减导致更难找到可靠且温顺的劳动力；（6）欧洲殖民者对自己的殖民目标缺乏清晰的概念，因为他们从未真的打算去“发现”一个新的大陆。欧洲各国之间的重商竞争自然点燃了找寻通往亚洲新航道的欲望，殖民加勒比只不过是作为殖民亚洲的替代罢了。同时，被带入欧洲管辖的岛屿需要有一些能同时吸引新移民又能带来新的经济回报的东西。而这些岛屿并不特产香料或奢侈品，甚至没有白银。因此，在加勒比的欧洲人另辟蹊径，寻找其他能使得长途旅程物有所值的珍稀资源。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利用这个地区的相对优势，在他们的熔炉里放进能在一个全球化又重商的世界热卖的物品。

那个物品就是糖了，糖在16世纪的欧洲是一种既稀有又昂贵的奢侈品。将糖引入加勒比也颇花了些时间。尽管它早在1520年就被介绍到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但糖坊的规模依然很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糖作物才在加勒比附近得到广泛生产，使它变得更平易近人。17世纪中叶，许多加勒比岛屿生产了大量的糖，且产量持续增加。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还有丹麦人）想方设法用非洲奴工生产的糖换取西班牙白银。这些行为通常来说使得海盗的存在变得不再必要，重新塑造了这个地区整体的经济、环境和人口。美洲大陆停采珍稀金银之后（正如后来其他殖民社会和政治做的那样），加勒比有了一个戏剧化的转身，开始转向萃取资源。这个资源萃取的过程也在未来几个世纪中定义了加勒比地区。

蔗糖与奴隶

就像海盗主导了现代大众意识中的加勒比地区那样，糖与奴隶之间的联系也主导了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大多都将精力集中在这种联系之上。的确，很少能有加勒比历史不与糖或奴隶有关的，哪怕是关注在19世纪废除奴隶制后的时代的历史。历史学研究也更经常挖掘糖作为单一作物与在这个产业中做工的奴隶之间的诸多联系，或者那些通过他们在种植园别处的劳动来支持这个产业的人。

加勒比地区的学术研究曾尝试可以被称作“整体性研究”（holistic study）的工作，考察横跨整个地区的糖与奴隶史，但语言学上的障碍给这项工作带来了困难。尽管糖本身经常穿越边界，专攻某一语言学地带的历史学家却很少考虑发生在其他语言学地带的事；考虑到处理加勒比各档案馆文件中的庞杂语言所需要的语言能力，这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领域文献中的地理分化最为显著：很少有研究同时关注几个国家（如果有几个的话），更少有研究会比较，比方说，在背风群岛、古巴或苏里南共和国发生了什么。大部分研究领域都通过欧洲语言组来定义，并依据欧洲殖民模式来研究。这本身未必是坏事，但的确为未来的勘查建议了一个研究领域。奴隶制并不是在所有这些地方同时设立的，也并没有在所有这些地方同时结束。但它是在这个地区的不同国家被同时实践的，糖也几乎是所有大型殖民地上最为主导的作物。

除了这个常见模式之外，历史学家以外的普通人对17-18世纪时糖与奴隶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常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出于以下几点理由，这种情况颇有问题。第一，忽视了消费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一种作物的历史是总消费量从1700年4磅的年人均消费量增长到1800年的13磅，这点从定义来讲就意义非凡。（另外也据统计，1933年英国和美国的人均糖消费量将近100磅，并从此维持在接近这个数字的量上。这些高消费量是通过更有效的糖萃取方式才得以实现，加上工业食品处理中的糖与糖制品［譬如玉米糖浆］在许多商品中的运用）。第二，那种看法将生产与消费分离，这种模式一直持续至今。许多发达国家的公民很少考虑他们所消费的产品的来源地，无论是食物、衣物，还是所有其他物品。孟加拉的一家工厂倒闭可能会引起对这些联系的意识，但在短暂几天的义愤之后，消费者又回到消费中去，并不思考谁生产了他们消费的产品。因此更早些时候也是如此——欧洲消费者很少被提醒是那些非洲人，被迫穿越大西洋去移民，面对着非常凶险的生存机会，生产出欧洲人渴望的令人上瘾的糖。海洋使欧洲消费者得以在思想上与世界经济隔离，或仅仅通过过滤了的方式参与其中。这一点使得糖业经济长盛不衰，但缩短了它的生产者的寿命。将奴隶从欧洲人视线中移除也延长了奴隶制度，哪怕奴隶制并不是最经济的产糖体制，但它仍旧继续存在着。彼时，奴隶制当然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实践，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元素。

再者，被作为生产这种作物的劳动力而特别进口的非洲人不仅贡献了性命（死亡率在18世纪的几乎所有地区都可悲地高），还向新世界贡献了大量利润。而这种利润的代价通常是非洲大陆本身。尽管非洲人口最终有所恢复，但很难说输出12亿人口对那些送出奴隶的非洲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影响。加勒比奴隶的死亡率在19世纪早期的大部分地区都有所改进，但在17至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买进新奴隶、奴役他/她、再重新买进奴隶，都证明比买进奴隶、确保他/她得到良好的待遇并能健康生活产下后代要便宜。对人类感受（后来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感”）的如此肆意漠视,导致一种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其他殖民世界中出现的不对称的社会秩序。

糖产量的增长，加上几乎在加勒比所有殖民地都急速上升的奴隶进口，最能概括成熟期的加勒比殖民地。同时，更定期的跨洋交流和糖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利润提高（至少对奴隶主而言），使得加勒比各殖民地和欧洲都市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最早的糖种植主赚取了大量的财富，能回到他们故乡的欧洲国家购置硕大的豪宅安度晚年。很少有人愿意留在岛上，因为觉得奴隶制令人反感，也因为气候令人不适。其他年轻人追随他们的脚步来到加勒比，希望能复制他们的成功，自己也成为显赫的地产所有者——或至少能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升。但能这样做的机会开始消退，因为岛屿社会的地理边界决定了能够开采并投入耕作的土地的量非常有限，糖生产量的上升也意味着糖价开始下跌。许多岛屿经济也发展出小型中产或管理阶层，由专业人士组成，包括医生、律师、会计、经理，以及有一定技术的手工艺人，包括木匠和铜匠，他们来到这片地区致力于发财致富，同时也操练他们的行业功夫。尽管这些人都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很少有人能达到发笔横财的目标，而且与海盗的情况类似，他们被卷入一个受暴力驱使的重商体制之中。尽管如此，他们的存在还至少创造了一个为他们所熟悉的类似欧洲等级社会的表象，只不过他们身处的那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欧洲人不仅被非洲奴隶环绕，也在数量上被超越。

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加勒比社会都在18世纪晚期或19世纪早期才设立学校，要求父母们让子嗣（或者在偶然情况下，女嗣）接受教育以送回欧洲。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在欧洲和加勒比之间横跨大西洋的移民回潮的恒定潮流。殖民地被看作是晋升的过渡机会，就好像那些19世纪的国家，当时那些帝国设想自己在全世界的前景都是临时的，几乎像是场成人礼。的确，至少在英国殖民地，许多移民到/出加勒比的家庭也有移民到/出印度和帝国世界内其他地区的亲戚。人类为了“白人类型”的工作所做的迁徙，加上非洲奴隶（以及非欧混血克里奥尔人）的迁徙，为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等级提供了一种框架，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可应用，尽管在其他地方是由当地人填补了许多职位。在世界普遍废除奴隶制之后，亚洲雇佣工人又被运往世界各地去做那些比欧洲工人更低等的工作（加勒比也曾接收过它那部分的中国和印度苦力“coolies”，尽管他们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抵达）。

1780年，农民和他的妻子，后面是一位当地仆人

加勒比地区的全新社会等级的创立预演了世界各地其他殖民地的发展，也无可避免地和种族分层联系在一起。这种分层并非来自任何一种当地等级制，因为土著人早就被淘汰了，而是从加勒比的不均衡的人口分布而来，加上加勒比种植园社会中巨大的权力不均。来到加勒比大部分地区的非洲男性要多于非洲女性，这意味着非洲女性较难与男性奴隶建立（或维系）家庭。如果她们在种植园劳动，她们的生育能力很低，平均寿命都很短。欧洲移民中的大部分人是年轻男性，且普遍而言黑人与白人的人数比例达10∶1。由于能被选作性伴侣的白人女性相对较少，许多白人男性都有奴隶情妇，无论她们是否出于自愿，大部分情妇都是在住宅内工作的非洲妇女。

一部分加勒比海岛对跨种族关系有一定的限定，或对混血子嗣的社会地位有所限制，说明当地法律创立时的事后性（expostfacto），作为试图阻止大规模既发事件才设立。除了对他们的社会流动性有法律限制之外，混血儿与纯非洲后裔相比社会地位有一定提升，可以从事一些低微的、经常是非农业性的工作，或者在18世纪时，可以从事某些手工性质的或工艺匠人的工作。大体来讲，这些对混血种族可以达到的地位的限制在法律中有明确的定义，但并不总是可执行的。在某些加勒比社会，对肤色有明确的等级规定。至少总体而言，一个人的肤色越浅，这个人的社会等级越高；反之亦然，因为深肤色通常带来低等级。在殖民地出生的加勒比欧非混血儿通常比刚从非洲抵达加勒比的非洲奴隶等级高。然而，肤色也不总是与血统有关，因此照理是严格的等级制经常更具有流动性和韧性，尤其当与北美某些地区相比时。

跨种族交配为加勒比奴隶险恶的境遇提供缓冲作用的种种方式，已经得到一些尚不足够的关注。通过在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制造一个交界群体，跨种族交配带来了联盟，也为富裕的白人产生了一种维护秩序的方式。

在17世纪，也尤其在18世纪，奴隶制是主宰加勒比历史的那个组合的其中一半。糖当然是另一半。糖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来生产的作物，也是推动加勒比经济获利的作物。索取这种资源使得北欧人能与通过廉价美洲印第安劳动力索取贵金属的西班牙人竞争。北欧人最终赢得了这场竞争，因为糖的生产成本太低，又太具有成瘾性，帮助提升了需求。西班牙人甚至愿意牺牲他们的白银流入来换糖（以及烟草，另一种使人上瘾的新世界物产）。

要将加勒比看作是世界历史的熔炉则不可能不讨论资源索取的通行原则，正是这些原则定义了整个现代世界殖民地经济的特征。19至20世纪对这些原则的标准描述认为殖民地为正在工业化（和已经工业化）的欧洲社会索取原材料，欧洲进而为殖民地提供廉价生产的工业产品，例如棉织物。这类廉价生产的物品促进了殖民地的消费，但也改变了当地经济的性质，因为当地手工艺者——比方说印度的织工——就面对着对他们的编织物需求的减少。大批量生产的物品潮水般涌入亚洲和非洲之后，殖民地变得越发依赖国际都市来提供生活必需品。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棉织物的生产者成了棉织品的消费者。西方帝国扎根后，殖民地逐渐失去了社会独立性。

尽管这个论点在19至20世纪的帝国主义语境中能够成立，但对前工业时代的加勒比地区缺乏直接可比性。事实上，甚至有可能举出相反的例子。只有极少数殖民地能够负担得起欧洲生产的奢侈品；这种奢侈品对大部分白人而言停留在抱负的层面，对奴隶而言则是高山仰止。有些白人会不惜负债来得到它们，抵押他们的种植园和之后才生产的作物，以通过信贷来购买奢侈品。加勒比的奴隶通过他们在单一作物经济中的劳动使他们的奴隶主所生产的利润在洋行的账簿上有所表现。这些信用反过来使得欧洲居民（及其缺席的所有者）能轻易地通过借贷继续消费。

此外，通常受到保护的糖价为商人从欧洲消费者那里获取了足够利润，而前者得以将这些钱花在消费奢侈品（继而将财富转移给其他商人），或投资欧洲最原初的早期工业经济，无论直接或是间接。从这一层面而言，加勒比奴隶制度的廉价劳动力成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燃料，允许更多本该用来雇佣劳动力的欧洲额外资本进入其他经济领域，间接地包括后来为欧洲和殖民地市场大批量生产物品的欧洲工厂。在这个特别的例子中，加勒比生产者使欧洲消费者得以提高他们的消费量，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并使之转型。尽管糖是加勒比奴工在加勒比岛屿所生产的主要资源，但他们也生产咖啡、可可、牲畜和木材——还包括诸如棉花、烟草和靛青在内的其他产品。欧洲人或混血种族绝对不会做监督奴工的农业劳动以外的工作。食物通常是从这些经济体中进口的，尽管一部分加勒比岛发现允许奴隶有时间生产他们自己的食物能减少反抗的可能性，增加延长奴隶多几年的寿命的可能性。尽管这些行为有助于改善奴隶在当地的生活条件，但它们并没有在任何有效的方面挑战奴隶体制，而使得奴隶制在加勒比殖民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持续存在着。但是，这些行为却为日后世界其他地区需要相对温和的劳动力来索取欧洲殖民者前来索取的物资的殖民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式。

奴工的糖生产提供了一种大部分学者认识加勒比地区成熟殖民期的主要方式。这是对几乎所有殖民地的精准描述，无论哪一股欧洲势力控制着岛屿。糖产量较低的殖民地当然则参与了将糖出口到欧洲的生意；像荷属安的列斯这样的地方最多不过是中转港。加勒比的糖并不被它的生产者所消费；正相反，糖被装船运输，横跨大西洋，供欧洲人购买，欧洲人也增加了对这种作物的需求量，导致加勒比诸岛奴隶数量的增加以增加生产量来应对需求量。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大西洋一端持续增长的消费量要求的不只是另一端生产量的增加，而是一个定期分销网络，这当然在加勒比已经成型。纵览整个殖民地成熟期，贸易实践曾经受到极度限制，也曾有着清晰的法律规定。除了荷兰之外，所有欧洲势力都对贸易有所限制，也曾禁止某些特定活动。总体而言，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需要通过船只进行，其中船只属于母国，船员也必须由一定比例的母国公民组成。在西班牙和法国，举例来说，只有某些港口被准许接受殖民贸易。禁止性关税是为阻止外国产品和制品进入殖民地或都会而设立的。另外在许多地方，关税价格保证了欧洲商人能有一个最低的投资回报。加勒比的糖业巨头几乎没什么珍贵的选择权来决定他们依法售糖的地点。

尽管这些禁令在整个大西洋世界广泛通行，它们却经常遭到忽视或挑战。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意识到他们生活中的商业政策是为了欧洲商人的利益而设计的，通过为他们创造（或实际是他们中的一个小群体）一个对他们国家的属国殖民地的贸易垄断；由此而来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那些真正生活在加勒比的居民的重视。岛屿居民正当地辩驳道，贸易禁令从他们口袋里取走了财富，还要求他们从母国购买比离家更近的产品更昂贵或质量低劣的粮食和其他消费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等待从母国来的船只靠岸才能购买任何东西，定期地会有未满足的需求和短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在战时，某些殖民地会向所有人开放港口，以获取足够粮食来养活他们的奴隶）。尽管商业政策确保了跨大西洋贸易会有一个常规体系，同样的洋行也争辩道，维持商业禁令的到位使得他们定期和不断地受到侵犯。

因此，走私成了这个地区的新流行。所有东西都可以被走私，从购于邻岛的奴隶，到产于、出口于、又走私回走私者母国殖民地的糖，到除了走私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弄到的华服，到来自北美的食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帝国当局的眼皮子底下，从关税征收人员到殖民官，从水手到海军总司令。当地政府官员知道挑战走私活动会惹恼从事走私的人口，从而带来负面效应。这些从事走私的人口有能力通过向欧洲帝国管理者投诉而使得殖民地变得毫无章法。他们也可以通过发起挑战任何殖民官试图落实的政策来怂恿当地的不良行为。当地执政官与种植园精英之间本就不乏矛盾，包括如何有效执行商业禁令或是在何时因食物开始短缺的情况而向外国贸易开放港口。当地种植园主也可以让殖民官被欧洲母国召回，被迫做出自我解释，但其中有着一个离散优势：移除一个岛上潜在的规则执行者，而不用执行不受欢迎的法律和政策。从这一切来看，逐渐变得明确的一点是，贸易政策是为了都会的便利而创造的，而不是为了那些真正的生产者。遗憾的是，这一点也在日后欧洲的其他殖民地得到印证，也再一次说明研究加勒比并将其作为一个熔炉，可以为世界历史学家看待欧洲晚期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提供宝贵的洞见。或者换言之，对学者而言，与其将工业化之后发生的事或美国独立战争作为他们检验帝国主义的开端，他们更应该考察加勒比——向前追溯大量的历史先例。

尽管加勒比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界定殖民地的成熟程度，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故事的全貌。在17至18世纪的进程中，欧洲人彼此之间进行了多场战争；当殖民地被拽进母国的争端之后，这些战争也曾蔓延到加勒比。这样的结果是，殖民地有时会改变属性，从西属成为英属，或从法属成为英属（反之亦然）。这自然为一部分殖民者带来了问题，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转变在发生时都尚可谓文雅。但绕过商业法规的情况几乎从不间断，尽管这意味着适应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执行者。不断试着获得豁免政策，以便为了照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隶从邻岛和北美进口食物。殖民地被转手并卷入欧洲战争的种种方式，也意味着加勒比地区为那些对更近世的当代帝国在世界大战中如何征服人口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丰富的作为比较视角的历史先例。

卡哈马卡大屠杀，西班牙殖民者俘虏国王阿塔瓦尔帕

反抗与非殖民化

在18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期，当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顶峰、最后一批海盗被消灭之后，加勒比地区基本上从世界历史中消失了。从某种意义来讲，这是有理可循的，因为全球势力开始向前发展。加勒比确实在另外两个恰好彼此关联的时期中又出现过——尽管这两个时期之间相隔一个半世纪之久。第一个时期是海地作为一个国家出现时。这开始于1792年的一场奴隶叛乱中，也深受美国与法国革命的影响。这场叛乱实际由一系列战役组成，其中交战双方不断地改变所声明的政治立场。法国革命者最终控制了殖民地，但对如何给予圣多米尼克——这个利润可观的糖殖民地上的每个人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束手无措，尽管岛上的有色人种强烈呼吁平等，而岛上的白人人口则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在某些时刻，法国做好了宣布殖民地独立的准备，但又有些时刻，他们又考虑重新征服岛屿并重新加强奴隶制。海地革命（这是它的通行称谓，尽管海地在战争开始时还不存在）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并历时十年之久，它依然作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成功的奴隶起义而意义非凡。它向历史学家，也向奴隶主证明，奴隶人口在被逼到极致时所形成的反抗会有多么暴力。由于它导致法国被迫放弃殖民地，海地革命也被正式列为反殖民抗争，而反殖民抗争通常来说是在很久之后才发生于加勒比其他地区。在海地发生的抗争事件为后来的同类发展设立了一个模式：法国被赶出殖民地后其他欧洲殖民势力对法国的支持（甚至设法帮它重新殖民），提供了一个殖民势力会如何联合起来以试图最好地防止或避免它们的殖民地反殖民的早期案例。法国的损失也得到了赔偿，为日后其他殖民势力如何在失去殖民地后得到赔偿的案例设立了一种模式。

加勒比地区有时会进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讨论中的第二个时刻是非殖民化。这场运动大致发生在20世纪的加勒比，在二战之后。许多学者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是这段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海地一样，古巴革命也是一场以暴力对抗那些手握强权者的例子。然而，与海地不同的是，西班牙殖民势力早就在几十年前的暴力起义之后就放弃了古巴，这些起义和其他因素也使西班牙未能将古巴成功并入种植园体系。这让美国有机可乘，成为非正式的（有人认为是新的）殖民势力。因为古巴革命发生于冷战巅峰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两股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占据了有关卡斯特罗的古巴应当呈现何种样貌的辩论的中心舞台也就丝毫不足为奇。古巴也由此成为冷战在美洲，以及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频频发生的代理人战争（proxy battles）的一个案例。

除去这两个时刻，加勒比地区在19至20世纪的世界史研究领域中大体处于边缘地位；它已经经历过世界其他地区所面对的问题，因为它早已融入或抵抗过欧洲的世界秩序。这一点极其遗憾，因为亚洲和非洲的社会，更不要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可能可以通过学习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加勒比地区所体现的全球联系的历史，搜集到一些具有宝贵价值的东西。但尽管如此缺乏关注，加勒比社会并没有停滞，而不断地发展出对抗持续增长的（如今被解放了的）人口的贫困情况的方式，因为非裔加勒比人找到了大部分白人种植园主所不能接受的新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另外，帝国在全球扩张之后，那些拥有政治职位的白人通常希望能引进新的种族，尤其是印度或中国人，用作黑人和白人种植园主人口之间的缓冲。这一切都让人质疑，加勒比殖民地为何没有找到一种脱离殖民的方式。

大致而言，有两件事阻止了18世纪加勒比地区宣布独立而选择孤军奋战。第一，殖民地为足够的（白）人生成了足够的利润，或者至少足够的信用，因此没有足够的（白）人愿意终止殖民体制中那种受到限制但同时又受到保护的贸易。全面的民族独立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其中的风险并不是那些加勒比有权阶层愿意忍受的，因此他们停留在了他们自己——也是他们祖先——所熟悉的体制内。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奴隶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奴隶人口相对总体人口的比例更小，而加勒比地区则不然。后者区域内的白人是少数群体，因此他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奴隶的世界，或是一个有奴隶但没有由殖民属国提供的用以防止并歼灭起义的大型军队的世界。殖民者有可能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军队或购买军事保护，但考虑到加勒比殖民官频繁地抱怨种植园主不愿意支付岛屿的防御费用，这些就不会是易事。因此，与宣布独立恰恰相反的是，种植园反而成倍地增加奴隶的数量，希望从奴隶制中找到既维持利润，又允许他们继续当权的方法。

有关非殖民化的问题会更适合作另一篇论文的主题；在这里这样说就够了：稳固的种植园主阶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并没有选择向他们在欧洲母国的政府提出要求。奴隶们另外找到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也最终在20世纪中叶被解放之后以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身份聚在了一起谋生计。可能这样微小的进步是小型社会所能期待的全部了，考虑到他们现在仅在欧洲帝国的边缘，尽管曾经处于欧洲帝国的中心。对世界史学者而言，其中一定存在着一种模式。凝视加勒比历史的熔炉可以使之昭然若揭。

（本文摘自《剑桥世界史》（第六卷），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