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 陈冲，上海三联书店丨理想国，2024年6月）是电影人陈冲的自传性散文作品。祖辈与母亲的故事、平江路老房子的岁月，在《小花》摄制组的日子，独自踏上异国留学之旅，每一部电影不为人知的幕后，生命中的爱与痛楚、挣扎，经由作者的回望跃然纸上。本文选自其中“快乐的大篷车”一节。
《小花》剧照
我在剧团过了几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踢腿、练练绕口令、打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课堂里学习语法、记单词、背课文、写作业，这令我很不习惯。我每天盼望着星期天，可以回培训班跟同学们疯玩一天。印象里，骑车去剧团的时候街上似乎总是春夏，从剧团骑回学院的时候总是秋冬。
有时候，M会送我一程。偶尔，我们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他还来上外看过我一回，我们把整个校园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怀着惆怅的心情，转身回到寝室，将自己投入到乏味的介词里去。
学会准确地运用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做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观照命运的轨迹。
尽管我努力参与到学院单调而高压的生活里去，也结识了几位日后会成为好友的同学，但是我无法快乐起来。更糟糕的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违反了学院这样或者那样的纪律，经常被班长或系领导叫去谈话。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赵老师，他长得矮小，裤子好像永远拖在地上。据说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兵，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把年纪了还是副书记。当时的书记要比他年轻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大红衬衣，在校园里显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学反映上去的，还是赵老师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谈话。他说这里是学术单位，最好不要有文艺界的生活作风，这样影响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红衬衣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他见我沮丧，总是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天下课，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些谈话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点，记录在我的档案里，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都会为我减分。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赵老师说具体手续还都没有办，院方也还没有给出意见。潘导演是来跟我聊一聊这项工作，听听我的想法。
《小花》剧照
原来潘导演是受他的爱人张铮导演委派，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边走边聊，临离开时他留了《桐柏英雄》的书给我读。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卜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卜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施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邓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得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间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在《小花》中饰演赵永生的唐国强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记得我和唐国强的生日只差了八天，一过完我的生日，我就开始满街找蛋糕店，想买一块上海凯司令式的奶油蛋糕给他过生日。当年晋州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奶油蛋糕，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居然在唐国强生日那天，买到了一块。他吃蛋糕的时候，我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奶油小生”了，这个绰号就此诞生，并跟随他很多年，许多媒体都如此形容过他。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们有一次聚会，不知在谁的家里，庆祝唐国强结婚。记得桌上放满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录音机低声放着邓丽君柔情似蜜的歌声——“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飞尘里消失了……
那时我太年轻，每一次分离，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每拍完一部戏，我都像被恋人抛弃。回到学院的日子味同嚼蜡。我在课堂里坚持着，度日如年。没办法，十八岁的我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进学院前我对英语的热爱，已经被跟不上学业的压力和无趣的科班教育磨损为乌有。
珠江电影制片厂请我去演《海外赤子》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从珠影厂回来后没几个月，我又去演了滕文骥导演的《苏醒》。回头看，这两部电影其实都不适合我，但比起在上外，摄制组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
《苏醒》的男主角叫高飞，在我们相遇前，他曾经和当时最红的日本明星栗原小卷同拍过一部叫《望乡之星》的电影，据说栗原小卷爱上了他。我从上海到达北京那天，滕文骥让他骑着当时最新款的日本摩托车去接我。高飞穿着一条牛仔裤，蹬着一双牛仔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着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很酷，血液里都流淌着酷。我在摩托车的后座刚一坐稳，车就嗖地飞上了大街。高飞骑得很快，拐弯时把身体压在一边。我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到达。
拍《苏醒》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猎。那天我们开了两辆军用吉普车，同去的有几个当地的猎手，都是退伍军人，还有高飞和许还山。记得他们不愿带一个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极力劝阻我。可我想显摆一下我在射击队学的本领，就固执地跟他们上了车。
我不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什么，只记得那里荒山野地一片白雪皑皑，根本没有路。我们扛着步枪，艰难地从山脚往上爬，一路寻找兔子的足迹。大概在半山腰的时候，我没跟上，被他们几个落下了。在我四处环顾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一脚踏空，滚下去好几米。起身后我意识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会冻死在山上。一想到这儿，我就拄着步枪拼命往高处爬。不知过了多久，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山间突然回响起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也意识到我走丢了。我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同去的猎手们把我们带到一栋半塌的木仓库里避风。高飞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举枪就射。老鼠开始乱窜，我也举起了枪。突然，一个形同骷髅、衣衫褴褛的人从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来。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眼睛在刹那间同时闪出恐惧、凶残和疯狂。我们惊呆了。带我们去的猎人马上跟他说，我们来山里打猎，一会儿就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突然用虚弱和可怜的声音问，有干粮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着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从哪里逃出来，又想逃去哪个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偶尔有人会拿出跟我的合影，给我看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时刻，而我却不一定记得。但是那个跟我只有过几秒钟对视的陌路人，却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记。
拍完《苏醒》后，我原本应该回到上外继续我的学业，但是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滞留在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
一位编剧朋友在北京，答应让我住到他家里。他和爱人，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住在里间。我睡在外面一间很小的厅里。每天，他领着我坐公车到处见领导或他们的子弟，解释我的情况。有时回家后，我会听到他和爱人在里屋压低了嗓音激烈争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女友家。她住在空军大院一栋很大的房子，还有厨师做饭，生活非常舒服。但住下不久我发现，朋友的母亲不喜欢我跟她两个儿子来往——想必是对演艺界有偏见，我就自觉地离开了。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几次家。刚在一个地方住下，就开始想下一个地方，总是怕自己住长了，会让人嫌弃。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护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时候，我跟着编剧的几个哥们儿骑着摩托车去了天津。一路上阳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庞，劲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车速激发着我们的胺多酚。我们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车队一样势不可挡。到天津后，我们下榻在一栋殖民风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个过去家底殷实的资本家公子。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丰盛美味的早餐——八宝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条、馄饨、煎饼馃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热气腾腾的一大桌，香气扑鼻。
两天后我兴致勃勃回到北京，却发现我的护照又被拦下来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酿成一切悲剧的酵母，责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发誓在拿到护照前决不允许自己再快乐。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见这位编剧的爱人。她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她还说当年她丈夫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惊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稀能看见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走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沉默的样子，我们目光偶尔接触到时他眼里闪过的异样和随后的脸红……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也许是因为他抽太多的烟，所以声音有些沙哑。喝醉酒的时候，他爱搂着身边的男人讲话。记得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及谈论他曾经读过的书。我跟他从进《苏醒》摄制组开始，到我们一起办妥我的出国手续，有一年多的接触，但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感情困境。
临去美国之前，M来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别。印象里那是黄昏，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床上放满了肥皂、毛巾、擦脸油、书本和相册等等，脚边的皮箱打开着。我们贴书桌站着，身体靠得很近。多年后我们讲起那天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自己却忘记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泪的人。我们互相不舍，一定说了什么重要的话，重要的嘱咐，我也忘记了。但我莫名地记得，他看着我的侧脸说，你像栗原小卷。记忆真是一个粗心的裁缝，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说后悔那天没为我擦泪，没有抱抱我。不知为什么，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想上影厂培训班时期遥远的时光，就好像忘记了。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还记得那个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吧？是那个作曲的女儿吗？对，电影《红日》的作曲，他女儿在美国一家交响乐团拉首席小提琴了。哦，小姑娘还真被她爸打出来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猫鱼》， 陈冲，上海三联书店丨理想国，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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